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记

  • 摘自我关于“日本是什么”的演讲:第七篇 「企业社会」

    “企业社会” 战后的日本经济与社会如果离开大企业是无从谈起的。除了战前就存在的财阀系统的大企业、银行等之外,战后又出现了松下、索尼以及本田等,几乎从零开始,靠一代人白手起家建立的世界性的大企业,它们提高了日本人的收入,保证了人们的就业与生活。 每年3月底从大学毕业的人, 到了4月就一齐涌入企业或政府部门“就业”了(就业机会减少的时期,学生们在大3的时候就开始遍访各企业找工作了)。 . 我是1970年大学毕业的。那时,同学中最有人气的就业单位是大银行、大企业。因为那里的工资比公务员高多了,还提供住宅,养老金也不少。所以,日本的父母们竞相让孩子考进“名牌大学”。大企业中,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很多,他们也想让自己的学弟、学妹进入自己的企业。所以,一个人如果考进了名牌大学就很容易进入大企业。 . 如上所述,这引发了异常激烈的“考试竞争”。为了考进名牌大学,孩子们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都要进名校。最极端的还要进“名牌幼儿园”。我小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强迫性观念“要上东大”。所以,进入高三后,我就闷在家里,每天学习15个小时左右,一直坚持了一年。 我记得,当时考试科目有国语(包括明治维新以前使用的“古文”)、数学、历史(世界史或日本史任选其一,但是,关于日本现代史,由于日本左右两派意见不能统一,大学入学考试题目中,没有日本现代史的考题。因此,高中日本历史课只教到明治时期)、化学(或物理、生物),还有英语(我在初中、高中时还学过原文阅读中国古典作品的“汉文课”,记住了一些中国的古典作品,还学会了欣赏壮丽的唐诗)。 . 就这样,我们这一代战后不久出生的“团块一代”,一方面被灌输了以民主主义为名义的“平等观”,另一方面,又被教导说“要战胜对手”,并屡次通过了严酷的考试竞争——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一种人。 . 但是,这“团块一代”考进大学以后,除了法律、医学以及工学等专业以外,大多数人就不学习了。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日本的大学考进去非常难,但是一旦进去了,毕业就很容易了”。很多人认为,大学就是进入繁忙的社会生活之前的临时休息站。学生就是不去上课,期末交上2、3篇“报告(看一本书,写一篇读后感也已足矣)”,教授就会给你及格分数(注: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学生变得认真起来。由于学生对教师进行评价,教师也开始认真授课了)。 . 我4月进入东大,怀着一颗激动的心走进校门,眼前涌现出舞蹈部、落语(类似中国相声)部、空手道部、网球部、剑道部、游泳部等很多俱乐部的巨大招牌,还摆放着桌椅,劝新生加入。 旁边还有不少“声讨美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牌。一些总是令人觉得粗野、不洁的学生活动家们,一只手拿着扩音器,拉长声调,高声发表演说,说什么“美国~~企图统治亚洲~~,日本人民~~绝不答应~~~!”云云。 . 我在高中时曾加入过铜管乐队吹奏单簧管,因为喜欢古典音乐,所以我加入了大学的交响乐队。后来大学4年给我留下的印象便是在图书馆里饱览自己喜欢的书籍、交响乐的练习、还有听有关莫扎特的课程(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论,但我属于一个新成立的系——教养学系,课程自由开放,莫扎特的音乐课也可以拿学分)。也就是说,由于考进了名牌大学,人生的成功就有了保障,所以在大学里,学生们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还可以打工。 . 大学时期,有效利用时间的人和没有目标盲目荒废光阴的人之间,差距是很大的。 而在大学里几乎没有学习也可以进入大企业的现象,大大降低了日本人的文化水平。一个人即便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声讨美帝国主义”,但一旦进入企业,也要和客户或同伴,用公司的钱喝酒到天亮。他们只能极为普通的——到欧美国家出差也不会讲英语,文化水平很低——作为公司职员度过一生。 . 植木等演唱的《苏达拉调》是1960年代日本流行的著名歌曲。植木等是 “疯狂的猫们(crazy cats)” 乐队成员、喜剧演员。当时,经济高速发展,工资不断提高。这是一首愉快的歌曲。 youtube,スーダラ節 – 検索 歌词大意是:公司职员摆出猛干的架势,晚上就用公司的钱去酒吧,一家接一家地喝酒,末班车都没有了也不回家,睡在车站的长椅上。即使明白这样对身体不好,他们也觉得非常好玩,不忍善罢甘休。植木等自称是“日本第一不负责任的男人”,真是一点不假,很快就把刚刚结束不久的战争忘得一干二净,挥霍公司的钱大吃大喝,毫不负责任。 . 在工资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个时期,人们只考虑享受快乐的生活,不讲意识形态,也不讲价值观。不少日本人家庭里,老爹深夜不归。就是回来了,家里狭窄,也没地方好好休息。他们很晚回到家,洗洗就睡了,清早起来又马上去公司上班。 家里“父亲不在”成了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少与父亲接触的孩子们,缺乏父亲的阳刚性,长大成人后,总是有点办事不牢靠,常常缺乏自立精神。孩子们没有从父亲的口中听到有关实际社会的结构、动向的讲解,所以经常采取从缺乏实际生活经验的学校教师们那里听到的,反政府的抽象见解。 · 由于没有教孩子们了解政府、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孩子们长大后,有的一切都过分依赖政府,有的则相反,过分与政府对立。这样,在战败后的日本,支撑社会的意识形态缺失,社会的凝聚力是依靠“增加收入”维持的(注:这是2000年左右以前的现象,此后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如今,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追求进入大企业的倾向也略有减弱,我感觉拥有自立精神的年轻人正在增加)。


