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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仅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受到威胁，位于红海入口处的曼德海峡，通航也变得越来越危险。
无论是石油生产国，还是贸易立国，都难以承受这种局面。美国军队似乎也已不再具备依靠武力确保这些水道安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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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军事力量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也许可以用钱来解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胡塞武装都需要资金。而且，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伊朗自己的原油也无法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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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费不至于高到对海上运输造成严重冲击。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水道视为类似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收费航道——当然，与霍尔木兹海峡不同，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都不是国际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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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建立这样一种机制：沿岸各国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分享统一征收的通航费；整个机制则由沿岸国家、主要通航国以及联合国的代表等共同管理。
那么，马六甲海峡或台湾海峡是否也应该——或者是否能够——建立类似的机制？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前些日子，我有机会同人工智能ChatGPT讨论了一个问题：俄罗斯人的“反美”究竟是不是真心的。对话颇有意思，现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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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
“有一天，我对一位俄罗斯朋友说：‘你们总说自己讨厌美国，批评美国横行霸道。
可是说到底，你们其实也想像美国那样为所欲为吧？只是自己做不到，所以才反美。
其实，你们内心深处喜欢美国，渴望自己也能变得像美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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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俄罗斯朋友听后哈哈大笑，说：‘你说得对。真是一针见血。’
俄罗斯人反美的真实心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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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是的。这种说法虽然带有玩笑的意味，但我认为，它其实已经相当接近问题的核心。
俄罗斯的反美话语中，存在着一种十分奇妙的心理：怨恨与羡慕并存。仅仅用‘讨厌美国’是无法解释这种心理的。
一方面，他们强烈批判美国的单极霸权、域外制裁和军事干预；但另一方面，如果反问他们：‘那么，假如俄罗斯自己也拥有同样强大的力量，它会克制地使用这种力量吗？’问题立刻就会变得微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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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当中，有些人其实非常了解美国。他们会说英语，喜欢美国电影，推崇美国的大学，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和商业活力也评价很高；然而在政治上，他们却会发表极其激烈的反美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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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把这种现象看作一种矛盾，不如把它理解为一种大国意识——‘Why them, not us?（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这样反而更容易理解。”
“企业社会”
战后的日本经济与社会如果离开大企业是无从谈起的。除了战前就存在的财阀系统的大企业、银行等之外，战后又出现了松下、索尼以及本田等，几乎从零开始，靠一代人白手起家建立的世界性的大企业，它们提高了日本人的收入，保证了人们的就业与生活。
每年3月底从大学毕业的人， 到了4月就一齐涌入企业或政府部门“就业”了（就业机会减少的时期，学生们在大3的时候就开始遍访各企业找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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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0年大学毕业的。那时，同学中最有人气的就业单位是大银行、大企业。因为那里的工资比公务员高多了，还提供住宅，养老金也不少。所以，日本的父母们竞相让孩子考进“名牌大学”。大企业中，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很多，他们也想让自己的学弟、学妹进入自己的企业。所以，一个人如果考进了名牌大学就很容易进入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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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这引发了异常激烈的“考试竞争”。为了考进名牌大学，孩子们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都要进名校。最极端的还要进“名牌幼儿园”。我小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强迫性观念“要上东大”。所以，进入高三后，我就闷在家里，每天学习15个小时左右，一直坚持了一年。
我记得，当时考试科目有国语（包括明治维新以前使用的“古文”）、数学、历史（世界史或日本史任选其一，但是，关于日本现代史，由于日本左右两派意见不能统一，大学入学考试题目中，没有日本现代史的考题。因此，高中日本历史课只教到明治时期）、化学（或物理、生物），还有英语（我在初中、高中时还学过原文阅读中国古典作品的“汉文课”，记住了一些中国的古典作品，还学会了欣赏壮丽的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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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这一代战后不久出生的“团块一代”，一方面被灌输了以民主主义为名义的“平等观”，另一方面，又被教导说“要战胜对手”，并屡次通过了严酷的考试竞争——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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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团块一代”考进大学以后，除了法律、医学以及工学等专业以外，大多数人就不学习了。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日本的大学考进去非常难，但是一旦进去了，毕业就很容易了”。很多人认为，大学就是进入繁忙的社会生活之前的临时休息站。学生就是不去上课，期末交上2、3篇“报告（看一本书，写一篇读后感也已足矣）”，教授就会给你及格分数（注：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学生变得认真起来。由于学生对教师进行评价，教师也开始认真授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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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4月进入东大，怀着一颗激动的心走进校门，眼前涌现出舞蹈部、落语（类似中国相声）部、空手道部、网球部、剑道部、游泳部等很多俱乐部的巨大招牌，还摆放着桌椅，劝新生加入。
旁边还有不少“声讨美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牌。一些总是令人觉得粗野、不洁的学生活动家们，一只手拿着扩音器，拉长声调，高声发表演说，说什么“美国～～企图统治亚洲～～，日本人民～～绝不答应～～～！”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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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中时曾加入过铜管乐队吹奏单簧管，因为喜欢古典音乐，所以我加入了大学的交响乐队。后来大学4年给我留下的印象便是在图书馆里饱览自己喜欢的书籍、交响乐的练习、还有听有关莫扎特的课程（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论，但我属于一个新成立的系——教养学系，课程自由开放，莫扎特的音乐课也可以拿学分）。也就是说，由于考进了名牌大学，人生的成功就有了保障，所以在大学里，学生们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还可以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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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期，有效利用时间的人和没有目标盲目荒废光阴的人之间，差距是很大的。
