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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akiokawato

  • 朝美关系会重新启动吗?那时日本该怎么办?

                            河东哲夫

    6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伊朗停火协议达成的几乎同时,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当年与金正恩并肩而立的照片。

    也许,他是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伊朗的问题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轮到朝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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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着眼点并不坏。如果能够化解过去积累的恩怨与不信任,并从法律上确认朝鲜与韩国并存的现实,那么朝鲜半岛实现长期稳定并非遥不可及。当然,核武器问题依然存在;对于日本而言,被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同样无法回避。

    因此,不妨在朝美对话重新启动之前,先回顾一下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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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军队一度势如破竹。可是,同年9月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战局骤然逆转。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后,此前一直不愿出兵的中国,在斯大林的压力下,终于于1950年11月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将联合国军重新逼退。

    此后双方反复拉锯,战线陷入僵持。到1951年6月,苏联已经提出停战建议。

    然而此时,开战初期曾极力抵制斯大林要求出兵的毛泽东,反而开始抵制停战。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最终,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之后,毛泽东才同意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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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7月,朝鲜、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但此后并没有签署正式的和平条约。原本应是临时安排的停火状态,竟持续了七十多年。

    韩国总统李承晚坚持“北进统一”,拒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严格地说,停战协定本身也是由各方军事统帅签署的,而非国家元首。中国方面签字的是彭德怀,毛泽东本人并未签署;朝鲜方面则由身兼最高统帅的金日成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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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从法理上讲,朝鲜与韩国至今仍处于战争状态。只有签订正式和平条约,朝鲜半岛的稳定才真正具备法律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公布的朝鲜新宪法中,不仅删除了“祖国统一”的表述,而且明确规定了与韩国之间的边界。这完全可以被视为未来签署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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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恩与日本

    日本记者石井妙子曾整理过金正恩与金与正兄妹的成长经历,颇有几分家族悲剧的色彩。

    由于他们的母亲并非金正日的正式妻子,兄妹二人在朝鲜权力体系中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幼年时,他们被送往瑞士读书。据说,负责照顾他们的姑母及其子女后来从瑞士逃往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此后,两兄妹不得不中断学业,返回朝鲜。这样的经历,想必会留下不少心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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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似乎并没有对日本怀有特别强烈的敌意。曾有多家媒体报道,少年时代的金正恩曾陪同出生于日本的母亲多次访问日本,并且十分喜欢东京迪士尼乐园。

    也许只是笔者的个人印象,但与对待韩国或美国领导人时的激烈言辞相比,金氏兄妹似乎较少对日本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

    那么,日本是否能够在解决绑架问题和核问题的前提下,帮助朝鲜逐渐摆脱对美国的过度恐惧,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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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如果特朗普政府重新推动与朝鲜的谈判,日本也应积极发挥作用,避免韩国在未来的安排中单方面承担代价。

    为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特朗普之间的密切协调,将是不可或缺的。

  • 为什么环保人士在这样的高温下沉默了?

    最近天天酷热难耐。听说如果摔倒在柏油路上,甚至可能被滚烫的路面严重灼伤。就连蝉似乎也不见了踪影。如今不少蝉的幼虫还没钻出地面,就已经被地下的高温“蒸熟”了,因此到了夏天反而听不到多少蝉鸣。

    仔细想想,沉默的不只是蝉。那些把二氧化碳视为头号敌人的环保人士,最近似乎也格外安静。也许是新冠疫情把他们的风头完全抢走了。

    又或者,全球变暖的发展速度太快,以至于许多人觉得即使限制二氧化碳排放也已经为时过晚,于是连运动目标都变得模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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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环境问题并不仅仅是科学理论之争。它同时也关系到大学教职、电视节目出镜机会、全国巡回演讲以及各种利益分配。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主张“二氧化碳是罪魁祸首”的一派,往往会强力压制那些认为气候变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的人。