  • 战后世界及其暗流的变化

    (本文是笔者将于9月8日在《Newsweek日本版》发表的文章的略加修改版。) . 冷战后的时代与美国力量的扩张 . 当今的国际形势,大体上可以称为“后冷战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的美苏冷战,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美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唯一超级大国。 . 当时有人把这个世界称为“G1”。后来随着中国崛起,又有人开始谈论“G2”;也有人反过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足以支配整个国际体系的力量,因此世界进入了“G-Zero(零极世界)”。 . 这类说法,往往是智库或者专家为了引人注目而创造出来的。它们无非是抓住现实的某一个侧面,因此没有必要争论哪一种标签才是“正确答案”。 . 「后现代主义」与陶醉 . 其实早在冷战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年轻人就越来越反感由“大人们”建立起来的各种框架——国家、企业以及其他既成体制。 在美国,反对越南战争期间的征兵制度成为一个重要契机。在西欧和日本,人们也越来越反感“资本家”制造贫富差距、剥削劳动者、剥夺人的人性。 甚至连近代社会的核心理念——进步、议会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也开始受到怀疑。嬉皮士、自由恋爱,甚至禅宗,一时间都成为时尚。 地方分权、草根民主、尊重少数群体权利、多元文化主义、环境保护、对大企业的警惕等等各种思想和运动,逐渐被笼统地归入“后现代主义”这一名称之下。 . 苏联解体前后,美国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命题。大体而言,他认为,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些近代社会追求的宏大目标已经基本实现。随着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也将逐渐下降。 与此同时,法国思想家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推广了“游牧者(nomad)”这一概念:受过良好教育、能力出众的人,可以跨越国境以及种族和民族的界限,在世界各地自由活动。 . 乍看之下,这些思想似乎预示着一个超越“近代”的新时代。但是,它们同时也反映了苏联解体、整个西方世界取得巨大胜利之后产生的某种陶醉感。 而这种陶醉,后来终于撞上了现实。 . 美国的傲慢:“例外主义” . 美国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观念:美国负有使世界民主化的特殊使命,因此理应得到特殊待遇,甚至可以做一些别的国家不能做的事情。 这就是所谓“美国例外主义”的一种表现。 这种思想的根源之一,恐怕来自美国摆脱英国和欧洲、实现独立时形成的自豪感——我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今天,而是18世纪末。 . 对于建国初期的许多美国人来说,所谓“国际法”,本来就是欧洲列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一套规则。美国有美国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利益。 这种态度从来没有完全消失。美国社会至今仍然存在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相当强烈的不信任。今天特朗普无视WTO规则、敌视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 用武力推进民主化:新保守主义与“政权更迭” . 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造成数千名美国人死亡之后,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简称neocons)的影响明显上升,他们所主张的“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其背后的逻辑,是把美国视为一个“例外的国家”:美国肩负着向全世界传播自由和民主的使命,即使必要时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因此,美国不应该受到领土完整、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原则的束缚。 这种思想不仅在共和党内部,而且在民主党的一部分人中也获得了影响力。 . 此后出现了一批以推翻威权政府——换句话说,就是推动“政权更迭”——为目标的组织和NGO,其中许多得到美国政府资金支持。它们向当地反对派提供资金,并传授政治斗争的方法。 于是,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埃及2011年等地,亲俄政府或威权政府相继倒台。 . 结果,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实行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疑虑反而进一步加深。 这也为今天中国、俄罗斯、朝鲜之间的靠拢,以及所谓“全球南方”的兴起创造了部分条件——当然,必须指出,“全球南方”绝不是什么具有统一意志的组织。 . 特朗普的美国:回到帝国主义时代 . 特朗普叫停了这类活动中的相当一部分。其动机之一,大概是不愿让倾向民主党的组织继续利用政府资金从事这些活动。 2025年,特朗普政府以相当粗暴的方式拆解了负责美国大量对外援助工作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也属于同一个潮流。 . 2025年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刚成立时,特朗普似乎热衷于停止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战争,大概也是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目标之一。 但是,在乌克兰和加沙都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他的路线迅速发生变化。 . 2026年1月,美国军事介入委内瑞拉,并抓获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大致与此同时,特朗普试图迫使丹麦把格陵兰岛卖给美国。到了2月,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又被杀。 . 到了这个阶段,特朗普的言行与其说是21世纪的外交,不如说越来越像是在退回到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 至少,这也许比新保守主义者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扩大美国势力范围少了一些伪善。 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不会给美国增加朋友,也使美国越来越难以声称自己在道义上比中国或其他国家高出一筹。…