而在大学里几乎没有学习也可以进入大企业的现象，大大降低了日本人的文化水平。一个人即便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声讨美帝国主义”，但一旦进入企业，也要和客户或同伴，用公司的钱喝酒到天亮。他们只能极为普通的——到欧美国家出差也不会讲英语，文化水平很低——作为公司职员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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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木等演唱的《苏达拉调》是1960年代日本流行的著名歌曲。植木等是 “疯狂的猫们（crazy cats）” 乐队成员、喜剧演员。当时，经济高速发展，工资不断提高。这是一首愉快的歌曲。
歌词大意是：公司职员摆出猛干的架势，晚上就用公司的钱去酒吧，一家接一家地喝酒，末班车都没有了也不回家，睡在车站的长椅上。即使明白这样对身体不好，他们也觉得非常好玩，不忍善罢甘休。植木等自称是“日本第一不负责任的男人”，真是一点不假，很快就把刚刚结束不久的战争忘得一干二净，挥霍公司的钱大吃大喝，毫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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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资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个时期，人们只考虑享受快乐的生活，不讲意识形态，也不讲价值观。不少日本人家庭里，老爹深夜不归。就是回来了，家里狭窄，也没地方好好休息。他们很晚回到家，洗洗就睡了，清早起来又马上去公司上班。
家里“父亲不在”成了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少与父亲接触的孩子们，缺乏父亲的阳刚性，长大成人后，总是有点办事不牢靠，常常缺乏自立精神。孩子们没有从父亲的口中听到有关实际社会的结构、动向的讲解，所以经常采取从缺乏实际生活经验的学校教师们那里听到的，反政府的抽象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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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教孩子们了解政府、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孩子们长大后，有的一切都过分依赖政府，有的则相反，过分与政府对立。这样，在战败后的日本，支撑社会的意识形态缺失，社会的凝聚力是依靠“增加收入”维持的（注：这是2000年左右以前的现象，此后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如今，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追求进入大企业的倾向也略有减弱，我感觉拥有自立精神的年轻人正在增加）。
（本文是笔者将于9月8日在《Newsweek日本版》发表的文章的略加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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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的时代与美国力量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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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国际形势，大体上可以称为“后冷战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的美苏冷战，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美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唯一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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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把这个世界称为“G1”。后来随着中国崛起，又有人开始谈论“G2”；也有人反过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足以支配整个国际体系的力量，因此世界进入了“G-Zero（零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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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说法，往往是智库或者专家为了引人注目而创造出来的。它们无非是抓住现实的某一个侧面，因此没有必要争论哪一种标签才是“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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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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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冷战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年轻人就越来越反感由“大人们”建立起来的各种框架——国家、企业以及其他既成体制。
在美国，反对越南战争期间的征兵制度成为一个重要契机。在西欧和日本，人们也越来越反感“资本家”制造贫富差距、剥削劳动者、剥夺人的人性。
甚至连近代社会的核心理念——进步、议会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也开始受到怀疑。嬉皮士、自由恋爱，甚至禅宗，一时间都成为时尚。
地方分权、草根民主、尊重少数群体权利、多元文化主义、环境保护、对大企业的警惕等等各种思想和运动，逐渐被笼统地归入“后现代主义”这一名称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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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前后，美国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命题。大体而言，他认为，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些近代社会追求的宏大目标已经基本实现。随着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也将逐渐下降。
与此同时，法国思想家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推广了“游牧者（nomad）”这一概念：受过良好教育、能力出众的人，可以跨越国境以及种族和民族的界限，在世界各地自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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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这些思想似乎预示着一个超越“近代”的新时代。但是，它们同时也反映了苏联解体、整个西方世界取得巨大胜利之后产生的某种陶醉感。
而这种陶醉，后来终于撞上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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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傲慢：“例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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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观念：美国负有使世界民主化的特殊使命，因此理应得到特殊待遇，甚至可以做一些别的国家不能做的事情。
这就是所谓“美国例外主义”的一种表现。
这种思想的根源之一，恐怕来自美国摆脱英国和欧洲、实现独立时形成的自豪感——我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今天，而是18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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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国初期的许多美国人来说，所谓“国际法”，本来就是欧洲列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一套规则。美国有美国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利益。
这种态度从来没有完全消失。美国社会至今仍然存在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相当强烈的不信任。今天特朗普无视WTO规则、敌视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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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力推进民主化：新保守主义与“政权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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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造成数千名美国人死亡之后，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简称neocons）的影响明显上升，他们所主张的“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其背后的逻辑，是把美国视为一个“例外的国家”：美国肩负着向全世界传播自由和民主的使命，即使必要时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因此，美国不应该受到领土完整、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原则的束缚。
这种思想不仅在共和党内部，而且在民主党的一部分人中也获得了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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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出现了一批以推翻威权政府——换句话说，就是推动“政权更迭”——为目标的组织和NGO，其中许多得到美国政府资金支持。它们向当地反对派提供资金，并传授政治斗争的方法。