    这种现象让人联想到历史上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的争斗。很多时候,他们争夺的并不是信仰本身,而是教会财产和税收来源。如今,那些曾经如此强势的人却沉默下来,未免有些不负责任。正是因为他们长期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二氧化碳问题上,许多本来应该更早采取的气候应对措施反而被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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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地球历史,气温一直在不断起伏变化。以日本为例,大约一万年前,海平面比现在高出约五米,这意味着当时的平均气温也比现在高,大约高出一到两摄氏度。如果二氧化碳是气温升高的唯一原因,那么此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理应出现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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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二氧化碳视为主要原因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一种“人类能够改变自然”的欧洲式自信。事实上,仅仅是地轴轻微变化,或者太阳活动发生波动,就可能引发显著的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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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说现在发生的是“全球变暖”,不如说是气候正在变得更加极端。夏天越来越热,而许多地方的冬天也越来越寒冷。这说明问题未必完全出在地球本身,也可能与太阳活动有关。

    例如,自2020年以来,太阳黑子数量持续增加,这意味着太阳活动正在增强。人们普遍认为,太阳黑子的变化大约遵循十一年左右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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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赞成推广电动汽车,也支持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但应对气候变化不能只依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一条道路。

    我们还应当推广将热能转化为能源的技术,提高制冷效率,为买不起空调的人提供帮助,开发低成本建筑隔热技术,并在日益沙漠化的地区推进灌溉工程。从全球视角来看,气候适应措施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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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地球历史上的历次变暖过程,没有一次是无限持续下去的。如今太阳并没有因为寿命将尽而急剧膨胀,地轴倾角也没有明显增加。因此,这一轮变暖最终也应当存在其自然极限。

  • 咖喱拉面存在吗?

    河东哲夫

    咖喱乌冬面、咖喱荞麦面,还有炸猪排咖喱饭——也就是说,“印度+日本”的料理并不少见。

    可说到咖喱拉面,我却几乎从没听说过。难道“印度+中国”的组合,因为双方都太有自尊心,所以始终没能走到一起?

    于是我上网查了查。结果发现,不但有,而且相当普遍。既然如此,为什么平时在街上却很少见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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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咖喱意大利面也并不是什么稀奇东西。比如东京赤坂的一家名叫“凯撒(Caesar)”的餐馆就有这道菜。继续在网上闲逛时,我甚至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上野公园里有人卖“咖喱素面”,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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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仔细想想,这倒很符合印度的风格。

    印度这个国家,一会儿在QUAD里与美国携手合作,一会儿又在BRICS里和俄罗斯、中国并肩而坐。就像咖喱一样,无论浇在什么东西上,最后都会变成自己的味道。

  • 会不会很快爆发类似2008年的金融恐慌?

                                              /河东哲夫

    2008年9月,雷曼兄弟金融危机曾让全球经济一度陷入停顿。如今,日本和美国流动性泛滥、股市泡沫膨胀,以及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又让人们担心:会不会出现一场“类似2008年的危机”?

    不过,虽然同样可能是金融危机,今天的景象与2008年其实有着明显的不同。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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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由于前一年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市场普遍预期经济将陷入停滞,因此长期利率持续下降。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导致由次级住房贷款打包形成的次贷证券(Subprime Mortgage Securities)”价格暴跌,也引发了市场对持有大量此类证券的大型银行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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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市场资金纷纷流向被视为安全资产的美国国债。在2008年的危机中,美国国债价格实际上是上涨的。

    与此同时,对美元的需求也迅速增加。由于全球绝大多数贸易都以美元结算,而当时欧洲市场获得美元融资的渠道突然受阻,美元出现短缺,因此美元指数一直上涨到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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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天的情况在根本上有所不同。目前,利率上升的原因是市场对政府财政状况的信心正在下降。此外,通胀预期也在推高利率。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国债价格将不断下跌,并最终可能引发抛售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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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阶段,美元仍有可能继续走强。然而,一旦市场开始认为美国自身的信用和偿债能力也出现问题,美元就可能转而下跌。

    不过,事态发展到这个阶段时,美联储(FRB)很可能会出手干预,大规模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甚至重新启动直接购买国债的措施。

