（本文是笔者根据2010年前后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进行的集中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文中阐述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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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回到鸦片战争以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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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此之前与印度共同占有世界GDP 40%以上的中国（例如：Gunder Franck的“Reorient”中，就有这样的推算），被西欧的殖民主义势力瓜分了。从属于中国的越南等亚洲各朝贡国也逐次沦为西欧的殖民地。1895年，中国在日清战争中败于日本手下，最终注定了中国册封体制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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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人将自己居住的区域自称为“中国”，似乎还是在进入清代以后，此前则使用各个朝代的名称）之所以遭受西欧的蹂躏，有两个原因：一是工业落后；二是国家征兵、征税的力量欠缺，即：国家制度落后。
在11世纪的宋代，中国领先西欧数百年，经济繁荣，并建立了巩固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西欧那样的产业革命，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国民国家”呢？这有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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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产业革命，即：为什么没有率先开始使用机器，批量生产商品的问题，历史学家们的见解不一。
我个人的看法极为平凡，就是“即使那样做也不赚钱”。在西欧，批量生产是赚钱的。16世纪以来，西欧储蓄了自南美大量涌入的金银，17世纪后，又进行大批非洲奴隶交易，积蓄了资本（1000多万人被从非洲卖到北美，每人身价相当于现在的10万元左右）。西欧将这些资本投向了“用机器大量生产能够对抗印度优质棉纺织品的产品方面”——这就是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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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棉纺织品畅销欧洲（英国对印度棉纺织品课以高额进口关税），在北美等殖民地，甚至在印度当地，销路也不错。
就是说，英国在产业革命中生产的产品找到了市场，赚了大钱。而且，在英国的有钱人中，很多人把经营实业致富看作人生的意义，具有“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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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国民大部分是农民，身穿自己手工缝制的衣服，以此自足，不尚奢求，而且也没有余钱多买。
所以，拥有资本的人若向工业化纺织品生产投资，找不到产品的销路。另外，有钱人似乎也缺乏企业家精神。诸如盐的流通等大宗产品的销售，均由政府实行专卖制，加以掌控。所以，即使有钱人具有企业家精神，也很难发挥。在经济活动中，政府介入的力度过大，人们就会失去企业家精神，经济就会失去活力。结果，在中世纪以后的中国，资本就被用于购置土地了。就这样，宋代以后，成功致富的模式，就变成中科举，当大官，积小钱，买房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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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西欧各国把“国家”建成了一种战争机器（机械、装置）。也可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成了一种模式。英国以海军对抗殖民帝国西班牙、海运大国荷兰，逐渐壮大起来。为了建成欧洲首屈一指强大的海军，英国征收欧洲税率最高的物品税，而为了管理税收，又急剧增加了税务官（当初很是腐败，为了清除腐败，花费了1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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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动用其强大的军队，在北美及印度大陆打败了法国，建成了首屈一指的强大的殖民帝国，而且，还从殖民地横征暴敛税金（从印度横征暴敛的税金，足以抵消英国的贸易赤字）。英国还修建铁路，把产品甚至推销到印度的乡村。就是说，西欧各国依靠国民国家、强大的军队和殖民地、以及产业革命这“3要素”，奠定了其后长达300年的世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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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两国疲惫不堪，很多殖民地获得了独立，殖民主义基本宣告终结。但是，即便如此，世界的工业中心仍然在所谓发达国家之中，金融、传媒也被欧美掌握。另外，二战后世界的主要问题转为美苏对峙，即：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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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国资本开放，工业飞速发展。西欧的产业革命自19世纪到20世纪，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他们的权利意识，带来了民主主义，也带来了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产业革命——财富的源泉，也逐渐惠及中国和其他国家。世界的主要动向从美苏对峙——冷战，转变为殖民主义的彻底的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独立了，但如上所述，在经济、金融、传媒等方面，原殖民地国家还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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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中国和印度创造了世界GDP 40%以上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回来了，证明了基于儒教型社会秩序的社会，比基于个人主义或自由的社会更加优越。”
但是，中国历经150年之久的辛酸重新返回的世界，并不是单纯地重现19世纪以前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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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与21世纪的差异——所谓“公民社会”、“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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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19世纪以前的世界与今天什么地方不同，我看可以一言以蔽之：“社会性质不同”。如前所述，工业化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收入，把他们提升为所谓“中产阶级”。人，基本上是向往自由的（尽管有些人服从长者的习惯渗透骨髓，例如在中亚），因此，在收入有保障、没有什么必要依赖他人时，人就开始要求自由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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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开始出现的17世纪西欧，人们逐渐明确地意识到了“个人”或“自由”。当时生活在英国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鼓吹自由的重要（他指出，不仅自己的自由，他人的自由也同样重要，并不是说只要自己好就行）。在18世纪的美国，人们积极学习约翰·洛克的哲学（美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研究了西欧的国家理论），约翰·洛克的哲学也成为独立后合众国宪法的基本理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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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放任容易产生社会差别，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这是希望通过控制分配，缩小社会差别的社会主义设想。
另外，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指出：“政府是人建立的，所以，政府与人是平等的。两者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个人向政府纳税，政府对个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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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过于强大，人的权利就容易受到侵犯，因此，法国法学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主张“三权分立”，试图通过议会、政府和法院三大机构相互批评滥用权力的行为，相互制约，以防止出现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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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告诫政府不要过分干预经济活动。他指出，“市场”就像是“看不见的神的手”，经济活动是可以在没有政府过分干预的情况下，自然地找到平衡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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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欧美社会以及战后的日本社会，都是建立在这些哲学和原则之上的。这些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了上述各项原则。
人们常常使用“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个词。如果去华盛顿，例如到马萨诸塞大街等处去，就会看到街道两旁排列着餐馆或俱乐部，每到午休时，大学或研究所的专家们以及国务院的官员们，就会来共进午餐。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中东“民主化”的道路——这个时候，他们采取的基本立场“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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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上所述，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理念是从西欧传到美国的，与其说是“华盛顿共识”，不如说是“伦敦共识”或“巴黎共识”。但正是因为将其称之为“华盛顿共识”，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是美国推行的理念。而实际上，这是经过了工业化的西欧社会的人士，深刻洞察了人性之后，提炼出来的一种价值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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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天的世界与19世纪以前的世界不同。在经过了工业化的当今世界上，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具有以自立的个人为基础的现代价值观。即使说要回到19世纪以前的世界去，全世界的大部分青年恐怕也是不会跟着走的。
（截至2026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践踏了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原则，企图用美国西部拓荒时代那些粗野之徒的行为准则——即“武力”——取而代之，但因在中期选举中的失利而逐渐受挫。此外，在美国首都及各地政治中根深蒂固的民主决策过程，绝非特朗普这类特立独行之人的行为所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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