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新倾向

（本文是笔者根据2010年前后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进行的集中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文中阐述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要点。本文旨在通过讲述笔者的人生经历，让读者了解日本和其他国家社会的一面） . 1973年9月，我告别了令人怀念的波士顿，飞越大西洋，经由伦敦，前往下一个留学之地——莫斯科。 我要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一年，掌握俄语。路过伦敦时，我运用自以为在美国已经掌握的“英语”，和出租车司机讲话，但是讲不通，他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只有苦笑了之。这不仅是因为两国的英语发音等不同，而且英国各阶层讲的英语也是大相径庭，所以，结果就只能如此了。 . 终于，飞机飞到了莫斯科上空。那是一个夜晚。我听到机上广播说“马上就要降落了”，就向下望去，但是，什么也看不见。现在回想起来，机场附近是一片森林，当然一点儿光亮也看不到，而且，当时莫斯科市内也是一片昏暗，所以，无论怎样，都是看不见的。机场大楼与西方截然不同，土里土气，冷冷清清。 . 在生活和美国不同、很多地方不方便的莫斯科，是不能什么都自己干的。日本使馆人员到机场来接我，坐他们的车前往莫斯科市内。1个小时后，他们告诉我说：“到了，这就是莫斯科。”当时我的感觉是，昏暗的街道两侧，低矮、老旧的建筑很不舒服地睡着。由于有昏暗的街灯，所以禁止汽车开前照灯（这是仿效法国。后来我从莫斯科开车去过法国，那里规定，即使在没有街灯、漆黑一团的乡间高速公路上，也不允许开前照灯，对此真是毫无办法。如果开前照灯，迎面而来的大卡车就会立即开启强光前照灯，报复你）。另外，街上没有行人。清冷的街道两旁，排列着商店，打出“鱼”、“鞋”、“水果”、“蔬菜”、“肉”等招牌，但不写商店的名称，只写商品的名称。 当时，日本的外交官即使在莫斯科大学留学，也不允许住学校的宿舍，而要住在市内外国人专用的公寓里，走读。我到这座公寓去一看，塑料地板上，积着一摊摊泥，电灯没有灯罩，也没有洗衣机，所有用具都要自己置办齐全。到了这种时候，和在美国生活时一样，日本大使馆是不管的，只有独自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了。我记得，我曾雇卡车去买洗衣机、电视等等。 . 我在美国学习了2年俄语，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还雇了私人教师，练习会话）。到了商店，我说“我要改锥”，居然一次就讲通了，我高兴极了。在日本，人们也认为，外交官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特权阶层，日常生活中的事，独自一人什么都不会做。实际上，外交官比一般日本人具有更强的生活自理能力。不过，我费了好大劲买回来的所谓洗衣机，真是一个不得了的物件，按下开关后，就在地板上扭来扭去，发出巨大的声响，搅动着衣服。取出洗过的衣服一看，领子、袖口都磨破了。所以，自那以后，我就在浴缸里用手洗衣服了，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 从公寓到莫斯科大学，要坐30分钟左右地铁，加上走路时间，共需要1个小时。乘地铁上学，对于侧面观察俄罗斯人的生活状况很有好处。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去莫斯科大学注册时，在儿时从照片上看到的类似高塔的建筑物前，尽情地舒展了一下腰身。25名外交官苗子中，我的同事们已经完成为时两年的留学，开始工作了。但我还剩下这第3年的留学，而且我还是自由自在的。我是因为这个念头舒展身体的。俄语、中文、阿拉伯语，这些难学的语种是要留学3年的。 我在莫斯科大学留学了1年，这也是充满着新的发现和经历的漫长的1年。我找到后来的妻子，也是在莫斯科大学。她是从丹麦来的留学生，研究俄罗斯民间故事。 我决定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文学专业。在大使馆工作的学长曾劝我学习政治或法律，但我在哈佛大学已经对这些科目学腻了。我觉得，学习语言最好是学文学，而且，本来我就喜欢文学。我认为，这是我学文学的最后的机会了。 . 就这样，我作为研究生院的一名研修生，进了莫斯科大学的文学系。莫斯科大学与欧洲大学的传统相近，研究生有指导教师指导。而在哈佛大学，即使进了研究生院的硕士课程，也没有老师指导，放任自学，所以，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很难系统化。而莫斯科大学每周都指定应该阅读的书籍，到了下一周，老师就会问你从书中读到了什么，让你做一个说明，然后指出你的不足之处，再指定下一周你应该看的书。所以，虽然我不像在哈佛那样花很多时间看那么多书，但也常常把自己关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列宁图书馆里读书。温暖的图书馆的窗外，雪花静悄悄地纷纷飘落——这是给我留下莫斯科原始情结的景色。 . 我选的专业研究对象是普希金和契柯夫。当时正处于勃列日涅夫的鼎盛时期，共产主义在表面上还是很强大的，但是，在文学分析书籍中，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理论的分析，只在前言或最初的1、2页中可以看到，其后就开始进行扎根于欧洲学术传统中的切实而深刻的分析了。 . 文学系也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座，我也去听过。