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前的日本教育中，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这使日本实现了很高的识字率，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当时高中和大学的数量有限，能够升入高中、大学的人非常少。
毕业之后，他们往往成为高级官僚、大企业的管理人员等，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不过，正如后面还会谈到的那样，他们所接受的并不是军国主义教育，而是遵循西方知识传统的自由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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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战后日本推广了美国式的“民主主义”，平等受到高度重视，大学的数量也迅速增加。
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日教组，即日本教师工会，一直对此进行抵制），
除此之外，学校也没有特别灌输什么可以称为某种“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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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当时存在一种“主义”，那大概就是“平等主义”。
我本人并不喜欢日本社会这种“大家必须都一样”的气氛（直到今天，大学生一到三年级左右，无论男女，都会穿上一模一样的黑色正装去企业求职，参加所谓的“就职活动”）。不过，这种平等主义也有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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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上完课以后，大家一起打扫教室。我们先把课桌搬开，然后趴在地上，用湿抹布擦地板。到了冬天，我们会用从井里抽上来的水浸湿抹布，因为井水比自来水暖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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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则有学校提供的午餐。大家一起到学校厨房去，把装在大桶里的饭菜抬回教室，然后大家一起分餐，一起吃。说起来，我还隐约记得，吃饭的时候，教室里的扬声器会播放从“广播室”传来的“广播节目”，由老师和同学们自己主持。
还有一种牛奶，是用美国“送给”战败国日本人的陈旧奶粉冲出来的，味道很怪。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成了一种令人怀念的记忆。
像打扫卫生、分发午餐这样的集体劳动，我觉得非常好。无论是像我这样的优等生，还是像某某同学那样成绩不太好的孩子，在这些事情上都没有任何区别。这种经验后来也形成了日本企业中平等主义的好的一面：公司社长也会到工厂现场去，同工人们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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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背后，是激烈的竞争
后面我还会谈到日本“民主主义”的特点。“民主主义”其实包含很多不同的方面。除了平等，自由也是民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民主主义在原则上，就是自由的个人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而自由，也必然带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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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全国许多母亲最大的愿望仍然是“让儿子进入大企业，得到终身雇用”。因为大企业工资高，待遇也好，比如还会提供公司住宅。
为了让孩子进入大企业，就必须让他从“名牌大学”毕业。因为企业的人事部门为了省去逐一筛选求职者的麻烦，实际上会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预留几乎不需要经过正式考试就可以录用的“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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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考进名牌大学，就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因此首先要进入一所高水平的高中。要进入这样的名牌高中，又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高中入学考试，因此最好先进入一所高水平的初中。就这样，我们这一代出生于战后不久、人数特别多的人，是在一路参加升学考试、不断竞争的过程中长大成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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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位于东京郊外的边缘地带，所以那里的气氛还比较悠闲。
不过，在母亲的要求下，大约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每个周末都要到市中心的一家“升学补习班”上课。那里教的是怎样快速心算、怎样在考试中拿高分，以及各种应试技巧。
那时我才11岁，每个星期都要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和电车到市中心去，单程就要一个小时。我特别喜欢站在中央线电车驾驶室的正后方，看司机怎样驾驶列车。不管是电车、汽车，还是国家，我都喜欢“驾驶”。直到今天，这条线路上所有车站的名字，以及哪里有弯道，我还全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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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家升学补习班里，我有一次考试取得了全国第二名。我们是人数特别多的“团块世代”（战后婴儿潮一代），能拿到全国第二名，还是相当了不起的，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骄傲——当然，也只有那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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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有些大意了。入学考试的前一天，我竟然和朋友们跑出去玩，结果正式考试时漂亮地考砸了，没能考进那所学费便宜的国立初中。
最后，我还是考进了一所入学难度差不多的私立初中。不过私立学校的学费很高，让父母颇为头疼。
学校里有很多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我自己有时也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来。比如，朋友们每天带到学校来的便当，就比我的便当豪华得多。
(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