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笔者根据2010年前后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进行的集中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文中阐述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要点。本文旨在通过讲述笔者的人生经历，让读者了解日本和其他国家社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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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我告别了令人怀念的波士顿，飞越大西洋，经由伦敦，前往下一个留学之地——莫斯科。
我要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一年，掌握俄语。路过伦敦时，我运用自以为在美国已经掌握的“英语”，和出租车司机讲话，但是讲不通，他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只有苦笑了之。这不仅是因为两国的英语发音等不同，而且英国各阶层讲的英语也是大相径庭，所以，结果就只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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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飞机飞到了莫斯科上空。那是一个夜晚。我听到机上广播说“马上就要降落了”，就向下望去，但是，什么也看不见。现在回想起来，机场附近是一片森林，当然一点儿光亮也看不到，而且，当时莫斯科市内也是一片昏暗，所以，无论怎样，都是看不见的。机场大楼与西方截然不同，土里土气，冷冷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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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和美国不同、很多地方不方便的莫斯科，是不能什么都自己干的。日本使馆人员到机场来接我，坐他们的车前往莫斯科市内。1个小时后，他们告诉我说：“到了，这就是莫斯科。”当时我的感觉是，昏暗的街道两侧，低矮、老旧的建筑很不舒服地睡着。由于有昏暗的街灯，所以禁止汽车开前照灯（这是仿效法国。后来我从莫斯科开车去过法国，那里规定，即使在没有街灯、漆黑一团的乡间高速公路上，也不允许开前照灯，对此真是毫无办法。如果开前照灯，迎面而来的大卡车就会立即开启强光前照灯，报复你）。另外，街上没有行人。清冷的街道两旁，排列着商店，打出“鱼”、“鞋”、“水果”、“蔬菜”、“肉”等招牌，但不写商店的名称，只写商品的名称。
当时，日本的外交官即使在莫斯科大学留学，也不允许住学校的宿舍，而要住在市内外国人专用的公寓里，走读。我到这座公寓去一看，塑料地板上，积着一摊摊泥，电灯没有灯罩，也没有洗衣机，所有用具都要自己置办齐全。到了这种时候，和在美国生活时一样，日本大使馆是不管的，只有独自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了。我记得，我曾雇卡车去买洗衣机、电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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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学习了2年俄语，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还雇了私人教师，练习会话）。到了商店，我说“我要改锥”，居然一次就讲通了，我高兴极了。在日本，人们也认为，外交官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特权阶层，日常生活中的事，独自一人什么都不会做。实际上，外交官比一般日本人具有更强的生活自理能力。不过，我费了好大劲买回来的所谓洗衣机，真是一个不得了的物件，按下开关后，就在地板上扭来扭去，发出巨大的声响，搅动着衣服。取出洗过的衣服一看，领子、袖口都磨破了。所以，自那以后，我就在浴缸里用手洗衣服了，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
从公寓到莫斯科大学，要坐30分钟左右地铁，加上走路时间，共需要1个小时。乘地铁上学，对于侧面观察俄罗斯人的生活状况很有好处。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去莫斯科大学注册时，在儿时从照片上看到的类似高塔的建筑物前，尽情地舒展了一下腰身。25名外交官苗子中，我的同事们已经完成为时两年的留学，开始工作了。但我还剩下这第3年的留学，而且我还是自由自在的。我是因为这个念头舒展身体的。俄语、中文、阿拉伯语，这些难学的语种是要留学3年的。
我在莫斯科大学留学了1年，这也是充满着新的发现和经历的漫长的1年。我找到后来的妻子，也是在莫斯科大学。她是从丹麦来的留学生，研究俄罗斯民间故事。
我决定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文学专业。在大使馆工作的学长曾劝我学习政治或法律，但我在哈佛大学已经对这些科目学腻了。我觉得，学习语言最好是学文学，而且，本来我就喜欢文学。我认为，这是我学文学的最后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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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作为研究生院的一名研修生，进了莫斯科大学的文学系。莫斯科大学与欧洲大学的传统相近，研究生有指导教师指导。而在哈佛大学，即使进了研究生院的硕士课程，也没有老师指导，放任自学，所以，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很难系统化。而莫斯科大学每周都指定应该阅读的书籍，到了下一周，老师就会问你从书中读到了什么，让你做一个说明，然后指出你的不足之处，再指定下一周你应该看的书。所以，虽然我不像在哈佛那样花很多时间看那么多书，但也常常把自己关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列宁图书馆里读书。温暖的图书馆的窗外，雪花静悄悄地纷纷飘落——这是给我留下莫斯科原始情结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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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的专业研究对象是普希金和契柯夫。当时正处于勃列日涅夫的鼎盛时期，共产主义在表面上还是很强大的，但是，在文学分析书籍中，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理论的分析，只在前言或最初的1、2页中可以看到，其后就开始进行扎根于欧洲学术传统中的切实而深刻的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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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系也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座，我也去听过。文学系里女生多，她们3人一伙坐在一起，只有一个人记笔记，另一个人在课桌下织毛衣，还有一个人把教科书立在课桌上，躲在背后看其他的书。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在当时的苏联，也不过是如此遭遇。
开始上课后不久，教授发现了我，说：“没有得到批准的人请出去！”
但20年后，就在这宽敞的阶梯教室里，我发表了讲演。苏联解体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座也被取消了，而就在这里，日本的外交官发表了讲演，这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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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苏联，许多制度与欧美不同。例如：图书馆的图书全部由管理员从书库取来（不许读者从书架上自由取下，查看内容）。在商店里，要先去收银台交付所购商品的钱，领一张购物凭证（小票），然后把它交给货场的店员，才能领取商品。这后一种制度，当时法国等国也在实行，可我不知道。
有一次，在图书馆里，我提过意见，说：“西方不是这样做的！”于是，一位中年妇女管理员生气了，回敬了我一句：“俺们这儿就这样！”当时的苏联人不知道自己的制度不合理，却抱有一种强烈的自信（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丧失了信心，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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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但是美国文化依然渗透了当时的苏联，学生们都想穿“牛仔服”。虽然当时俄罗斯人想回避与外国人的接触，可是，为了得到牛仔服或电视，却又总是在寻求与外国人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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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苏联是一个规章制度十分严格的社会，这种看法也有几分道理。但是，苏联这个国家，与其说是一个自己创造新财富的社会，不如说是一个“分配”现有财富的社会，因此，只要在其相互依存的结构中，老老实实遵守规章制度的话，也有充满人性温情的一面。但是，“与众不同、我行我素”的人将被严加管束。这在某些方面又类似曾经奉行集体主义的日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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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俄罗斯人与日本人相比，他们的感情波动更大，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更多。这是因为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生活，从中孕育出的“故事”的规模也是宏大雄浑的，非日本可比。如果说我在莫斯科的1年学到了什么，那最大的收获恐怕就是体验到了广阔的空间中充满的音乐与故事吧。
这故事在普希金的诗中得到讴歌，那细腻的情感，在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及戏剧中得到描绘。后来，我回到日本感到怀念的，就是这种空间的广阔和俄罗斯的旋律所体现的故事和情感。这些都展现在我以苏联解体为背景写作的长篇小说《遥远的大地》中了。该书已出版俄语、日语和英语版本。电子版目前仅提供英语版本。感兴趣的读者请将其翻译成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