  • 摘自我关于“日本是什么”的演讲:第六篇 日本社会上奉行的 “主义”就是“做事要认真负责”

    我说过,在战后日本的学校里,除了平等主义之外,没有灌输过某种特定的价值观。 不过,观察一下当今的日本社会,并回想一下当时日本小学校的氛围,我感到,日本社会上一贯流行的一个常识,恐怕还是无声无息地渗透到了孩子们的心中。这就是“做事要认真负责”的价值观。“做事要认真负责”的意思就是不骗人,不扰人,切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切实做到讲礼貌。看上去,这很像欧美国家说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价值观。 . 但是,在日本,与其说这是公民社会不如说这是自古以来农村共同体中,人们之间交往的原则的结晶。 不过,随着日本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种“认真负责”的原则,就从仅仅是狭小的伙伴交往的原则(以前日本也是对朋友圈外的人非常不讲礼貌的),逐渐演变为以社会全体为对象的原则了。就是说,日本也形成了几乎是“公民社会”的原则,或许也可以说,必须做到“认真负责”的地理性原则的范畴,从一村一地扩展到了全国。 . 另一方面,我认为,在日本社会的根基上,存在一种强劲的企业家精神的传统。的确,日本大众容易依赖大企业或政府(只想从企业或政府“获取”),但是,从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而且直到昭和年代,也涌现出了独立自主,白手起家的强人。不依赖政府的保护或优惠措施,独自创业,开辟生路的个人也相当多。另外,有些大企业也不依赖政府的优惠措施,以无畏的气概投身于日本以至世界的竞争之中,这对于日本经济保持活力是非常重要的。