    因此,即使美元一度承压,它仍然很可能凭借美联储的支持而顽强地恢复元气。

  • AI带来的战争与产业革命

                                                   · 河东哲夫

    20世纪90年代,在Andrew Marshall和Arthur Cebrowski等人的推动下,美军建立了一种被称为“网络中心战”(Network-Centric Warfare)的先进作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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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体系通过通信网络,将Predator等大型无人侦察攻击机、巡航导弹以及地面部队紧密连接在一起,把各种情报集中到美国本土的指挥中心,再由本土向阿富汗等前线下达攻击命令。长期以来,这一体系一直是美军保持军事优势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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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此后美军却很少再出现真正称得上创新的变革。武器研发逐渐被少数大型军工企业垄断,体系变得越来越僵化,耗费大量时间和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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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的时代:由初创企业推动—Palantir Technologies的AI指挥系统T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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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为网络中心战带来了新的创新。AI能够汇集海量信息,进行分析,并设计作战方案。它可以判断何时、何地以及使用何种武器发动攻击,然后由人类作出最终选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自行发出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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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防部最初曾将这类系统的开发委托给Google,但由于公司内部员工反对参与军事项目,相关工作后来转交给Palantir Technologies等初创企业承担。这些系统被称为 Maven Smart System(Project Maven) 和 TITAN(Tactical Intelligence Targeting Access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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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称,在此次伊朗战争中,这些系统已经进行了实战测试。美军几乎同时打击了多个伊朗目标,并利用“Tomahawk (战斧)”等导弹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问题在于,仅依靠卫星和各种传感器,并不能完全掌握所有目标情况;而一旦让AI参与攻击方案的制定,它往往会倾向于大量消耗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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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据报道,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初期阶段,美军就耗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战斧”巡航导弹库存,以至于对欧洲盟国和日本的相关供货合同都面临无法按期履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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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计划将AI广泛应用于战争的国家而言,需要储备的将不仅仅是“战斧”导弹,而是各种武器和弹药的大量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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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产业革命?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即使并无实际需要,军工生产也可能急剧扩张。届时,世界或许会呈现出一种类似于产业革命重现的景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股市近年对AI概念股的狂热追捧,也许不仅仅是在押注人工智能本身的商业价值。投资者或许已经——哪怕只是出于本能——预见到了一个由AI驱动、同时伴随着大规模军工扩张的新时代。

  • 日本经济真的在萎缩吗?


    (本文最初发表于2021年11月的电子通讯《文明的万花筒》。由于今天的基本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因此在这里重新刊登。)

                                  河东哲夫

    自从2010年《通缩的真相:经济随着人口波动而变化》一书出版以来,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很强的观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日本经济必然会不断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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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看看今天周围的现实,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过去二十年间,日本新建住宅的质量明显提高。只要去美国或欧洲旅行一下,就会很容易发现:在很多方面,日本的生活质量其实已经走在前面。公共交通的便利与整洁、饮食的丰富程度、服务业的细致水平,都非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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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最近已经下降到世界第四位,但每年仍然提供大约160亿美元。特别受到欢迎的,是日本面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长期低息日元贷款。这类贷款目前每年仍然大约有65亿美元,资金相当一部分来自过去贷款的偿还,再重新贷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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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如此,日本的GDP无论按日元还是按美元计算,都几乎没有增长。照这样下去,日本甚至可能被德国超过,跌到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于是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暂时先把中国放在一边,我们先看看美国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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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1986年的“金融大爆炸”(Big Bang)改革,大幅放松了金融监管,使金融业扩张到大约占GDP的10%。美国在1990年代后期也进行了大规模金融自由化。银行与证券公司的界限被取消,银行可以进行高杠杆投资和投机活动,货币供应迅速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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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美国和欧洲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金融扩张“放大”了自己的GDP?

    从统计数据来看,答案似乎是: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

    各国统计口径不同,因此只能做大致比较。2020年,美国金融与保险业占GDP的6.8%;而日本2019年的数字是4.1%。表面上看,差距似乎并不算特别大。

    但美国经济规模大约是日本的四倍,因此换算成绝对金额,差距就非常惊人——接近8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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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日本依然更依赖制造业。2019年,制造业大约占日本GDP的20%。美国2020年的制造业占GDP约11%,不过即使如此,美国制造业的绝对产值仍比日本高出约87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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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和矿业,构成了财富最根本的基础。金融、运输以及其他服务业,则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对财富进行扩张和放大。

    因此,人们很容易得出一种结论:由于制造业基础仍然坚实,日本经济其实相当稳固。更何况,日本还持续从海外投资中获得稳定收益,而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也许GDP本来就不需要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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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在于:政府支出仍在不断增加。国防预算、社会保障、医疗与养老支出,都在上升。无论是制造业、金融业还是其他产业,税基都必须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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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美国GDP增长了2.9%。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专业与商业服务业”,贡献了0.71个百分点。这其中包括咨询公司、会计服务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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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在2018年也贡献了0.46个百分点,成为第二大增长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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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美国确实从金融自由化和货币扩张中获益巨大。但美国经济增长并不只是金融业带来的。制造业的现代化与扩张,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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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低估的日元,以及“被过度缩小”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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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近年来日元的低估,也不断削弱了日本按美元计算时的“经济存在感”。

