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

常识的胜利 民主党赢得了中期选举。更重要的是，许多美国人拒绝了唐纳德·特朗普所代表的那个粗暴好斗的美国。 特朗普试图靠违背理性的怪异政策，靠诡辩、谩骂和暴力，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 诚然，美国在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但他们向来游离于美国的一项传统之外，那就是通过辩论和司法程序解决分歧。 . 民主党的胜利来早了两年 对民主党来说，这场胜利来早了两年。如果未来两年选民对他们感到厌倦，到了2028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就可能尝到这一次对手所尝到的败绩。 民主党之所以能赢得选票，只是因为选民可以用它来替代特朗普的共和党。 他们既没有一套连贯的政策主张，也没有一位能让全党团结在其周围的强有力的领袖。 . 如果新一届国会明年能够如期开幕——但愿不会发生恐怖袭击，继而宣布戒严——民主党最好事先想好怎么做，并在党内达成一致。否则，局面恐怕会对他们很不利。 . 眼下的问题是，何时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程序。我的看法是，应该先彻查特朗普及其家族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是否有违法行为，再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推进弹劾。 . 与此同时，民主党应当依托国会，与政策研究机构合作，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美国社会和经济改革方案，并以此作为2028年总统大选的竞选纲领。 . 共和党该适应多族裔的美国了 这次中期选举清楚地表明，美国已经是一个多族裔国家。在长期被视为共和党堡垒的得克萨斯州，选民选出了拉美裔民主党人吉娜·伊诺霍萨担任州长。在佐治亚州，民主党人凯莎·兰斯·博顿斯当选，成为该州首位黑人州长，也是首位女性州长。 特朗普的共和党过分依赖那些觉得自己在多族裔的美国被落下的白人选民。这一次，连其中一些人也不再支持共和党了。 美国的多族裔格局已经确立。两党都得认真想一想，今后要在这样的美国争取哪些群体的支持。 . 有些成见该放下了 与政治辩论通常较为克制的北欧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争论往往走向两个极端，几乎不留中间地带。哪怕只提议小幅加税，也会有人斥之为苏联式社会主义，仿佛国家马上就要包办一切，把民间的主动性扼杀殆尽。 北欧各国和荷兰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健全的民主制度和优厚的社会福利可以并存。 另一方面，主张通过提高高收入者的税负来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也应讲究分寸。美国联邦政府约一半的收入来自个人所得税，而高收入者缴纳的税款已经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一半以上。 不过，少数商界巨头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鼓吹缩小政府规模，甚至实际上把政党和政客都买下来，以遂其所愿。这样的做法，难道不该受到约束吗？ . 实行一贯而务实的外交政策 民主党往往摆出反俄亲中的姿态，共和党则反中亲俄。这样划分世界没有多少意义。对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促使北京停止以武力迫使邻国就范，也停止用政府补贴扶持本国企业的出口。 在此基础上，美国可以同中国、中国的邻国以及在该地区有切身利益的其他国家合作，建立合作框架，维持现状。 . 至于俄罗斯，其精英阶层过度的自负和扩张欲确实是个问题。即便如此，我们也应避免通过推动政权更迭或其他手段，动摇这个阶层在俄罗斯现有国界内的地位。 . 迄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建成这样一个社会：自由、繁荣，由多个族裔组成，人们也把有权就有责、行事须交代的原则放在心上。美国或许就是那个能做到的国家。

许多人在一生中都会遭遇这样的情况：此前所处的环境发生剧变，不得不改变看待事物的角度，或者失去谋生的手段。对于曾作为外交官负责苏联和俄罗斯事务的笔者而言，这样的转折点便是1991年12月的苏联解体。此外，在此之前的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以及随后发生的德意志东西部统一，同样是极其重大的经历。围绕着自己和本国的“框架”并非绝对的。外交官必须具备跳出框架思考的思维灵活性。 . 笔者以自己的一生为切入点，概述了围绕日本的国际环境，最后，我想谈谈自己亲历的几件历史性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笔者此后看待事物的视角。 . 我遭遇的历史事件 . 我是一个“不吉利”的外交官。我出使的国家几乎总是频繁更迭领导人，最严重的，甚至那个国家本身会消亡（1991年的苏联）。现在，我住在日本，日本首相每年都被更换，也许就是因为我的缘故。 好啦，笑话到此打住，下面我想谈谈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但在此之前，首先谈谈我作为外交官遇到的几大历史事件。 . 我从1979年起在西德工作了3年，多次看到过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分的柏林，也充分理解了美欧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西德人在安全方面依赖原战胜国美国而产生的微妙的心情。