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kiokawato

（本文是笔者根据2010年前后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进行的集中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文中阐述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要点。本文旨在通过讲述笔者的人生经历，让读者了解日本社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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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外务省

我感到，自己从普通小学考进“名牌”中学，继而考入东京大学，这种“资历”在外务省达到了顶点。而那24名伙伴看起来都像是人才尖子，我尝到了一种相当强的自惭形秽的滋味。从此之后大约35年间，这24名伙伴就成为我的竞争对手，并且成为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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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明治初期，官员兼任政治家（议员），掌握了实权。即便在整个明治时期，实际上，政治与行政也并不是由天皇控制，而是由官员＝政治家进行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到最近，官员们还掌握了日本的实权。

1970年我进入外务省时也是这样，当然，官员已经不兼任政治家（议员）了。政治家在国会和选区开展活动。他们最关心的是在下次选举中当选，所以，外交等与获取选票无关的工作，就交给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和外务省了，他们并不十分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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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抨击日本对苏外交、对华外交的国家主义者们（被称为“右翼”），就开着大卡车，装上大功率高音喇叭，来到外务省楼前发表演说。我们在外务省楼内工作，不知道他们在喊些什么，而且我们还受到警察的保护，因此就产生一种“我在为国家工作”的自豪感，同时，也产生一种无论做什么都绝对会受到保护的特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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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只是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所以渐渐地就开始脱离社会实际了。当然，虽说是外务省，但干活的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下班后，要挤满员电车回家。有时加班很晚，去银座吃饭时，感到自己从事枯燥无味的“国家的”外交事务，这与霓虹灯光彩夺目的现实社会相比照，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自己确实掌握着权力，而社会却与我们毫不相干，日以继夜地延续着生活——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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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官员几乎全是中层或中下层出身，外务省也不例外。1970年，当时外务省里留下的唯一一座遗留有战前贵族氛围的建筑，就是战后外务省接收的明治时期的“华族会馆”，作为专属饭店“霞友会馆”使用（后因经营不善破产，只好放弃）。我们进入外务省后，最初的3个月先不工作，接受“研修”，那时常常有机会在霞友会馆聆听老外交官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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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其中有人说：“作为一名外交官，就是要不管政治家们（议员们）说什么，必须彻底维护自己信守的‘国家利益’！”；还有人说：“传媒报道的大多不真实。你们必须能够看穿新闻报道背后的内情！”这些都属于继承了官员们实力强大的明治时期以来的传统而发表的言论。后来，日本社会不断变化，现在是“政治家（议员）主导”了，而传媒则具有超越政治家的力量，甚至可以把总理大臣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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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快结束时，我们25人一起到日本地方上去考察。我记得，我们参观了汽车厂、造船厂、工业联合企业等正处于高速发展热潮中的日本经济的心脏部门。我们还参观了京都和奈良的神社、寺院，体验了茶道等日本的传统文化，最后还参观了大阪世界博览会。那时，1970年，正处于日本高速发展末期，国民生活水平已经提高，社会蓬蓬勃勃，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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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到美国的杂货店去，会看到从小型热水器到除尘器，几乎所有电器都是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那时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大阪世博会就是其集大成者。我们25名年轻的外交官，在世博会里转来转去，与其说是被各个场馆的展品吸引，不如说是被那些美女解说员迷住了。此后，在大约25年多的期间里，日本总是名列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大国，直到被中国赶超。我和24名伙伴非常幸运，我们的经历基本上整个时期都是在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度过的。但是，即便如此，我国的安全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事情都是受到限制的。

（1970年大阪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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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留学前在外务省进行的实地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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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外务省研修开始。8月我们被分配到各科实习。我通过外交官考试时，提出了将来想专攻俄语的愿望，得到认可，因此，我被分配到了苏联事务科。大学时期，我亲眼目睹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生运动，对共产主义以及苏联很关心，还很幼稚地想到，如果促进日苏经济关系，就有可能缓解日本过分的对美依存。苏联与美国将世界一分为二，是一个大国。以苏联为专业，意味着将来有可能在外务省升迁到相当高的职位，因此竞争很激烈。不过，虽说如此，也就5个人提出了志愿，竞争仅有的2个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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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事务科，我被任命负责处理有关苏联驻东京大使馆人员编制的问题。冷战时期，苏联大使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制定了限制了其人数的制度。我的工作就是管理签证的发放，以防止超过定额。

