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统文化”基础中的宋代士大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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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古代画卷《清明上河图》吧。这是一幅珍贵的宋代画卷，描绘了公元1000年左右北宋京城开封的景象。画卷从郊外画到京城中心，又一直画到另一侧的郊区，画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生动逼真。
北宋之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农业生产率提高，商业也因此昌盛起来，这比当时的西欧各国先进了1个世纪。因此，开封城里，商铺鳞次栉比，货物丰富多彩。这些都在当时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中有详细记载，其中列举的销售食品种类就占了2页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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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特别是南宋的知识阶层（多为高级官吏），发展了淡泊而优雅的文化，创作了独具一格的书画、陶瓷、建筑、庭园等，在精神方面属于禅宗佛教。这种文化由研读禅学的日本留学僧等带回日本。虽然日本民众喜好浮华、世俗的文化，但是知识阶层则崇尚淡泊、高雅的精神。自南宋传到日本来的所谓“士大夫文化”由后者接受，传承至今，愈发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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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寺晩鐘図 伝 牧谿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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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自称日本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并为此而骄傲。日本茶道用的茶碗左右不对称，就像是小孩子做的，歪歪扭扭。但是，日本人说：“世界上，只有日本人才能够理解这种不对称的美。”而且，对于日本浮世绘等美术作品中留有不着任何色彩的空白，日本人也说：“世界上，只有日本人才能够把这种空白视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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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把这种独特的美感称之为“淡泊”与“古雅”，认为是日本文化特有的元素，表现了minimalism的极致，颇为自豪，欧美人也对此赞不绝口。但实际上，其中的各项要素也见于南宋文化之中。当时的日本首都京都，今天被认为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故乡，而实际上，京都也保存着南宋的文化，这种文化至今仍活在日本人的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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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识阶层的基本素养曾是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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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自宋代以前就开始流入日本了。日本从中国引进了文字——汉字（可能是经由朝鲜半岛）、国家制度及法律，而且，还从中国引进了宗教——佛教。所以，日本的知识阶层使用汉字，创作汉诗，以中国的四书五经为学养的基础（一直持续到1868年日本“开国”。日本的武士有创作汉诗、并用日语高声诵咏的“吟诗”习惯）。简化汉字“平假名”也为日本人所使用，但被看作是女人用的文字，遭到轻视。
不过，日语中表达感情或感性的词汇较多，平假名比汉字更适合于日语表达，这在文学方面尤为显著。公元1000年左右，日本宫廷的一位宫女用平假名创作了《源氏物语》，描写了书中人物思想、感情的细腻变化，使人联想到20世纪初法国Marcel Proust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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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白人把自然看作是征服的对象。与此相对，人们认为，日本人则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溶汇其中（其实，德国人等非常喜欢在林中散步，到了海滨，会立即脱掉衣服游泳）。和歌、特别是公元900年左右编辑的《古今集》就表达了日本人这种融入自然的“独特的”感觉。但是，《古今集》中收集的和歌，大多表现了歌颂梅花之美等唐诗中看到的那种美感，具有原封不动将其翻译成日语的“翻译文学”的一面。
即便如此，日本人对于美或自然的感觉，确实不同于白种人或中国人，但是，其差异是很微妙的，而世人所说的，大部分过于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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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中国经济影响下推移的日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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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仅在文化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也是一贯生存于中国的影响之下。日本古代产铜、银，所以与中国的交易是很盛行的。中国把日本产的铜、银用于制造货币，日本则进口了中国的丝绸、陶瓷器。公元16世纪，日本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产银国，其生产的银经由马尼拉（明朝没有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易），大量流入明朝·中国。公元17世纪，明朝遗臣郑成功（母亲为日本人）将大批中国丝绸等运到长崎，换取活动资金，抗击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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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94年，日本废除遣唐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等于是断绝外交关系。这不是因为与唐朝关系恶化，而是因为唐朝内乱）。此后，除去短期例外，日本未与中国各朝各代缔结正式的国际关系，不仅如此，还于1590年代出兵朝鲜半岛，与明朝军队作战。也就是说，在未与中国缔结政府级关系的情况下，日本与大陆保持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长达约1000年之久。这是与朝鲜各朝代及越南不同的地方。