文学系里女生多，她们3人一伙坐在一起，只有一个人记笔记，另一个人在课桌下织毛衣，还有一个人把教科书立在课桌上，躲在背后看其他的书。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在当时的苏联，也不过是如此遭遇。 开始上课后不久，教授发现了我，说：“没有得到批准的人请出去！” 但20年后，就在这宽敞的阶梯教室里，我发表了讲演。苏联解体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座也被取消了，而就在这里，日本的外交官发表了讲演，这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 当时的苏联，许多制度与欧美不同。例如：图书馆的图书全部由管理员从书库取来（不许读者从书架上自由取下，查看内容）。在商店里，要先去收银台交付所购商品的钱，领一张购物凭证（小票），然后把它交给货场的店员，才能领取商品。这后一种制度，当时法国等国也在实行，可我不知道。 有一次，在图书馆里，我提过意见，说：“西方不是这样做的！”于是，一位中年妇女管理员生气了，回敬了我一句：“俺们这儿就这样！”当时的苏联人不知道自己的制度不合理，却抱有一种强烈的自信（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丧失了信心，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 尽管如此，但是美国文化依然渗透了当时的苏联，学生们都想穿“牛仔服”。虽然当时俄罗斯人想回避与外国人的接触，可是，为了得到牛仔服或电视，却又总是在寻求与外国人建立关系。 . 人们认为，苏联是一个规章制度十分严格的社会，这种看法也有几分道理。但是，苏联这个国家，与其说是一个自己创造新财富的社会，不如说是一个“分配”现有财富的社会，因此，只要在其相互依存的结构中，老老实实遵守规章制度的话，也有充满人性温情的一面。但是，“与众不同、我行我素”的人将被严加管束。这在某些方面又类似曾经奉行集体主义的日本社会。 . 但是，俄罗斯人与日本人相比，他们的感情波动更大，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更多。这是因为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生活，从中孕育出的“故事”的规模也是宏大雄浑的，非日本可比。如果说我在莫斯科的1年学到了什么，那最大的收获恐怕就是体验到了广阔的空间中充满的音乐与故事吧。 这故事在普希金的诗中得到讴歌，那细腻的情感，在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及戏剧中得到描绘。后来，我回到日本感到怀念的，就是这种空间的广阔和俄罗斯的旋律所体现的故事和情感。这些都展现在我以苏联解体为背景写作的长篇小说《遥远的大地》中了。该书已出版俄语、日语和英语版本。电子版目前仅提供英语版本。感兴趣的读者请将其翻译成中文。 https://www.amazon.co.jp/Land-Legend-Dream-English-ebook/dp/B003CFB53G/ref=sr_1_1?__mk_ja_JP=%E3%82%AB%E3%82%BF%E3%82%AB%E3%83%8A&crid=3EQCIR8BFJIJ&dib=eyJ2IjoiMSJ9.2Uu3ozZ1bsT6YP4xNmZhIg.TSosZOHuo4wQ_QlHUWqS281jupqrEJcsJrOpMoQeQxI&dib_tag=se&keywords=Akio+Kawato&qid=1792209999&s=digital-text&sprefix=akio+kawato%2Cdigital-text%2C240&sr=1-1

（本文是笔者根据2010年前后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进行的集中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文中阐述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要点。本文旨在通过讲述笔者的人生经历，让读者了解日本和其他国家社会的一面） . 英语暑期班 那年（1971年），包括我在内，共有7名外交官伙伴去美国各个不同的大学留学。最初的1个月左右，我们在美国中西部偏僻乡镇Carbondale的一所大学里参加夏季英语讲座。 .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心里有些打鼓，不过，我们7人中有一位了解美国，使我们增强了信心。另外，在Carbondale，我们7个人总是一起活动，成天打麻将，没怎么学英语。日本青年所欠缺的是英语口语能力和听力理解能力，但美国的语言课程却侧重于写作，因此并不适合我们。 夏季讲座结束后，我买了一辆二手车，装上全部行李，独自一人驶向东海岸的波士顿。孤身一人，面向地平线的远方，奔驰在美国的大平原上，真可谓自由奔放！ . 在国外，本来就脱离了国内烦杂的人事关系，所以，美国的自由常常被看成是一种过度的夸张。实际上，在美国也有背地里说坏话的，也有勾心斗角的，很多事情不是通过公开讨论决定，而是暗地里事先谈判决定。但是，1971年，当时美国还处于嬉皮士的全盛时期，美国白人中，把“实现自我”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价值的自由主义还很盛行。日本外务省是很严格的，能够将根本没有出过国的年轻人单独放飞到异国社会上，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了解美国这种社会的优越和严格的。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很多事情，但是，你要自己个人承担起其结果所带来的责任。 . 