但是，这种细致的公务不适合我，在我负责期间，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外交官员时常超过人员定额。他们注意到这一点，或许以为这里可以找出某些日本发送的信息，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工作失误而已。就是说，历史的进程常常不是有意策划好的，类似工作失误这种偶发因素，也有可能改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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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了工作，产生了兴趣之后，也就是进入外务省1年零3个月时，我们这25名外交官的苗子，同时踏上了海外留学的旅程。欧洲各国的外交部采用外语好的现成人才，而日本外语好的人才非常少，即使有，其他能力欠缺的话，也不能采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拼命地从英文书本上学习技术或法律，在英语读写方面，能力很强，但在听说方面，能力几乎等于零。日本社会是一个基本上完全不用外语的社会（欧美的很多书籍都翻译成日语出版了，大学也只用日语就行了），如果只呆在日本，外语的听说能力是不会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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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去外国留学，外语的口语能力是几乎不可能提高的。所以，日本外务省要让刚进外务省的所有外交官的苗子去外国留学2年。俄语、中文、阿拉伯语、韩语比较难，留学期间为3年。学俄语的人，要先到美国或英国留学2年，不仅要学习俄语，还要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最后1年去莫斯科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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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我最初2年是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因为那里有在美国也是最好的苏联研究中心（现更名为Davis中心）。虽然我的ＴＯＥＦＬ分数不够，但是，哈佛大学似乎因为我是日本政府派去的留学生，破例接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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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没有出过国，坐飞机也只是第2次。在太平洋上空，当我透过飞机的舷窗看到日出时，感到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实际上，外国留学就是一个新的开端。外国与日本是根据不同的思想范畴运作的——在美国，人们比日本更自由、开放——与日本相比，我感到更加广阔的前景展现在眼前。

（待续）

外交官考试

日本大学学制4年。学生们到了大三中期，就开始考虑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了。

可是，我到了那个时期还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在日本社会上，人们认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种类是有限的，基本就是4类：1.进入大企业或大银行，度过一生（一般还是要接受聘用考试的，但实际上，因为是‘东京大学的学生’，几乎都可以得到聘用。而且，日本的大企业一般都是终生聘用）；2.作公务员；3.通过司法考试，作法官、律师、检察官；4.就是留校做学者。我和伙伴们一起，走访过在银行工作的学长等人，但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截至2026年的现在，情况已有所变化。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有所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选择进入外资企业工作或打算自主创业的人数正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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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听大学的一位伙伴说要参加“外交官考试”，于是，我自己也想去试一试。

实际上，东大教养学科的教学是适宜外交官考试的（这里学生们学习国际法、外交史、经济学等很多外交官考试的科目），随时可以选择参加外交官考试。但由于我“其貌不扬”，所以总觉得自己不适合作外交官。

但是，就在外交官考试已经迫近，即将在3个月后进行的时候，那年3月份，我却仓促下定了决心，参加考试。或许是因为伙伴参加考试吧，我也没有感到什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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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3个月，就像当年准备参加东大考试一样，我做了应考复习。我记得那是7月的一个炎热的日子，考试开始了。

应考的人数超过了400人，但只录取25人，初试就减少到5、60人，然后进行二试。一试是“文化考试”，考英语，很简单，没费什么劲。问题是二试，要在炎热的夏天连考3天。

