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博客恢复以来，针对中国读者应撰写的内容尚未明确。由于中国及周边局势瞬息万变，实在抽不出时间撰写系统性文章。因此今日决定发布一篇早于2008年的旧文。这篇写于2008年9月雷曼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文章，中国在此次危机后加速迈向大国的进程。）
包括江户时代（1603～1868）在内，日本一直生存在中国投射的巨大的影子中，尽管其国家体制当初是模仿中国的律令制，但是，它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西欧，是一种独特的国家体制。
如前所述，中国经过长达273年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建立了隋、唐大国，为适应这种形势，日本随之加强了中央集权，公元701年制定大宝律令，引进了中国的律令国家体制，即法治体制，在经济方面则采用了班田制。
但是，即便在唐代，虽说实行了律令制，朝廷中贵族势力还是远远超过科举官僚势力，地方上，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经过五代十国的大乱后，贵族势力衰弱，到了宋代，科举官僚才取而代之，确立了国家精英的地位。
日本的平城、平安时期（710～1185）也是如此，与其说是法治国家，不如说是贵族制。班田制实际上也不是把农田所有权交给农民，不如说它更接近俄国的农奴制，是一种强制性地把农民束缚在耕地上收取“年贡”的手段。不过，这种制度的实施取得了什么效果，还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中国也是如此，班田制几乎仅限于北魏。
其后，日本经过平安、鎌仓、南北朝时期，“公家”与武士之间围绕土地支配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形成战国时代（1467～1573）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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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土地所有权之争的是丰臣秀吉，他通过禁刀令和检地，打开了日本专制时期的大门。通过检地，他没收了大名和武士的土地所有权，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虚拟所有权”——因为原则上禁止买卖土地直到明治时期修改地租为止，所以实际上，与其说是所有权，不如说是使用权。另外，丰臣秀吉的检地究竟是确立了农民的权利，还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课以租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待，笔者尚未明了。但是，长子继承已经法制化，土地成为特定农户世世代代的“担当”，所以，这里自然会产生出类似于对所有权的感情。
大名、武士被“任命”到“知行地”这一点，在专制体制下，或与古代国家的“代官”没有区别，但是，农民上交的年贡可据为己有了。他们经过江户时代，惧怕倾家荡产，改变身份。江户时代是“君主与诸侯签约，君主承认诸侯的领地所有权，作为交换，诸侯立誓承担出兵的义务”。这不是西欧式的封建制，毋宁说是更接近专制政体，否则，日本转变为近代国民国家不会是那么容易的。
另外，武士当初与其说是与外国作战的军人，不如说是保护贵族领地的侍卫。这种武装势力的伦理观在支配立法、行政、司法权这一点上与中国大不一样。或许中国经过了春秋、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动乱时期后，整顿了利权和土地所有权，很早就确立了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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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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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些时期，日本国家的特点是：国家体制上经常（但信长、秀吉时期除外）附着有一种模糊感，权力的形态、行使的方式使人感到就像阿米巴变形虫，不断变化。
真正的权力并不一定总是在天皇、关白、将军等公职方面。而真正的实权派如果不与法定当权派站在一起，也会失去权威的依据，因此，他们很难大权独揽，专横跋扈。
这就是外国学者也曾作为权力的双重性指出的日本国家的特征。它不会产生类似于中国或西欧那样以独一无二的绝对价值观为前提的强大领导能力，而是一种像泰国那样“宽松”的、兼顾四方、寻求共识的国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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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治时期（1868～1912），日本为了避免沦为殖民地，向建设西欧式的近代国民国家挺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1873年宣布实行可称为国民国家三大神器的①义务教育（灌输国民、国家的意识形态）、②征兵、③修改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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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时期（1912～1926）确立了民主的政党政治，但是，宪法中缺少了关于总理大臣的规定，导致了军部的专横跋扈。军方一部分人极力推出超国家主义皇国史观，将其作为唯一绝对的价值观念，并以天皇的权威作后盾，掌握了国家的实权。至此，日本未能控制住国民国家这部强大的战争机器，走上了失败的道路。日本原本是寻求共识的国家，是不习惯于选择绝对价值观的，而一旦硬要选择，就会陷入狂热，再加上日本不善于观察国际形势，因而引发了太平洋战争这场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