被分裂的德国正是美苏对峙的前线，如果德国重获统一，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冷战结束，美国失去赖在西欧的理由，德国再次称霸欧洲——这是我当时观察西德的局势，亲身感受到的。就是说，我感到，所谓冷战或分裂德国等等，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是不会永久存在的，它是可以随时变化的，是能够改变的。 . 此后过了10年，我升任负责东欧各国的科长。1989年，东欧各国国民相继打倒了亲苏政权，要求加入欧盟。作为其必然的归结，同年秋季，柏林墙可以自由通行了，不久，德国重新实现了统一，冷战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世界格局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改变了。 这不仅是由于东欧各国国民希望过上与欧盟国家同样的生活，还因为他们顽强地保持着自己原本就属于以个人自由与权利为基础的西欧文明的归属意识，而且，他们还厌恶落后的苏联的统治。 . 柏林墙开放时，我正在瑞典工作。我托朋友买了一块柏林墙的碎片。这块大约4厘米见方的碎片上，写有各种颜色的留言残句。这是一块改变世界史的石块。我花了100美元，特意订购了一只四周镶嵌玻璃的盒子，把我用4美元买来的这块水泥碎块装在里面，至今还摆放在我家的玄关。但是，比起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来，即便是柏林墙的开放，也显得逊色了。 . 其后，自1990年12月起，我调到了莫斯科，因而得以当场目睹91年8月的政变（虽以失败告终，但导致叶利钦的上台及戈尔巴乔夫的衰落）和12月的苏联解体。我从中得出的教训是：“国家”是人建立的，既然是人建立的，人也就可以摧毁它。但是，一旦摧毁了“国家”，社会、经济的利权结构、上下级关系就会瓦解，人们就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为了防止“国家”毁灭，精英们必须杜绝疏忽，居安思危，严加注意。 . 二战结束后已经过去60多年了，日本的政治家及官员们根本想不到日本这个国家解体等情况。他们似乎认为，自己今后仍然是日本社会的精英，以经济实力作后盾，今后仍然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但是，就是这种疏忽会毁灭国家。 . 在俄罗斯，我试探着解决北方领土以及援助俄罗斯民主化、市场经济化这两大课题，但是都失败了。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我感到，政治不是由道理或大义名分决定的，而是由实力决定的（当时的实力对比关系对日方有利，但是，日本国内各派分裂，破坏了与俄罗斯的谈判）；在援助俄罗斯市场经济化方面，我感到，一旦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把资源集中到了政府手中后，这个社会就几乎不可能实行市场经济化了。 . 我在最后出任大使的乌兹别克斯坦，也学到了很有意义的知识。这里是俄罗斯、美国、欧盟、中国、印度、伊朗及其他大国各种意图盘根错节的复杂地区，其中，拥有巨大经济援助能力的日本也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我的工作也很有意义。但是，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学习中亚悠久的历史，欧亚大陆在我的脑海中第一次成为一个整体，东西方连在了一起。 . 我喜欢西欧古典音乐，在日本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官邸，我也是深夜放大音响，欣赏瓦格纳的音乐剧等。 官邸隔壁有一小户人家，养着牛、鸡。这牛深夜一听到瓦格纳的音乐，就“闷—闷—”地叫，把我装深沉、听西方音乐的得意心情搅得荡然无存。好像是中亚的牛也在嘲笑我这个日本人迷恋西方白人的音乐。 . 另外，与单独一个人作曲的西欧古典音乐不同，中亚的音乐让我们领略到数千年历史印证的、非常深奥的乐曲。就是说，自幼受到欧美文化熏陶长大的我，被塔什干的牛指出了自身的局限。 . 中亚是在整体上理解欧亚大陆历史的一个关键。如果不考虑中亚或中东，欧亚大陆的历史就失去了相互关联，就会分散为中国、欧洲、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历史。但是，自古以来，文明可能是自中东、中亚的所谓“东方”地区向周边扩展的。有人指出，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就是希腊周边东方地区的诸神演变而来的。亚历山大大帝侵入到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地区，也没有感到很大的文化差异。 . . 另外，研究中亚自然会涉及中国。有人考证，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家族出身西域。五胡十六国时期，西域的游牧民族、商贩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主要成员。 另外，在唐朝长安宫廷中，粟特人（Sogd。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人）曾被封为贵族，参与过行政。谋反唐玄宗的安禄山也是突厥人和粟特人的混血，其名“禄山”，在波斯语中是“光”的意思。而且，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或布哈拉，是研究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罗马古典的中心之一，其研究成果通过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反过来又传到了西欧。 . 而且，印度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明古国。原本是古代伊朗血统的雅利安人，侵犯该地区，成为统治阶层。16世纪，蒙古血统的巴布尔（Babur）王子，自乌兹别克斯坦南下，建立了莫卧儿王朝。 . 就这样，通过在中亚工作，我看到了过去认为零散的中国、俄罗斯、欧洲、中东、印度、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在同一块欧亚大陆上形成了一个相互连接的整体。