拼命学习英语、俄语，研究苏联 我驾驶着二手车，第一次开进波士顿的时候就发懵了。哈佛大学分布在剑桥城各处，我不知道开到哪里去才好。按规定，我是要住在学校宿舍里的，可是，宿舍在哪儿呢？要办什么入住手续呢？我一概不知。即使我可以讲几句英语，可是对方一开口，我就傻了，全听不懂。至今我还是一点也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找到宿舍的，把车停到哪里了。 . 走进宿舍的房间，我的美国室友（由大学方面单方决定）已经在房间里了，今后1年，我将和他使用这同一个房间。这是学习英语最好的方法。至今我还记得，室友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开灯按这个开关——这叫‘开关’。日本有这个吗？” . 由于哈佛大学拥有世界第一学府的名声，所以，在这里学习的人可以体验到一种特别骄傲的心情。但是，学生们的负担也是很大的。当时，我在外务省的工资大约相当于70美元，加上出国补贴，一共500美元左右。支付了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以及购买书籍的费用等等之后就没钱了，或者就欠债了。结果，留学美国2年，我欠了日本的银行纽约支行的很大一笔债（后来去苏联留学，几乎不收学费，才还清了债务）。 . 学业上的负担比金钱的负担更大。我们1学期必须上4门课，每门课都有大约15本“必读书及参考书”，每本书10到20美元左右。10×4＝40——这40多本英文书，按照总页数算起来，必须每天看200页才能按期看完。东京大学是日本最高学府，有的课也用英语上，而学习10页英语论文就要花上1个月。这回突然叫我1天看200页英文，可想而知，我会是一种什么心情。 . 那个时期，我早晨起来就去食堂，然后直接去教室上课，空余时间全部都在图书馆里看书，直到深夜。就是说，我每天都在宿舍、教室、食堂、图书馆之间循环往返。学校里图书馆很多。另外，ＭＩＴ（麻省理工学院）还有昼夜24小时开放的图书馆，开车去大约10分钟，我也常到那里去。在那里，学生们就在地毯上和衣而睡。 （哈佛大学的许多建筑都很老旧，没什么特色） . 每天看100页英文书（看200页实在不可能，而且美国学生也没看那么多。但是，他们能够有选择地看，速度比我们快多了），集中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还用英语学习俄语，除此之外，还要学习英语——这种三重苦难的生活一直持续了2年，但从此让我养成了随时学习的习惯。 . 而且，度过了这三重苦难的2年之后，我获得了硕士学位，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20年后，我做了总领事，前往波士顿赴任。而这座城市的人，最次你也得是哈佛大学的硕士，才把你当作一个够资格的人对待，因此这个学位帮了我的大忙。 . 尽管如此，我在哈佛时还是根本没有掌握俄语会话，所以，留学1年后，我去了暑期学校，集中突击俄语。波士顿北方的佛蒙特州有一座小镇Middlebury，那里的Middlebury学院暑期学校以严厉著称。俄语、中文、西语、德语、法语、日语等各语言班都各有一个宿舍，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上课时自不必说，就是吃饭、喝酒时也不许说英语，说一个英语单词，就要被大家罚款1美元。 . 这对美国人来说很难受吧，而对我来说，讲英语和讲俄语都同样难受。尽管如此，在这里，我能够和美国学生在完全同等的条件下竞争，所以，我喜欢上了这个暑期学校，下一年我又参加了这里的讲座。在哈佛的第二年，还跟私人教师学习俄语，因此，第三年转到莫斯科时，我已经能讲不少俄语了。 .就这样，我已经能够相当熟练地讲日、英、俄三国语言，成了tri-lingual三语人才，但也为此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第一年的夏天，暑期学校结业后，我还曾把自己关在落基山脉的一座山庄里，独自一人练习过俄语发音。 . 那个时期的美国，至今令人怀念。那时，人们的收入没有现在这样的差距，中产阶级谦虚、质朴，过着勤俭的生活。那是一种清教徒式的道德。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下来的空前繁荣中，社会上充满了自由开放的气氛。这是“嬉皮士（hippie、远离一般社会，在森林等地建立共同体，一起生活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标榜完美的民主主义和性爱自由）”的时代，是以Kerouac（凯鲁亚克）等作家为代表的beatnik（垮掉的一代）的时代，是以电影《Easy Rider》（《逍遥骑士》）、以Simon and Garfunkel（西蒙和加芬克尔）为代表的新型流行音乐、摇滚乐的时代，而且也是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的时代。学生们身穿肮脏、残破的牛仔裤，光着脚在校园里徘徊，一边喊着“实现自我（realize myself）”之类的似懂非懂的理念（意为：做自己想做的事，实现自己的才能），一边享受生活，勤奋学习。 . 哈佛大学也有很多学生吸食大麻，一到周末，宿舍里就充斥着吸食大麻的气味。另外，性道德混乱。我的室友就常常把女人带到房间里来，每每使我不得不离开房间。周边女校的女生们，有的对哈佛大学的学生是召之即来，来了就钻进宿舍房间。在我隔壁的房间里，住着一位黎巴嫩留学生，他就把波士顿的卖淫女带进哈佛大学的宿舍里，过起日子来了。 . 我对美国的印象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个时代，美国社会上充满了自由，而且我自己享受到了自由，拥有梦想，这个时代，至今令我无限怀念。今日美国的自由主义风气已不复存在，意识形态对立日益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