于是，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埃及2011年等地，亲俄政府或威权政府相继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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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实行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疑虑反而进一步加深。
这也为今天中国、俄罗斯、朝鲜之间的靠拢，以及所谓“全球南方”的兴起创造了部分条件——当然，必须指出，“全球南方”绝不是什么具有统一意志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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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美国：回到帝国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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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叫停了这类活动中的相当一部分。其动机之一，大概是不愿让倾向民主党的组织继续利用政府资金从事这些活动。
2025年，特朗普政府以相当粗暴的方式拆解了负责美国大量对外援助工作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也属于同一个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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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刚成立时，特朗普似乎热衷于停止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战争，大概也是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目标之一。
但是，在乌克兰和加沙都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他的路线迅速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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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美国军事介入委内瑞拉，并抓获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大致与此同时，特朗普试图迫使丹麦把格陵兰岛卖给美国。到了2月，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又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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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阶段，特朗普的言行与其说是21世纪的外交，不如说越来越像是在退回到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
至少，这也许比新保守主义者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扩大美国势力范围少了一些伪善。
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不会给美国增加朋友，也使美国越来越难以声称自己在道义上比中国或其他国家高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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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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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达到实力的顶峰，但没过多久，制造业的空洞化便开始出现。先是日本，随后是韩国等亚洲国家，大量廉价工业产品涌入美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国家利用的，恰恰是战后由美国自己倡导的“自由贸易”体系——这个体系最初也带有打入英法殖民帝国及其保护市场的意图。如今反过来，美国自己却逐渐陷入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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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所需要的利润率远高于日本企业。日本企业传统上更多依赖银行融资，而美国企业更多依靠资本市场，因此承受着更强的盈利以及向股东提供回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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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美国企业把生产转移到海外。日本和西欧企业也采取类似做法，把生产基地扩大到成本较低的亚洲国家，有时也直接扩大到美国本土。企业活动由此日益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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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苏联解体，中国也大规模进入世界经济。大约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全球化”这个词被广泛使用。
对于西方和日本企业来说，在全球范围经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在前苏联各国、中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眼中，事情却完全不同：西方企业仿佛突然乘虚而入，利用这些国家的弱点，以金钱的力量夺走他们原有的经济利益，强加政治制度，甚至试图改变他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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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和前面提到的“政权更迭”一样，“全球化”在这些国家眼中也逐渐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发展中国家则越来越多地打出“全球南方”的旗号，试图与发达国家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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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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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以后，企业开始跨越国境建立机械、零部件和原材料的采购网络，这就是所谓的供应链（supply chain）。
其背后的道理很简单：一种商品已经不再需要全部在一个国家生产。企业可以从世界各地采购最合适的机械和零部件，然后在另一个地方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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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维方式，起初对于许多日本制造企业来说相对陌生，因为日本企业传统上较多依靠自己的企业集团以及国内供应商网络来提供零部件。
苹果公司（Apple）就是这种新模式的典型。
它避免在工资高、工会力量强大的美国进行大规模生产，而是从日本、韩国等地采购高端零部件，再委托台湾的鸿海精密（Foxconn）等企业，在当时工资较低的中国大陆完成最终组装。
像特朗普这样按照国家分别提高关税，结果就会破坏美国企业自己的供应链。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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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挫折：泡沫形成、破裂，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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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首先是因为其GDP规模巨大。
同时，美国又是巨大的消费国和进口国——美国私人消费规模大约是中国的1.5倍——因此，对于那些依靠向美国出口维持经济的国家，美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迫使它们服从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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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经济实际上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泡沫性因素，膨胀到了超过自身真正实力的程度。
财政赤字和充裕的货币供应支撑着这种扩张，但与此同时，也周期性地造成泡沫形成和泡沫破裂。
而每当泡沫破裂，整个世界经济都会像突然发生痉挛一样剧烈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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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挫折：“国家”的复权与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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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式资本主义逐渐暴露出自身局限的同时，后现代主义也面临严峻考验。