    在日本,即使是京都条件不错的酒店,一晚往往也不到1万日元(约64美元)。而在欧美,同等级酒店轻易就会超过3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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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The Economist 杂志发布的“巨无霸指数”,日元真正的购买力更接近1美元兑69日元。如果按这个汇率换算,日本GDP看起来会比现在大约高出67%。

    此外,日本还有大约1.8万亿美元的海外直接投资——遍布世界各地的工厂和企业,每年都在创造价值。其中约1300亿美元以专利费等形式流回日本,其余则继续在海外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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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因素全部加起来,日本真正的经济实力,也许更接近8.7万亿美元。按照这个标准,日本的人均收入排名,大概会从世界第24位上升到第4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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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为什么日本仍然给人一种“正在萎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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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在心理上把自己困住了。企业不敢涨价,担心消费者停止购买。结果利润上不去,投资无法扩大,工资长期停滞。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集体地把自己的经济越做越小。

    总有一天,这种恶性循环必须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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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们始终相信“日本正在衰退”,他们就会越来越谨慎、越来越防御性,而这种心理本身,反而会推动真正的衰退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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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应该停止被这种自我束缚的思维所控制。即使到了今天,日本依然拥有许多推动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历史与社会条件。

  • 《文明的断裂》

    . 河东哲夫

    大约二十五年前,我出版过一本随笔集,题目叫《走向意义解体的世界》。书里写的是俄罗斯、西欧、美国、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日本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我当时真正想表达的是:支撑“现代世界”的一些核心价值观,正在逐渐失去它们过去那种近乎绝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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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17世纪形成的“民族国家”,其中不少已经慢慢失去了民族和文化上的同质性,开始变成多民族国家。再比如,自由、民主这些曾经非常崇高的理念,美国后来却试图用武力、甚至通过推翻政权的方式,把它们强行加到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中东国家头上。结果并没有带来自由和繁荣,反而造成了混乱、贫困,甚至在伊拉克还发生了酷刑事件。再加上最近特朗普这样多少带有某种“法西斯式风格”的人物登场,这些理念本身也被弄得满身泥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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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西欧过去一直把希腊、罗马文明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人们通过学习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古典文学,维系着一种文化认同感。但后来这些课程不再是进入大学的必修内容,这种传统慢慢淡了,欧洲人自身也似乎变得越来越浅薄、越来越缺乏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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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大体上就是那本书里写的内容。

    不过最近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眼前发生的变化,已经不仅仅是工业革命创造出来的“现代社会”开始松动,也不仅仅是民族国家、民主制度这些现代政治形式出现了疲态。

    我感觉到的,更像是一种彻底的“范式转换”。甚至,“文明转型”这样的说法都显得太温和了。它更像是一种真正的解体,一种“文明的断裂”,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这个物种本身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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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变化也许会大到:断裂前后的人们之间,连彼此理解都变得不可能。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预感——仿佛巨大的海啸正在逼近,最终会把一切都卷走。于是,人会生出一种空虚感,一种“无论做什么,好像都已经来不及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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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和机器人普及之后,人类不再需要劳动,这当然算是“断裂”的一个例子。但更令人不安的,是“人类本身不再是原来的人类”这件事。基因工程正在飞速前进。未来,人类甚至可以随意改变身体的外貌和内部结构。从医疗角度看,这当然可能是理想社会,但除此之外,它会把世界带向哪里,其实没人能够真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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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谈人类本身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IT、AI和机器人会怎样改变企业。

    在日本,人们一直认为,能够经营一百年、两百年的老企业,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存在。但互联网、机器人和AI,很可能会彻底改变企业这种组织形式。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都认为:进入名牌大学,再进入大企业工作,是获得“稳定人生”的最佳道路。然而,那种在公司内部配备商品开发,生产,销售,财务等所有职能的大企业组织模式,今后在许多行业中可能不再被需要,甚至可能成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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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银行业已经在进行大规模裁员和重组。电机产业也越来越多地把人才从传统核心业务中转移出去。有意思的是,最近连大型咨询公司似乎也开始大量裁员了。过去,咨询公司的作用,其实往往是帮助那些已经失去自我改革能力的大企业提出“合理化方案”,然后企业再利用这些方案,去压制内部的阻力和各种人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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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今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提高现有组织的效率”了。今天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开发什么新技术、生产什么新产品、怎样销售,以及企业本身应该怎样随着技术变化而改变。