考题已经忘记了，但我记得考试科目有国际法、外交史、经济学、宪法、行政法、财政学、英语。一试答题采用画圈或打叉的方式，二试采用写论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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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外交官考试的重点是英语，其实不然。在日本，刚进外务省时，能够自由自在地使用外语的人，凤毛麟角。日本的外语教学只重读、写，不求提高听、说的理解能力，没有实际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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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官考试及其他省厅的公务员考试中，“后门关系”一律无效。每年通过外交官考试录取的25名人员中，一般都有2、3名外交官的子女，但是，如果他们笔试不及格，就不会被录取。这种通过考试选拔公务员的制度，在日本原本并不存在。其起源可追溯至中国宋代确立、至清代已流于形式的科举制度。不过，该制度并非直接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中国的科举制度是首先传到西欧各国，然后从欧洲被引进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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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务员考试摒弃“后门”，因而提高了社会上人才的流动性。因为一个人只要出类拔萃，就能够升迁到很高的地位，参与国家行政，而与家庭出身无关。所以这种考试制度是公平、公正的，但是，也存在只凭成绩选拔人才的问题，存在脑筋转得快但行为卑鄙的人、或者没有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的人，也会被录取的危险。当然，考试中有面试，考官要考察考生的人品，外务省负责人事的官员还会对考生进行家访，了解家庭情况，甚至走访邻居，了解人们对考生的评价。但仅凭这些，还是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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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参加外交官考试时，是与公务员考试另行进行的。现在，外交官考试被取消了，志愿进外务省的人也一律参加公务员考试。这是因为大约10年前原外务省发生了渎职事件，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就在这个时候，过去想做外交官却因为“英语不过关”，在外交官考试中名落孙山的政治家（议员）及商务人员们，领头呼吁，废止了他们耿耿于怀、记恨在心的外交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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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外务省不得不与财务省、经济产业省乃至警察厅（战前曾是实力强大的内务省，后被占领日本的 미军解散）等“第一级”政府部门争夺通过公务员考试的应试者。不过，目前尚未出现因未能进入这些“第一级”政府部门而转而报考外务省的情况。近期复杂的国际形势反而激发了年轻人的使命感，使有志于成为外交官的人数有所增加。那些在公务员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学生，正纷纷来到外务省。