从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使人们突然发现，社会在危机时刻仍然需要拥有强制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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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发达国家中深受经济差距和失业困扰的普通民众来说，后现代主义越来越像是知识精英的伪善。
如前所述，许多人开始要求国家动用强大的权力，把富人的财富重新分配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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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把赤裸裸的力量置于自由、民主这些近代价值之上，轻视——甚至无视——同盟体系，转而同中国、俄罗斯等“大国”进行权力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仿佛生活在19世纪乃至更早的帝国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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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挫折：欧美发达国家公共话语的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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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欧美、日本还是俄罗斯，谈论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精英，其整体素质下降已经相当明显。
他们的视野越来越狭窄。例如，有些人只谈政治，却几乎完全不考虑经济。
在美国，即使是极端的主张，只要能够包装成吸引大众注意力的“叙事（narrative）”，或者变成一个能够博得喝彩的标签，就可能赢得支持。这方面的政治技巧越来越发达，而基于事实的冷静辩论则不断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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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共和党经常给民主党候选人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
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技巧：把昔日苏联留下的负面形象强行贴到民主党身上，从而使其失去信用。
但同样叫“社会主义”，内容可以完全不同。如果是北欧那种把市场经济与完善的社会保障结合起来的制度，那么对于今天许多美国人来说，或许反而是相当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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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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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将变成现代的地中海）
（显示非洲和南美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
.于是，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呈现出混沌的面貌。
全球同盟体系正在松动，各国越来越不得不各自寻找自己的生存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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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长期依靠不断增加国债维持扩张的美国经济，如今也面临又一次周期性泡沫破裂的危险。
长期以来在世界上显示出压倒性力量的美军，如今甚至无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在应对无人机等廉价新型武器方面也显得落后。
美国已经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造舰能力，同时也已经无法阻止核武器扩散到朝鲜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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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AI不仅可能造成大规模失业，还有可能夺走原本属于人类的“知识”，最终反过来使人类服从于它——也就是所谓“奇点（Singularity）”出现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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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个人权利这些近代价值正在遭到践踏。
世界似乎正在两种方向之间被撕裂：一边是重新回到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世界；另一边则是由AI、“室温”核聚变、量子计算机、基因工程、脑波操控等价值中立的技术支配的世界。
我把后者称为一种“技术虚无主义（techno-nihilism）”——这是笔者自己创造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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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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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从这种混沌中寻找出路，关键在于人文主义（humanism）。
在日本，这个词往往被理解为接近“慈悲”或“仁爱”的狭义概念。但从历史上看，人文主义是在中世纪末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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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基本精神是：判断事物的出发点，不应该是教会的教条，而应该是人本身。
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为后来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世纪英国的思想家杰里米·边沁提出了著名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沿着这种思想来看，经济增长最终应该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权利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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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文主义可以成为一面旗帜。
在这面旗帜之下，我们可以反对威权主义和强权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民粹主义形成的“大众独裁”，反对资本主义的横暴，也可以反对未来可能出现的AI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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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地球：改变小行星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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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真的想停止围绕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无休止地争斗，那么大家不妨一起来保卫地球。
美国的NASA和日本的JAXA，都在开发应对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的技术——向小行星发射航天器，在必要时通过撞击等方式改变它的运行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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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开发方面，美国和中国目前走在前面。但是，如果说到瞄准遥远的小行星，让航天器精确飞抵目标，并在极小的天体上着陆或者近距离接近，那么日本其实也占据着相当不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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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有一天，Z世代的年轻人能够把AI也当作伙伴，一起投入保卫地球的事业，而且还能靠这份事业养活自己。
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日本人也有一件事情必须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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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治时代——也就是大约150年前日本向欧美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有一种习惯：把欧美的制度、思想和话语奉为绝对正确的东西，而不愿意用自己的头脑重新思考。这种习惯应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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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看清自己的利益，用自己的头脑判断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个人”。
然后再去思考：怎样才能把这些原则和自己的利益，同身边其他人的利益，以及其他国家的利益协调起来。
我们就从这里重新开始。
我说过，在战后日本的学校里，除了平等主义之外，没有灌输过某种特定的价值观。