    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真正的科技知识,其实根本无法解决。

    很多缺乏理工背景的咨询顾问,也许已经变成“过去时代的人”了。

    比如富士胶片当年放弃传统胶卷业务,大幅转向数字技术和医疗设备领域的时候,外部咨询公司恐怕很难真正给出什么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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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到“人类”这个问题。

    未来,人类的外貌、能力,也许都可以根据父母或者本人的意愿,通过基因来“定制”。

    世界上到处都会是阿兰·德龙、凯瑟琳·德纳芙、爱因斯坦、特朗普(?)或者身高三米的篮球运动员那样的人。整个社会,也许会像一个永不结束的Cosplay大会。

    到那时候,什么是真实,可能都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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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如果人类寿命不断延长,社会又会变成什么样?

    九十岁还在公司上班,而且上面还有领导;退休年龄是120岁,在此之前,必须养活那些领取养老金的人(120岁以上)。八十岁的人依然还能生孩子,而这个孩子甚至可能和长孙年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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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这里,脑子都会乱成一团,已经分不清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正在不断向这样的未来狂奔,可它们周围,却依然存在大量某种意义上“十九世纪以前”的国家和社会。

    这些国家还处在民族国家最初级的阶段,正试图利用国家力量向外扩张,并且会对身边的发达国家发动恐怖主义或者地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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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为了防止自己受到这些国家的威胁,不得不强化自身的对抗能力。可矛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自己也可能一步步滑回十九世纪以前那种行为方式。

  • 伊朗战争后的海湾地区安全保障

    ·河东哲夫

    早在今年3月,美国地缘政治分析人士 Andrew Korybko 曾写道:根据 Reuters 的报道,海湾国家在这次没有事先协商的情况下被卷入对伊朗战争,并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受损失之后,开始产生一种意识——是否能够不再完全依赖美国,而是把伊朗也纳入其中,在海湾地区构建一个新的安全保障体系。

    海湾国家实际上已经被逼到一个危险边缘:它们辛苦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甚至可能在战争中遭到毁灭。因此,它们开始认真思考一种新的可能性:与其永远依赖华盛顿,不如尝试建立一个把伊朗包含在内的地区安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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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没有美国的安全保障体系”的想法,并不只出现在海湾地区。在 NATO 的欧洲成员国中,也能看到类似意识正在扩散。如今,全世界都开始流行所谓“摆脱对美国依赖的战略自主”。

    不过,这样的想法过去也曾多次高涨,但每一次都会随着危机过去而逐渐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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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海湾地区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当然仍然是这场对伊朗战争将以何种方式收场。即使海湾国家愿意与德黑兰和解,一个根本性的疑问依然存在:伊朗真的值得信任吗?

    而且,一旦局势再次恶化,海湾国家本身是否拥有足以对抗伊朗军事力量的能力?换句话说,许多人最终还是会认为,美军继续驻留海湾,对于威慑伊朗依然不可或缺。

    与此同时,Israel 也很可能会积极推动美军继续留在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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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真的希望在没有美国主导的前提下,实现“伊朗—海湾和解”,那么中国的介入将不可避免。

    或者,在此次停火谈判中积极斡旋的 Pakistan ,也可能作为 China 的代理人,加入未来的“伊朗—海湾安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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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印度很难容忍自己的敌对国家巴基斯坦与中国在海湾地区扩大影响力。

    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那么海湾石油的主要进口国——例如 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 ——也可能不得不加入某种旨在维持海湾现状的国际安排之中。

    那将会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外交努力的大事。

  • 既然“近代”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

    日本、欧洲和美国如今都在以“自由”“民主主义”这些近代价值来讨论现实政治,但支撑这些价值的,是自17世纪以来西欧的经济发展。其核心,主要在于制造业生产率的飞跃性提升。