  • 摘自我关于“日本是什么”的演讲:第五篇 平等主义的原则

    在战前的日本教育中,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这使日本实现了很高的识字率,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当时高中和大学的数量有限,能够升入高中、大学的人非常少。 毕业之后,他们往往成为高级官僚、大企业的管理人员等,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不过,正如后面还会谈到的那样,他们所接受的并不是军国主义教育,而是遵循西方知识传统的自由主义教育。 . 相比之下,战后日本推广了美国式的“民主主义”,平等受到高度重视,大学的数量也迅速增加。 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日教组,即日本教师工会,一直对此进行抵制), 除此之外,学校也没有特别灌输什么可以称为某种“主义”的思想。 .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当时存在一种“主义”,那大概就是“平等主义”。 我本人并不喜欢日本社会这种“大家必须都一样”的气氛(直到今天,大学生一到三年级左右,无论男女,都会穿上一模一样的黑色正装去企业求职,参加所谓的“就职活动”)。不过,这种平等主义也有好的一面。 . 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上完课以后,大家一起打扫教室。我们先把课桌搬开,然后趴在地上,用湿抹布擦地板。到了冬天,我们会用从井里抽上来的水浸湿抹布,因为井水比自来水暖和一些。 . 中午则有学校提供的午餐。大家一起到学校厨房去,把装在大桶里的饭菜抬回教室,然后大家一起分餐,一起吃。说起来,我还隐约记得,吃饭的时候,教室里的扬声器会播放从“广播室”传来的“广播节目”,由老师和同学们自己主持。 还有一种牛奶,是用美国“送给”战败国日本人的陈旧奶粉冲出来的,味道很怪。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成了一种令人怀念的记忆。 像打扫卫生、分发午餐这样的集体劳动,我觉得非常好。无论是像我这样的优等生,还是像某某同学那样成绩不太好的孩子,在这些事情上都没有任何区别。这种经验后来也形成了日本企业中平等主义的好的一面:公司社长也会到工厂现场去,同工人们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 . 平等的背后,是激烈的竞争 后面我还会谈到日本“民主主义”的特点。“民主主义”其实包含很多不同的方面。除了平等,自由也是民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民主主义在原则上,就是自由的个人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而自由,也必然带来竞争。 . 即使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全国许多母亲最大的愿望仍然是“让儿子进入大企业,得到终身雇用”。因为大企业工资高,待遇也好,比如还会提供公司住宅。 为了让孩子进入大企业,就必须让他从“名牌大学”毕业。因为企业的人事部门为了省去逐一筛选求职者的麻烦,实际上会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预留几乎不需要经过正式考试就可以录用的“名额”。 . 而要考进名牌大学,就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因此首先要进入一所高水平的高中。要进入这样的名牌高中,又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高中入学考试,因此最好先进入一所高水平的初中。就这样,我们这一代出生于战后不久、人数特别多的人,是在一路参加升学考试、不断竞争的过程中长大成人的。 . 我的小学位于东京郊外的边缘地带,所以那里的气氛还比较悠闲。 不过,在母亲的要求下,大约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每个周末都要到市中心的一家“升学补习班”上课。那里教的是怎样快速心算、怎样在考试中拿高分,以及各种应试技巧。 那时我才11岁,每个星期都要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和电车到市中心去,单程就要一个小时。我特别喜欢站在中央线电车驾驶室的正后方,看司机怎样驾驶列车。不管是电车、汽车,还是国家,我都喜欢“驾驶”。直到今天,这条线路上所有车站的名字,以及哪里有弯道,我还全都记得。 . 在这家升学补习班里,我有一次考试取得了全国第二名。我们是人数特别多的“团块世代”(战后婴儿潮一代),能拿到全国第二名,还是相当了不起的,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骄傲——当然,也只有那么一次。 .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有些大意了。入学考试的前一天,我竟然和朋友们跑出去玩,结果正式考试时漂亮地考砸了,没能考进那所学费便宜的国立初中。 最后,我还是考进了一所入学难度差不多的私立初中。不过私立学校的学费很高,让父母颇为头疼。 学校里有很多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我自己有时也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来。比如,朋友们每天带到学校来的便当,就比我的便当豪华得多。 (还将继续)