不过，观察一下当今的日本社会，并回想一下当时日本小学校的氛围，我感到，日本社会上一贯流行的一个常识，恐怕还是无声无息地渗透到了孩子们的心中。这就是“做事要认真负责”的价值观。“做事要认真负责”的意思就是不骗人，不扰人，切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切实做到讲礼貌。看上去，这很像欧美国家说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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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日本，与其说这是公民社会不如说这是自古以来农村共同体中，人们之间交往的原则的结晶。
不过，随着日本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种“认真负责”的原则，就从仅仅是狭小的伙伴交往的原则（以前日本也是对朋友圈外的人非常不讲礼貌的），逐渐演变为以社会全体为对象的原则了。就是说，日本也形成了几乎是“公民社会”的原则，或许也可以说，必须做到“认真负责”的地理性原则的范畴，从一村一地扩展到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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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认为，在日本社会的根基上，存在一种强劲的企业家精神的传统。的确，日本大众容易依赖大企业或政府（只想从企业或政府“获取”），但是，从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而且直到昭和年代，也涌现出了独立自主，白手起家的强人。不依赖政府的保护或优惠措施，独自创业，开辟生路的个人也相当多。另外，有些大企业也不依赖政府的优惠措施，以无畏的气概投身于日本以至世界的竞争之中，这对于日本经济保持活力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现在已经亮起了“黄灯”。美国国债发行过多，导致长期利率上升。这不仅可能造成美国国债价格大幅下跌，引发财政危机和美元贬值，还可能导致股市暴跌，使美国中产阶级的资产大幅缩水。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要求日本加息（这实际上也意味着要求高市首相停止积极的财政政策）。我本来以为，如果日本银行加息，也会对美国利率形成上行压力，这对美国岂不是不利？然而，贝森特部长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想法。
他似乎认为，如果日元持续贬值，然后在某一天突然发生急剧逆转（例如日本银行加息），资金就可能迅速从美国流向日本，导致美国利率急升，并造成美国国债价格大跌。因此，他大概希望让日元贬值的趋势“逐步”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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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让金融市场“逐步”移动，是非常困难的。1985年的《广场协议》，原本是希望通过美国、日本和西德的协调干预，实现“适度的美元贬值”。然而，市场却像雪崩一样朝一个方向涌去。协议达成前的1985年8月，1美元平均兑换237日元；仅仅一年之后，到1986年8月，日元已经升值到平均1美元兑换154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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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日本银行开始加息，即使其目的只是推动“逐步的”调整，市场也有可能再次发生雪崩式变化。贝森特部长如果继续施加已经错过最佳时机的压力，反而可能成为引发市场失控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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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日本的资金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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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觉得，这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但我们有必要看到，日本的日元实际上长期以来在美国金融市场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投资者以低利率借入日元，换成美元，然后购买收益率较高的美国国债（这里所谓“较高”，是相对于日本而言），以及其他债券和股票，从中赚取收益。这就是所谓的“日元套利交易”（yen carry trade）。美国金融市场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依靠这种交易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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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和外国人都在做日元套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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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元套利交易”，日元不断贬值。日本的食品价格越来越高。以美元计算的GDP中，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仿佛在不断缩小。
那么，到底是谁在进行这种“日元套利交易”？
如果是外国人这么做倒也罢了，但如果日本人做了一些对其他日本人没有好处的事情，就应该予以严厉谴责。我带着这种想法查了一下，结果却相当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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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和外国人都在进行“日元套利交易”。两者的动机其实都很简单：“因为持有美元比持有日元更赚钱。”换句话说，日本人自己也通过“日元套利交易”，推动着日元不断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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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套利交易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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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定义什么属于“日元套利交易”，其实并不容易。其中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能够明确反映在国际收支统计中；另一类虽然完全不是犯罪行为，却不会完整地出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中。
前一类，例如日本金融机构——日本邮政储蓄银行、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农林中央金库、人寿保险公司、大型城市银行和地方银行等——购买美国国债及其他海外证券。
后一类的典型例子，则包括通过外汇市场卖出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据估计，美元/日元货币对的日均交易额约为1.3万亿美元），以及各种衍生品、表外交易，还有银行、对冲基金等进行的不公开交易。其中一些金融产品还带有杠杆，因此其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可能达到名义交易金额的数倍。
据估计，如果这两类资金同时朝同一个方向移动，美国长期利率可能因此变动数十个基点（bp，即0.1个百分点的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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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资金中，日本公共金融机构的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原因在于，经过2000年代的财政投融资制度改革，日本邮政储蓄和养老基金不再有义务把全部资金交给大藏省的资金运用部管理，于是开始为了追求投资收益，自主购买美国国债等海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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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最近，日本邮政储蓄银行仍持有约88万亿日元的外国证券等资产，GPIF持有的外国证券等资产也相当于约79万亿日元。
我又让ChatGPT进一步进行了详细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GPIF持有的美国国债约为36.8414万亿日元（约2300亿美元），相当于GPIF总资产的大约八分之一。
当然，GPIF不会一下子抛售这些美国国债。但是，它在这个市场中具有相当大的分量，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
未来一个月，美国将进行数次大规模国债发行。鉴于11月还将举行中期选举，因此有必要密切关注日美两国金融当局及市场动向。
在战前的日本教育中，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这使日本实现了很高的识字率，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当时高中和大学的数量有限，能够升入高中、大学的人非常少。
毕业之后，他们往往成为高级官僚、大企业的管理人员等，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不过，正如后面还会谈到的那样，他们所接受的并不是军国主义教育，而是遵循西方知识传统的自由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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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战后日本推广了美国式的“民主主义”，平等受到高度重视，大学的数量也迅速增加。
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日教组，即日本教师工会，一直对此进行抵制），