日本是什么—原外交官的视角—

河东哲夫

我2010年9月在天津海南大学与2011年11月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每个一个星期里，以研究日本历史、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忽视的问题为中心，进行了共计15小时的集中讲学。关于日本，苏联、美国等国家的专家们发表了很多研究报告。但是，在他们提出的见解中，有些脱离了日本实际。所以，一个研究人员必须具备能够判断一种见解是否符合日本实际的能力，为此就必须在日本生活几年。这次讲学，我是以没有在日本生活过的人为主要对象，尽可能给他们带来“在日本生活的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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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战后骚乱的日本与校园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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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等一些国家，人们认为日本人温顺有礼。其实，在战后的混乱和物资匮乏时期，经常会发生游行、集会及罢工。由于战后冷战拉开序幕，苏联总想利用日本共产党及社会党充当其走卒，渗入美国占领的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则渗透进工会组织，频繁组织游行、集会及罢工。1947年他们策划了一次总罢工（全国一齐罢工），但实施前被美国占领军制止了。另外，在工会会员最多的国有铁路公司，还发生了总裁离奇死亡的事件，原因不明的重大事故也多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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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后，这种过激的游行、集会就偃旗息鼓了。企业里成立了支持经营管理人员的第二工会，把公司员工们都吸收进去了。工人运动变成了每年春季举行罢工，与经营方面达成提高工资协议（几乎就是一种仪式）的无害活动，人们称之为“春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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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改，尽管强化了日本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但是，在野党方面指责说，这使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关系固定化，并举行了反对运动。就是说，左翼政党利用这件事，煽动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般来说，右翼才利用民族主义做口号，但是，当时的日本左翼却煽动日本人，掀起了反美民族主义，这也是接受了苏联和中国的意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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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反美反政府运动也有一些比较激烈。在国会周围举行的游行示威中，就曾有一名女学生死亡。可是1970年安保条约再次更新时，反政府运动就失去了势头。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在高速发展时期，人们更关心提高工资，胜过意识形态之争；另外一点就是学生们在60年代末期的激烈的学生运动中，已经耗尽了精力，精疲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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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与战争刚结束时因穷困引发的运动不同，其原因恰恰相反，那个时期的学生运动是由于经济获得成功而引发的。学生们的生活被卷入资本主义的利益至上主义与剥削之中。而且，日本也被置于体现了这种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影响之下，学生们是对此提出抗议。抑或是在野党势力及过激派学生运动家们提出了那些主张，蒙蔽了一般学生，并把他们拉进了运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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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造资本主义反”的学生运动，当时在西欧的大学里也发生过。美国也出现了同样的动向，嬉皮士、反对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席卷了大学校园。总之都是一种知性的传染病、一种流行。毕业了的大学生们，大部分一就业就把运动丢到脑后去了，反而成了资本主义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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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在1969年达到高潮。过激派用燃烧瓶等袭击东京的新宿车站，学生运动的主谋们还在各大学扣留教授，进行谈判，直至深夜，试图获取校内各项权利（在日本的国立大学里，教授会掌握最高权力，文部省的意向未必能够行得通）。这些学生们还分为几派，相互之间以铁管、钉子棒为武器，展开了流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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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就是东京大学安田讲堂被过激派学生占据、学生们被警察驱散之后的情景。一般来说，警察是不得无故进入校园的，但是，当时的校长（代理）要求警察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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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战斗”中，没有发生人员死亡。最后死守讲堂屋顶的学生们受到催泪弹和高压水龙的猛烈攻击（时值严冬），终于投降。这些学生活动家并没有被处以极刑（也没有能够对他们处以极刑的法律依据），后来他们有的进入企业就业，有的在地方上开办小型补习学校，奠定了自己的人生。参加游行的普通学生，有的在大企业就业，有的做了公务员，很快就忘记了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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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也参加了游行，但在政治上尚未成熟，也不太了解过激派与共产党系统的青年组织之间的区别。后来成了高级官员的人，很多都参加过60年代的反美游行及校园纷争。尽管如此，他们也还是能够通过公务员或外交官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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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校园纷争中，我开始关心马克思主义及计划经济等。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们，希望了解自己憧憬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所以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比较经济体制”，调查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篇很幼稚的论文。