朝鲜和越南都对中国维持了册封朝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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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日本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实行了“锁国”。这与中国明清两朝的海禁一样，是为了防范外国势力的入侵，同时意味着政府独占对外贸易的利益。清朝只允许在广州进行对外贸易，而日本只在九州的长崎与外国进行交易（九州南端的“萨摩藩”，经由冲绳与中国进行走私，由此获得财富，得以于19世纪中叶推翻了江户幕府，完成了明治维新）。长崎是一个美丽的港口，至今仍留有浓厚的中国文化及东南亚文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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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人在学校学到的历史常常是“日本在江户时代实行锁国，只与荷兰进行交易。江户幕府通过荷兰商人详细了解了当时的世界形势”。这反映了日本人对欧美国家的自卑感，从而过低评价了与中国的关系。
日本为荷兰人在长崎海岸修建了一个小岛“出岛”，荷兰商人在岛上过着一种被隔离的生活。他们还饲养了牛，还拥有教会的牧师。但是，就在这出岛（现已成为陆地的一部分）的旁边，有一片面积比出岛更大的“唐人宅地”（至今还留有遗迹，但没有像出岛那样得到努力保护）。说这里是宅地，不如说是唐人街，围墙之内有两条街，街道两侧，商店鳞次栉比。据说，到了冬天，出岛上只剩下大约15名荷兰人（他们常常观看相当于今天的色情电影之类的东西，聊以度日。此外，像唐人宅地一样，出岛也只有日本妓女可以自由出入），而唐人宅地里总是有几千名中国人常住。当时，为了防止走私，当局把旅日中国人都集中在长崎，塞进了唐人宅地。荷兰船舶运到日本的货物，实际上大部分也是中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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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崎的唐人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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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直到江户时代末期，中国对于日本来说一直是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当时日本对中国是贸易入超，结果，日本的大批白银流向中国。为了制止这种倾向，日本政府甚至于1715年把对中国的贸易额限制在以往的大约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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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中国”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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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也许大家都注意到了，在战后日本的知识阶层中，“中国”缺失了。这一期间，对于自古以来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下展开的日本历史、文化来说，是异乎寻常的战后60年。不过，早在1875年，日本主动对欧美开放后的第7年，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版《文明论之概略》，主张“脱亚入欧”时，就播下了轻视中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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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不被欧美列强殖民化，自己主动努力与欧美国家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同化。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又被美国占领，进而成为美国的同盟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生存在美国的投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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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47年，1976年10月，29岁时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天安门广场仅仅是宽阔而已，只是在广场一角有一个极其肮脏的公共厕所。北京的街头，到处都是自行车，人们身穿中山装，如果把相机对准他们，有些年轻人就会愤怒地抗议。另外，为了防备苏联的核袭击，街道各处都挖了防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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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与日本以及欧美各国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日本近邻，一衣带水之间，就有中国这样一个另类的大国，而日本却视而不见，这使我感到震惊。但是，我还是把中国的事情忘记了。在苏联工作期间，我也与中国外交官交往过，不过，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官仍然给人深居简出、躲在内部的感觉，日本不得不作为唯一的非白种人国家与欧美国家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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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去中国是在1996年。自从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表明欢迎外国资本的态度以来，继台湾、香港之后，接着是日本、美国、欧盟国家的投资急剧增加。那时，上海浦东还是一片农田，几乎没有什么建筑物。但是，在旧市区，建设高潮已经兴起。与1976年相比，中国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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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我2005年再次来到同一座城市上海时，浦东到处是高楼大厦、霓虹灯，沪杭铁路沿线布满了工厂，一座接一座，令人极为震惊。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超过了俄罗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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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日本人突然面临了一个崛起的巨大的中国，震惊之余，甚至还不能把握它的全貌（我看，中国人也尚未把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