除此之外，学校也没有特别灌输什么可以称为某种“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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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当时存在一种“主义”，那大概就是“平等主义”。
我本人并不喜欢日本社会这种“大家必须都一样”的气氛（直到今天，大学生一到三年级左右，无论男女，都会穿上一模一样的黑色正装去企业求职，参加所谓的“就职活动”）。不过，这种平等主义也有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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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上完课以后，大家一起打扫教室。我们先把课桌搬开，然后趴在地上，用湿抹布擦地板。到了冬天，我们会用从井里抽上来的水浸湿抹布，因为井水比自来水暖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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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则有学校提供的午餐。大家一起到学校厨房去，把装在大桶里的饭菜抬回教室，然后大家一起分餐，一起吃。说起来，我还隐约记得，吃饭的时候，教室里的扬声器会播放从“广播室”传来的“广播节目”，由老师和同学们自己主持。
还有一种牛奶，是用美国“送给”战败国日本人的陈旧奶粉冲出来的，味道很怪。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成了一种令人怀念的记忆。
像打扫卫生、分发午餐这样的集体劳动，我觉得非常好。无论是像我这样的优等生，还是像某某同学那样成绩不太好的孩子，在这些事情上都没有任何区别。这种经验后来也形成了日本企业中平等主义的好的一面：公司社长也会到工厂现场去，同工人们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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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我还会谈到日本“民主主义”的特点。“民主主义”其实包含很多不同的方面。除了平等，自由也是民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民主主义在原则上，就是自由的个人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而自由，也必然带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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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全国许多母亲最大的愿望仍然是“让儿子进入大企业，得到终身雇用”。因为大企业工资高，待遇也好，比如还会提供公司住宅。
为了让孩子进入大企业，就必须让他从“名牌大学”毕业。因为企业的人事部门为了省去逐一筛选求职者的麻烦，实际上会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预留几乎不需要经过正式考试就可以录用的“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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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考进名牌大学，就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因此首先要进入一所高水平的高中。要进入这样的名牌高中，又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高中入学考试，因此最好先进入一所高水平的初中。就这样，我们这一代出生于战后不久、人数特别多的人，是在一路参加升学考试、不断竞争的过程中长大成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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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位于东京郊外的边缘地带，所以那里的气氛还比较悠闲。
不过，在母亲的要求下，大约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每个周末都要到市中心的一家“升学补习班”上课。那里教的是怎样快速心算、怎样在考试中拿高分，以及各种应试技巧。
那时我才11岁，每个星期都要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和电车到市中心去，单程就要一个小时。我特别喜欢站在中央线电车驾驶室的正后方，看司机怎样驾驶列车。不管是电车、汽车，还是国家，我都喜欢“驾驶”。直到今天，这条线路上所有车站的名字，以及哪里有弯道，我还全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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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家升学补习班里，我有一次考试取得了全国第二名。我们是人数特别多的“团块世代”（战后婴儿潮一代），能拿到全国第二名，还是相当了不起的，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骄傲——当然，也只有那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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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有些大意了。入学考试的前一天，我竟然和朋友们跑出去玩，结果正式考试时漂亮地考砸了，没能考进那所学费便宜的国立初中。
最后，我还是考进了一所入学难度差不多的私立初中。不过私立学校的学费很高，让父母颇为头疼。
学校里有很多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我自己有时也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来。比如，朋友们每天带到学校来的便当，就比我的便当豪华得多。
(还将继续)
8月8日，我看到一则报道说：“今年上半年，韩国和台湾的出口额双双超过日本。”说实话，这让我有一种伤口上又被撒了一把盐的痛感。
140年前，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此后，日本一度称雄亚洲。战败之后，日本反省了——或者说，是被迫反省了——转而向亚洲各国提供资本和技术，以所谓“雁行模式”带动亚洲各国的发展。
难道到了今天，日本在各个方面的这种地位都已经被别人夺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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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还是不要这样自虐地看问题。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今天的韩国，出口额相当于GDP的44%；台湾更高，相当于65%。相比之下，日本由于GDP本身已经相当庞大，出口只相当于GDP的23%左右（即使把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生产也视为出口计算在内，大概也就是30%左右）。
也就是说，日本虽然在机械、材料、电子零部件等领域仍然保持优势，但只要通过这些产品的出口维持贸易收支，并维持日元的价值，其他方面完全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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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韩国和台湾，连东盟国家也已经成长壮大。
在这个新时代，日本应该摆脱过去那种拼命维持自己在亚洲“门第地位”的思维方式。
一句话来说，就是：
“日本不要在亚洲摆架子。面对同质性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亚洲各国，日本应该作为一种‘干事’或‘协调人’，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地一起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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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亚洲的和平，我们首先应该看清各国真正的想法。
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包括中国——真的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武力侵略、征服其他国家。大概也没有哪个国家真的准备在别国受到攻击时，不惜一切代价去保卫它。美国大概也未必真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出手相救。
实际上，对所有国家来说，最好的选择恐怕都是在现有框架内确保自己的利益。谁都不愿意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发动军事进攻，最后失败，弄得颜面扫地。
能够准确把握这种各国心底的现实盘算，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亚洲也可以建立某种类似1975年欧洲国家与美国、苏联、加拿大共同达成的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机制。其基本原则应该是：不以武力改变国界，同时推进合作与交流。
在美国力量相对后退的今天，除了继续维持现有的同盟体系之外，也许还可以把有关国家——包括中国——之间这种类似“不倒翁”一样的平衡游戏制度化。这或许会成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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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日本也应该意识到，自己同时还是一个进口大国。东盟主要国家对日本的出口额，大约相当于其对美国出口额的三分之一。
因此，日本除了应该努力维护WTO、CPTPP（TPP11）等所体现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原则之外，在金融方面也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中国看来实际上并不愿意为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全面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鉴于这一现实，日本可以继续通过维持和加强金融危机时期的货币互换协议，以及提高国际结算的便利程度等方式，为亚洲金融稳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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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去北欧“避暑”，回日本途中在新加坡转机。