美国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现在已经亮起了“黄灯”。美国国债发行过多，导致长期利率上升。这不仅可能造成美国国债价格大幅下跌，引发财政危机和美元贬值，还可能导致股市暴跌，使美国中产阶级的资产大幅缩水。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要求日本加息（这实际上也意味着要求高市首相停止积极的财政政策）。我本来以为，如果日本银行加息，也会对美国利率形成上行压力，这对美国岂不是不利？然而，贝森特部长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想法。 他似乎认为，如果日元持续贬值，然后在某一天突然发生急剧逆转（例如日本银行加息），资金就可能迅速从美国流向日本，导致美国利率急升，并造成美国国债价格大跌。因此，他大概希望让日元贬值的趋势“逐步”逆转。 . 然而，要让金融市场“逐步”移动，是非常困难的。1985年的《广场协议》，原本是希望通过美国、日本和西德的协调干预，实现“适度的美元贬值”。然而，市场却像雪崩一样朝一个方向涌去。协议达成前的1985年8月，1美元平均兑换237日元；仅仅一年之后，到1986年8月，日元已经升值到平均1美元兑换154日元。 . 现在，如果日本银行开始加息，即使其目的只是推动“逐步的”调整，市场也有可能再次发生雪崩式变化。贝森特部长如果继续施加已经错过最佳时机的压力，反而可能成为引发市场失控的诱因。 . 来自日本的资金发挥着重要作用 . 有人可能觉得，这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但我们有必要看到，日本的日元实际上长期以来在美国金融市场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投资者以低利率借入日元，换成美元，然后购买收益率较高的美国国债（这里所谓“较高”，是相对于日本而言），以及其他债券和股票，从中赚取收益。这就是所谓的“日元套利交易”（yen carry trade）。美国金融市场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依靠这种交易延续至今。 . 日本人和外国人都在做日元套利交易 . 由于“日元套利交易”，日元不断贬值。日本的食品价格越来越高。以美元计算的GDP中，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仿佛在不断缩小。 那么，到底是谁在进行这种“日元套利交易”？ 如果是外国人这么做倒也罢了，但如果日本人做了一些对其他日本人没有好处的事情，就应该予以严厉谴责。我带着这种想法查了一下，结果却相当平淡。 . 日本人和外国人都在进行“日元套利交易”。两者的动机其实都很简单：“因为持有美元比持有日元更赚钱。”换句话说，日本人自己也通过“日元套利交易”，推动着日元不断贬值。 . 日元套利交易的规模 . 要严格定义什么属于“日元套利交易”，其实并不容易。其中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能够明确反映在国际收支统计中；另一类虽然完全不是犯罪行为，却不会完整地出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中。 前一类，例如日本金融机构——日本邮政储蓄银行、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农林中央金库、人寿保险公司、大型城市银行和地方银行等——购买美国国债及其他海外证券。 后一类的典型例子，则包括通过外汇市场卖出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据估计，美元/日元货币对的日均交易额约为1.3万亿美元），以及各种衍生品、表外交易，还有银行、对冲基金等进行的不公开交易。其中一些金融产品还带有杠杆，因此其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可能达到名义交易金额的数倍。 据估计，如果这两类资金同时朝同一个方向移动，美国长期利率可能因此变动数十个基点（bp，即0.1个百分点的量级）。 . 在这些资金中，日本公共金融机构的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原因在于，经过2000年代的财政投融资制度改革，日本邮政储蓄和养老基金不再有义务把全部资金交给大藏省的资金运用部管理，于是开始为了追求投资收益，自主购买美国国债等海外资产。 . 即使在最近，日本邮政储蓄银行仍持有约88万亿日元的外国证券等资产，GPIF持有的外国证券等资产也相当于约79万亿日元。 我又让ChatGPT进一步进行了详细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GPIF持有的美国国债约为36.8414万亿日元（约2300亿美元），相当于GPIF总资产的大约八分之一。 当然，GPIF不会一下子抛售这些美国国债。但是，它在这个市场中具有相当大的分量，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 未来一个月，美国将进行数次大规模国债发行。鉴于11月还将举行中期选举，因此有必要密切关注日美两国金融当局及市场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