    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在制造业中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入,并开始形成权利意识,于是“自由”“民主主义”在19世纪以后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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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体制大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达到顶峰。“自由”“民主主义”也逐渐成为进步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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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如今,事情正处在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上。像Donald Trump这样的人物,已经很少再提及自由与民主这些词汇。在西欧,民粹主义兴起,自由与民主也在出现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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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都试图把这种状况当作一时的“病症”,设法加以修复,但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却在不断细分,已经越来越难以通过多数决来做出决定。更准确地说,支撑近代社会的那个基础——“在制造业中获得较高收入并形成权利意识的人群不断扩大”——正随着制造业的衰退而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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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正在分化为“极少数高收入阶层”与“其他人”,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难以通过讨论来解决,也难以通过民主机制来解决。问题或许归结为:是设法改善经济,还是干脆改变政治制度?

  • 雷曼2.0是否近在眼前?如果真的发生,会怎样?

    .                                     河东哲夫

    2008年9月,Lehman Brothers(雷曼兄弟)的倒闭,让世界经济一度按下了暂停键。如今,日本和美国的资金泛滥、股市泡沫,以及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再次让人担心会不会出现“另一个2008年”。

    不过,即使下一场危机看起来像2008年,风景也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值得仔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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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在前一年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之后,市场已经预期经济会陷入停滞,长期利率持续下降。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发了以住房贷款为基础构建的次贷证券价值暴跌,也让持有这些资产的大银行信用受到严重怀疑。资本纷纷逃向安全资产——主要是国债。美国国债价格大幅上涨。对美元的需求也迅速上升,美元指数一路涨到了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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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天,基本情况正好相反。利率上升,不是因为经济过热,而是因为市场对政府财政本身失去了信任。如果通胀预期继续推高利率,债券价格就会不断下跌,直到出现恐慌性抛售。到了那个阶段,美元可能还会继续上涨一段时间。但一旦市场开始怀疑美国自己是否也在走向“资不抵债”,美元本身也可能开始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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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时,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大规模日元套利交易(yen carry trade)很可能会剧烈平仓,并出现方向逆转,从而导致日元显著升值。不过,在那个阶段,Federal Reserve(美联储)几乎肯定会出手干预——先是提供流动性,最终甚至可能再次直接购买国债。美元大概率会重新恢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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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同样关键。欧洲大量贸易和金融结算,是通过“欧洲美元(Eurodollar)”体系完成的。这并不是由美联储创造出来的钱,而是欧洲私人银行通过放贷创造出来的、以美元计价的信用。以海湾产油国流入的石油收入为基础,再通过银行间拆借和衍生品不断放大,这套离岸美元信用体系已经变得极其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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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8年雷曼危机中,欧洲各大银行几乎同时开始怀疑彼此是否还能偿付,欧洲美元市场迅速冻结。结果,欧洲出现了严重的美元短缺和支付瓶颈。当时,European Central Bank(欧洲央行)通过与美联储的美元互换(swap lines)获得美元,再把这些美元提供给私人银行,才避免了整个体系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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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同样的海外美元短缺和结算瘫痪,完全有可能再次发生。不过,因为如今与美联储之间已经存在常设的互换机制,美元流动性的补充速度,应该会比2008年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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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这次还多了一层危险:市场怀疑的不只是金融机构,而是美国的财政政策,甚至连美国国债本身也被怀疑。这使得这场危机可能比2008年更加危险。

    如果这种不信任成为主导,就会出现一种看似反常的现象:利率一边上升,美元却一边下跌。2025年4月市场短暂的混乱中,其实已经隐约出现过这种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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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来因为与伊朗的战争导致海湾地区石油出口减少,石油美元(petrodollar)流入下降,从而使欧洲美元流动性萎缩;或者如果Donald Trump总统为了向欧洲施压,故意限制美元流动性的供应,那么欧盟和英国恐怕就不得不发展某种替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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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Euro”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别扭,但某种类似安排完全可能出现:比如通过与Bank of Japan(日本银行)等机构建立互换协议来稳定欧元,同时用以欧元为基础的信用体系,部分替代欧洲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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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日本来说,这一切反而可能成为摆脱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低利率陷阱的绝佳机会。日本应该密切观察美国和欧洲的利率变化,同时在制度上和思想上都做好应对准备。安倍经济学时代,当西方迅速加息时,日本却固执地只坚持货币宽松,结果制造出了荒唐的超弱日元——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走出那个错误。最好不要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