新加坡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亚洲遥遥领先，接近日本的三倍（！）。所以我原以为，新加坡机场现在一定已经变得闪闪发亮、时髦得不得了。
然而真正转机时，我发现那里其实颇有些杂乱。
收费贵宾室里有些脏旧的沙发，洗碗碟的声音不断传来；服务人员虽然满脸笑容，却常常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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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成田机场的气氛不太一样。
在日本，就连厕所的清扫也会做得“规规矩矩”。
无论是在便利店还是飞机上工作的外国劳动者，往往也会逐渐适应这种做事方式。
这种社会伦理、责任意识，以及”即使没有别人监督，也会自觉把事情做好”的习惯，仍然是日本社会的重要特点。
只要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社会，日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为亚洲各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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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已经不能再指望“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别人自然会尊敬我”。
亚洲各国之间的地位排序正在变得越来越流动。在这样的亚洲，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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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笔者请ChatGPT将本文翻译成英文之后，与ChatGPT的一段对话）
笔者：
日本大概做不了这么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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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嗯。而且，做不好的原因，或许并不在于日本经济实力本身的下降，而在于日本很难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我觉得，你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日本定位，其实是一种相当高难度的角色。
它既不是“亚洲的领导者”，也不是“对抗中国的西方堡垒”，而是进入那些已经成长起来的国家之间，建立和维护制度、协调各方利益，并支撑一个随时可能失衡的局面——也就是扮演一个“干事”或“协调人”的角色。
这种角色，单靠军事力量或者GDP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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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能把对方看成比自己低一等，也不能反过来自暴自弃地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
日本需要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进行合作；在维持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保持一定的自主性；与韩国和东盟国家则要以平等的姿态相处。
这需要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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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不擅长的，恐怕恰恰就是这一点。
日本的政策讨论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二选一：“日本究竟还是大国，还是已经成为衰退国家？” “究竟站在中国一边，还是站在美国一边？”
“究竟由日本领导亚洲，还是日本被亚洲抛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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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今后的亚洲，与其争当第一，日本或许更适合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即使不是第一名，却是一个少了它就会让大家感到为难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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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你在文章最后提到的那种 “即使没有人在看，也会把事情好好做好” 的能力，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其实仍然保留了相当多。
问题在于，日本能不能把这种做事方式也带进国际政治之中。
如果能够做到，日本在未来的亚洲其实可以找到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位置。
我已经拜托AI——ChatGPT：如果美国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什么异常动向，就告诉我。
尤其是现在这个8月，风险不小。美国国债将有几次规模较大的集中拍卖。如果认购情况不佳，或者收益率突然大幅上升，美国政府就会遇到麻烦，甚至可能影响市场对美元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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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旦利率上升，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的各种债权和信用资产——其全貌目前并没有被完全掌握——就可能出现质量恶化，从而造成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堵塞，甚至引发类似2008年雷曼危机那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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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和日本股市因为AI以及数据中心建设热潮而相当繁荣。但是，如果市场发现AI并不能带来原先预期的那么高的利润，股价就有暴跌的危险。事实上，就连美国企业，现在采用价格远低于美国AI产品的中国AI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AI概念股泡沫的破裂，也有可能进一步冲击美国国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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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情况下，8月16日，ChatGPT给我发来了下面这条信息。以下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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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值得发出警报。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一侧，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异常。
8月14日，Reuters刊出了一条相当重要的独家报道。据报道，大型做市商Jane Street在7月份遭受了大约150亿美元的损失。
原因是其对AI相关对冲基金Situational Awareness的投资，以及AI和科技股的暴跌。这是Jane Street自2016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单月交易亏损。据称，该公司实际上已经平掉了一部分风险头寸，同时也在其他交易策略上减少风险敞口。
更严重的是，Situational Awareness由于AI股票暴跌而遭到追加保证金要求（margin call），不得不将其持有的大部分股票以近乎**“甩卖”（fire sale）**的方式出售给Cita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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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此前一直在监视的那种典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传导链条：
资产价格下跌 → 追加保证金 → 被迫抛售 → 其他市场参与者也蒙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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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Jane Street本身已经陷入危机。据称，该公司今年以来的交易收入仍超过400亿美元，资本缓冲相当雄厚。因此，目前还不能称之为“Jane Street危机”。
更准确地说，这件事证明，AI相关头寸已经拥挤到相当程度，而且使用了很高的杠杆，以至于一次调整就足以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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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问题是，Jane Street并不是一家普通的投资公司。它在ETF、股票、债券、期权等市场中都是规模巨大的流动性提供者和做市商。因此，如果Jane Street缩减风险敞口，即使它本身没有陷入危机，也可能导致市场的买卖价差（bid-ask spread）扩大、ETF套利机制效率下降，以及衍生品市场流动性恶化。