（这是我高中时代的回忆。当时接受的教育并非基于爱国主义，而是以西欧现代价值观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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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价值观的基本原则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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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日本人陶醉于植木等的歌曲中时（1960年代），中国人对“日本出现了复活军国主义的征兆”提高了警惕。他们认为，由于日本人被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污染，所以，早晚还有可能会侵略自己的国家。但是其实，那时的日本人都工作到深夜，为提高工资而着迷。而且（也许人们会惊奇），日本大部分精英的价值观，根子是欧洲的文化素养，具有欧洲式的自由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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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初中、高中学习了6年的私立学校（武藏）的教学楼。从建筑物风格来看，属于欧洲风格。遗留在长春的满洲国时期的建筑物，被称作“兴亚式”，混合了亚洲风格的元素。但是，这座教学楼是纯粹的欧洲风格。日本的初中（3年）、高中（初中毕业后到大学之前的3年）一般是分开的。为了考进“名牌高中”，必须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胜出，而武藏学校却是初中、高中6年一贯制。这类学校战前还有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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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为了防止沦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制定了尽快吸收欧美文明的国策，并以1904年日俄战争为契机，与英国缔结了日英联盟。在英才教育方面，引进了英国“public school”的元素。这种“public school”虽说是“public”，但实际上还是私立的。贵族子弟的学生们要全部住校。学校要把他们培养成自由、但也擅长橄榄球那样的体育项目、具有可称之为gentlmanship的社会责任感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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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日本的教育以培养高级官员为主要目的（天皇战前也不并是亲自统治国家，仅为国家象征的色彩很浓厚，实际权力掌握在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不少都是高级官员出身]手中，后来又被军部掌握）。全国共有7所“帝国大学”（当然也有其他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为了考进这些大学，全国有8所名牌国立高中（现在称之为“旧制高中”），考进这些高中学校对升学是很有利的。要考进这些旧制高中，必须通过激烈的考试竞争。而一旦考进去了，基本上考进帝国大学就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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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学校的学生们过着“自由”的生活。听说他们啃欧洲哲学（康德、叔本华或黑格尔等）或俄罗斯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有人气），滔滔不绝地谈论人生的意义。当时，还有一名大学生，留下一封遗书说“不懂人生的意义”，就跳进瀑布中自杀了，此事曾轰动一时。其实，他好像是由于失恋而厌世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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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学生中，也有些人是在大学学习期间被送上战场阵亡的。剩下的人战后进入政界和实业界，成为了精英。虽然有一些自由主义，但还是显示出了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努力的气概。这些旧制高中学校之一“一高”，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教养系（1-2年级）。一高时期的学生宿舍一直保留到1990年代。学生们的自治能力很强（学生运动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一部分属于日本共产党青年部）。他们曾把宿舍作为基地，长期抵制宿舍改建。我看到过老宿舍，6个人共用一个房间，很少更换被褥等，又脏又乱。一到夜里，好像还有人半恶作剧地从窗口对外面撒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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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就读的学校是战前创立的，是一所可与这类国立旧制高中相媲美的私立学校。原是修建了东京周边首屈一指的大规模民营铁路“东武”的财阀建立的。建校的目标为“三大理想”：①亲自调查，独立思考；②腾飞海外；③学贯东西。这“三大理想”不可谓不远大，但只是写在小册子上，平日无人提起，也并不要求毕业生自觉地努力去实行，但是，不知为什么，无论是谁都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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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中的“排名”是根据考入东京大学的学生人数来确定的。这多少有些荒谬，且缺乏全球视野。然而，这就是现实。我考进武藏学校时，这所学校的东大升学率下降，已经到了沦为二流学校的边缘。我们这一代，人数很多，甚至被称为“团块一代”。1960年我考这所学校的时候，竞争率达到空前的高度。所以，武藏学校的教员们都把重振武藏的梦想寄托在我们这一届学生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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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这所学校没有高中入学考试，所以，不一定非得服从文部省的课程规定，可以实行教学自由。而且，到高中二年级为止结束所有课程，高中三年级全力以赴准备高考。我们这一届学生不断被告知“重振武藏的梦想寄托在你们身上”，但校方也不是逼着学生们学习。同年级学生都是突破竞争率极高的考试大关入学的，水平本来就高，再加上相互刺激，学习能力自然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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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比较注重自然科学。我们这一届学生140名，被分成3个班。数学、物理成绩最好的学生集中在3班。我的数学、物理成绩不好（是老师教的不好！），被分到了2班。而且，到初中3年级为止，我们全部按照文部省的课程规定，学习“汉文”，即中国古典。我们在中国古文课本上记上各种记号，用日语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学习中文）。

开始的两年，老师教汉字的起源。比如“龟”字，最早是好像乌龟的象形文字，老师讲得很细。虽然这也有其趣味，但是，我也曾想过，这些知识并不一定非要在课上讲。到了高中，我记得汉文成了选修课。

高考中，汉文试题就没有了，选修汉文的学生也就很少了（英语是高考的主要科目，全体必修，而且每周8小时。即便如此，同学们还是根本不会说，听不懂。日本的英语教学主要集中在读写上了）。不过，在枯燥乏味的准备高考期间，我学习了中国古典（《论语》《十八史略》等）以及唐诗。这对于爱好文学的自己来说，就像是一片绿洲。我一直听这些课，直到毕业。听课的学生只有2名，另一名同学后来成了一位很有影响的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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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所学校里，由于到高二为止基本上不怎么学习也可以，所以课外活动很盛行。篮球、足球、网球、英语、考古等等体育、文化各领域都有学生自主的社团。下课后，学生们都急急忙忙地参加这些活动。