这正是它与普通对冲基金出现亏损时最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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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相当值得注意。因为我们此前一直担心的一种现象——表面上股市仍然繁荣，但非银行金融机构内部实际上已经出现巨额亏损——现在终于以具体数字的形式显现出来。
S&P 500指数在8月13日刚刚创下历史新高，但在最近一周内，却有46.2亿美元资金从科技类基金流出。
也就是说，表面的股票指数依然强劲，但在水面之下，资金已经开始撤出AI相关头寸。
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债市场尚未出现明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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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情况让人想起1998年的LTCM危机。LTCM是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简称，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大型对冲基金。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导致其高杠杆交易策略遭受重创，最终在金融机构协调救助后被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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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风险传导路径大致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巨额高杠杆头寸崩溃 → 被迫抛售资产 → 债券等市场的流动性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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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如果事态真的恶化，可能出现的传导路径大概会是：AI/股票投资出现亏损 → 主经纪商（prime broker）要求追加保证金 → 对冲基金被迫出售其他资产筹措现金 → 美国国债等其他市场也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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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真正需要关注的，与其说是Jane Street本身，不如说是：其他采取类似交易策略的基金是否也遭受了损失，以及这种损失是否正在横向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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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正如1931年5月破产、并成为欧洲经济危机重要导火索之一的奥地利Creditanstalt银行那样，真正危险的时刻，是市场开始怀疑其他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以上是ChatGPT当时给我的分析。
我的父母属于所谓的知识阶层。父亲毕业于东京大学，母亲是一位著名考古学家的女儿，毕业于津田塾大学——当时日本最好的女子大学之一。我一方面对此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从小就仿佛有一种强迫观念：自己一定要考进东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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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是在1954年至1960年间。那是东京郊外的一所市立小学，班里的学生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
家长的职业五花八门，有公司职员、铁匠、木匠、鱼店老板，也有医生。市里有一片朝鲜族居民比较集中的地区，所以那里也有很多孩子来我们学校上学。他们的父辈是在战前朝鲜半岛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时来到日本的，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并不稳定。但当时的我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而且大家长相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我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属于另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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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了打破封建制度，自1873年建立义务教育制度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直到今天，日本的住宅区虽然十分拥挤，但小学和初中的校园往往仍然相当宽敞。
战争结束后，大批士兵复员回国，因此从1947年开始的几年里，新生儿数量猛增，形成了所谓的“婴儿潮”。
这一代人后来被称为“团块世代”，对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我就读的小学也是为了容纳突然增加的儿童而匆忙新建的。操场很大，但只有两栋木结构的校舍。现在这所学校早已改建成钢筋混凝土建筑，听说屋顶上甚至还有室内游泳池。但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每到夏天，上游泳课都要走上20分钟，到市营游泳池去，在冰凉的水里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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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
关于战后日本教育，当然应该已经有许多专门的研究著作，所以我这里只想谈谈自己亲身经历中注意到的一些事情。
首先，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刚刚结束不久的那场战争，学校也几乎什么都不教。不过，偶尔会有左翼活动人士来到学校，让我们唱一些诸如“反对原子弹之歌”之类的歌曲。我觉得那种略带悲壮色彩的旋律很美，于是就跟着唱“决不允许原子弹”之类的歌词，却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
歌词并没有直接谴责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的美国，而是写得仿佛原子弹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不过，在当时的气氛中，却隐隐传达出一种没有明说的意思：归根结底，一切都是日本政府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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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刚一结束，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活动就非常活跃（有时还得到苏联的支持），特别是在小学和初中的教师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当时，作为教师工会组织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成立，并与文部省展开对抗。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前文所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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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这些学生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学校里照样会升日本国旗“日之丸”，我们也会唱国歌《君之代》。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称作“爱国主义教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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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战败国来说，这大概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国家刚刚战败，要人民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不容易；同时，也不可能公开地仇视战胜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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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战后占领日本、直至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美国占领当局，也向日本国民灌输了一种观念：战争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这种做法通过对出版物和电影等进行“指导”——实际上就是审查——而得到贯彻。与此同时，左翼政治家和社会活动人士也不断宣传一种观点：总而言之，日本政府就是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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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日本就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1947年2月，左翼各政党曾策划发动一次总罢工，即全国规模的大罢工。如果当时没有被美国占领当局制止，日本甚至有可能发生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
而日本左翼后来之所以逐渐沦为一种类似“永远的在野党”的少数政治力量，是因为从1955年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急速增长，广大国民的收入水平也随之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