我按照妈妈说的，参加了游泳部，因为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夏天，放学后，我们就到战争中变成像废墟一样很脏的游泳池去，每天游两个小时。不过，游泳部里，高年级和低年级同学之间的上下关系很严厉，发烧时也要你去游泳。我不喜欢那里的风气。我喜欢音乐，所以初中三年级开始我转到了铜管乐队，吹单簧管。而且，考进大学以后，我参加了大学的管弦乐队，成了首席单簧管演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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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家在郊外，每天上学要先坐巴士，再倒城铁，单程要花1个小时以上。早高峰时间，城铁很挤，上下车都很费劲。60年代的日本人还没有养成排队、有序上下车的习惯，插队，互相挤来挤去，一片混乱。

今天，人们说，日本人是一个很讲秩序、讲礼貌的民族，可是，那时并不是这样。讲礼貌也只是在朋友之间的小圈子里，出了这个圈子，就不讲礼貌了。不仅在朋友之间，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讲礼貌，也就是说，公民社会的建立，还是在日本人开始排队等车的时期，即80年代前后吧。战后的日本就是“衣食足而知礼节”的一个典型。

（我于1960年代后期在东京大学求学。东京大学是一所录取门槛很高的大学，但当时的日本大学正因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而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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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到了高三，就没有什么课了，我在家里开始准备参加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每天除了睡觉、吃饭以外，全是学习。考试题目，我已经忘了，但我记得考试科目有“国语（测试对日语教科书的理解能力、作文能力以及日本古典文学[与现代日语差别很大]的理解能力）”、数学、化学（也可以选考物理）、英语、世界史（也可以选考日本史）。其中，我觉得世界史最有意思。哪年发生了哪些事之类的单纯的事件姑且不说，想想这些事件的背景、相互关系等等就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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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一件大事，所以，考试当天妈妈陪我去了考场。如果在欧美国家，一个人到了17岁就是真正的大人了，而在日本却还没有独立。考试结果，我是和高中同学一起去看的。大学校园的一角，竖立起了一排告示板，贴着白纸。如果上面写着我的考试编号，那我就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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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的文科当时分“文一”、“文二”、“文三”，理工科有“理一”、“理二”、“理三（医科）”。“文一”是法律系，培养出的高级官员或企业干部最多，是东京大学的柱石。“文二”是经济系，当时这里几乎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老巢。“文三”是文学系，人称是以最低分数进东京大学的地方，因为即便攻读文学或社会学，也不能在大企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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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开篇我说过的那样，自己小时候就有“上东大”的强迫性观念，高中时数学也不好，所以，我就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就是“学社会学看看吧”。因此，我报的志愿是文三，而且一举考上了。当我在告示板上看到我的编号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感，二话不说就和朋友们径直奔向附近的繁华街道涩谷，看了一场美国谍战娱乐电影《拿破仑独奏（Napoleon Solo）》。我记得那还是我第一次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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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正门。这里比本乡的东京大学更显自由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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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管弦乐团

日本的大学是在4月开学。开学那一天，走下车站的台阶，透过一片盛开的樱花，可以看到我憧憬的东京大学的校门。新生要去的教养系在驹场，就在战前旧制高中“一高”的校园里。一般同学大三开始上专业课时，才转到本乡的校园去。这里是江户时代最大的大名“前田家”的宅邸，至今，池水庭园风光不改，庄严肃穆的大门“赤门”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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驹场的校门前后都立起了很多招牌，各式各样所有课外活动的“部”都在招徕新生。其中合唱、管弦乐队、空手道、柔道、游泳、棒球（东大棒球以弱著称）、舢板（这个很强）、辩论（为有志于政治家者所设）、拉拉队（在各种体育比赛中为东大队鼓劲）、落语（类似单口相声。江户时代的曲艺之一）以及其它等等“部”，应有尽有，遍及文化、体育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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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日本的大学进去（考上）难，出来（毕业）容易” 。医科、理工科等，学习要求很严，其他科目就如上所说，很宽松了，我也很少去上课。到了期末，常常是到教授那里去道个歉，“提交一份报告（看一本书，写一篇2页左右的幼稚的读后感就行了）”，就可以得到及格分数了。

东大的学生毕业后，基本上就业毫无问题，所以，他们就把很多精力投入到课外活动或打工方面去了。日本的国立大学学费便宜，即使是地方上的贫困家庭，也能把优秀子弟送到东大来，把他们培养成精英。而且，这些学生身穿磨破的制服打工。当然，现在为了进东大，还需要请家庭教师，上补习班，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此，近来东大的大多数学生都是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家庭的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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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某项课外活动的“部”超过一定人数，就可以从校方领到一点点补贴。“部”就像是一个小社会，也分派系，也有意见纠纷。选“部长”也是一种政治运作的实习。而且，一个“部”里的伙伴——高年级、低年级学生，毕业后就成为最可信赖的“关系”。也就是说，“部”才是日本大学生的人生，所以，招徕新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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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

这些“部”的巨大但简陋的招牌戳在地上，旁边就是搞“学生运动”的一伙人（或者可以说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民族主义分子吧，都是反美、反政府的，大部分都在日本共产党或日本社会党的旗下，不过也有更加过激、志在发动暴力革命的派系。为培养精英而建立的东京大学，也有反政府的学生）一只手拿着手持扩音器，展开了一场对“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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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穿落满灰尘的学生服，邋里邋遢，总使人感到飘散着一股沾有酒和女人气味的颓废风气。战前，军方严厉限制言论，日本社会对此记忆犹新，社会党、共产党也以苏联和中国的实力为背景，在国会进行对抗，以使政府不能进行取缔。为此，警察也无法只凭思想或言论，逮捕这些搞学生运动的家伙。因为能够逮捕他们的法律，由于在野党的反对，未能在国会上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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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分为几个班。文学系要求学生学习法语或德语，并按照这些语种分班。我选学了法语，也学了德语（哪样也没学好）。法语班里女同学多。我当时想作一名社会学者，但社会学课没什么意思。而且当时我也没有勇气到类似贫民窟那样的地方去做实地调查（1980年代之前，东京、大阪有一些无家可归的路边生活者及地方来的打工者居住的区域）。到了大三，我就转到“教养学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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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学科

教养学科与全体一、二年级学生必须去的教养系不同，是少数优秀生的特殊专业。它仿效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潮流，打破专业的壁垒，培养学生综合判断事物的眼光。这里又分为国际关系论以及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域研究、科学思想史、人类学等专业。并不特定法律、经济、文学等专业，而是利用各种学术角度，综合研究美国或中国等国家的问题。从文学系转到教养学科需要成绩优异。我运气好，成绩刚刚够转专业，而这改变了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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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学科的学生和其他系的学生不同，都留在驹场“旧制一高”的老校园里。这里没有本乡校园里那种刻板的学院氛围，而是充满自由的气息。担任教学的教师多是朝气勃勃的年轻学者。我在这里选择了国际关系论专业（理由不记得了），学习世界政治史、国际法、经济学、苏联经济等课程。说是学习，其实除了讨论课以外，我基本上不去上课，经常在图书馆里涉猎各种有趣的图书，或者去管弦乐队吹单簧管，就干这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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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学科的课程中（这是一个很奢侈学科，有的课，只有一名学生听讲。后来我在东大教书后才明白，老师的报酬很少。而之所以能够召集很多著名教师来上课，是因为“东京大学客座教授”的头衔对很多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有关“莫扎特”的课，尤其使我难以忘怀。日后成为一所名牌音乐学院院长的一位莫扎特专家，倾其所有学识，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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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教养学科允许学生尽情发展自己的爱好，可以利用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或者物理学等任何方法分析事物，养成一种“侵入”他人专业研究领域而满不在乎的态度。后来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时，曾为英语煞费一番苦功，但在观察事物的观点方面，绝不低于其他学生，这就是托教养学科的福吧。这门战后创立的新学科，为日本外务省及学界输送了灿若繁星的众多人才，现在已改名为综合文化学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