  • 重新思考日本在实力升级后的亚洲中的位置

    8月8日,我看到一则报道说:“今年上半年,韩国和台湾的出口额双双超过日本。”说实话,这让我有一种伤口上又被撒了一把盐的痛感。 140年前,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此后,日本一度称雄亚洲。战败之后,日本反省了——或者说,是被迫反省了——转而向亚洲各国提供资本和技术,以所谓“雁行模式”带动亚洲各国的发展。 难道到了今天,日本在各个方面的这种地位都已经被别人夺走了吗? . 不,还是不要这样自虐地看问题。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今天的韩国,出口额相当于GDP的44%;台湾更高,相当于65%。相比之下,日本由于GDP本身已经相当庞大,出口只相当于GDP的23%左右(即使把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生产也视为出口计算在内,大概也就是30%左右)。 也就是说,日本虽然在机械、材料、电子零部件等领域仍然保持优势,但只要通过这些产品的出口维持贸易收支,并维持日元的价值,其他方面完全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 不仅韩国和台湾,连东盟国家也已经成长壮大。 在这个新时代,日本应该摆脱过去那种拼命维持自己在亚洲“门第地位”的思维方式。 一句话来说,就是: “日本不要在亚洲摆架子。面对同质性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亚洲各国,日本应该作为一种‘干事’或‘协调人’,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地一起做事。” . 为了维持亚洲的和平,我们首先应该看清各国真正的想法。 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包括中国——真的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武力侵略、征服其他国家。大概也没有哪个国家真的准备在别国受到攻击时,不惜一切代价去保卫它。美国大概也未必真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出手相救。 实际上,对所有国家来说,最好的选择恐怕都是在现有框架内确保自己的利益。谁都不愿意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发动军事进攻,最后失败,弄得颜面扫地。 能够准确把握这种各国心底的现实盘算,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亚洲也可以建立某种类似1975年欧洲国家与美国、苏联、加拿大共同达成的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机制。其基本原则应该是:不以武力改变国界,同时推进合作与交流。 在美国力量相对后退的今天,除了继续维持现有的同盟体系之外,也许还可以把有关国家——包括中国——之间这种类似“不倒翁”一样的平衡游戏制度化。这或许会成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 在经济方面,日本也应该意识到,自己同时还是一个进口大国。东盟主要国家对日本的出口额,大约相当于其对美国出口额的三分之一。 因此,日本除了应该努力维护WTO、CPTPP(TPP11)等所体现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原则之外,在金融方面也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中国看来实际上并不愿意为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全面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鉴于这一现实,日本可以继续通过维持和加强金融危机时期的货币互换协议,以及提高国际结算的便利程度等方式,为亚洲金融稳定作出贡献。 . 今年夏天,我去北欧“避暑”,回日本途中在新加坡转机。 新加坡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亚洲遥遥领先,接近日本的三倍(!)。所以我原以为,新加坡机场现在一定已经变得闪闪发亮、时髦得不得了。 然而真正转机时,我发现那里其实颇有些杂乱。 收费贵宾室里有些脏旧的沙发,洗碗碟的声音不断传来;服务人员虽然满脸笑容,却常常不得要领。 . 这和成田机场的气氛不太一样。 在日本,就连厕所的清扫也会做得“规规矩矩”。 无论是在便利店还是飞机上工作的外国劳动者,往往也会逐渐适应这种做事方式。 这种社会伦理、责任意识,以及”即使没有别人监督,也会自觉把事情做好”的习惯,仍然是日本社会的重要特点。 只要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社会,日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为亚洲各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 日本人已经不能再指望“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别人自然会尊敬我”。 亚洲各国之间的地位排序正在变得越来越流动。在这样的亚洲,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努力吧。 . (以下是笔者请ChatGPT将本文翻译成英文之后,与ChatGPT的一段对话) 笔者:日本大概做不了这么好吧。 . ChatGPT:嗯。而且,做不好的原因,或许并不在于日本经济实力本身的下降,而在于日本很难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我觉得,你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日本定位,其实是一种相当高难度的角色。 它既不是“亚洲的领导者”,也不是“对抗中国的西方堡垒”,而是进入那些已经成长起来的国家之间,建立和维护制度、协调各方利益,并支撑一个随时可能失衡的局面——也就是扮演一个“干事”或“协调人”的角色。 这种角色,单靠军事力量或者GDP是做不到的。 . 既不能把对方看成比自己低一等,也不能反过来自暴自弃地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 日本需要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进行合作;在维持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保持一定的自主性;与韩国和东盟国家则要以平等的姿态相处。 这需要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 . 而日本不擅长的,恐怕恰恰就是这一点。 日本的政策讨论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二选一:“日本究竟还是大国,还是已经成为衰退国家?” “究竟站在中国一边,还是站在美国一边?” “究竟由日本领导亚洲,还是日本被亚洲抛在后面?” . 然而,在今后的亚洲,与其争当第一,日本或许更适合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即使不是第一名,却是一个少了它就会让大家感到为难的国家。”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你在文章最后提到的那种 “即使没有人在看,也会把事情好好做好”…


  • 摘自我关于“日本是什么”的演讲:第四篇 我的亲身经历—没有“爱国主义教育”

    我的父母属于所谓的知识阶层。父亲毕业于东京大学,母亲是一位著名考古学家的女儿,毕业于津田塾大学——当时日本最好的女子大学之一。我一方面对此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从小就仿佛有一种强迫观念:自己一定要考进东京大学。 . 我上小学是在1954年至1960年间。那是东京郊外的一所市立小学,班里的学生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 家长的职业五花八门,有公司职员、铁匠、木匠、鱼店老板,也有医生。市里有一片朝鲜族居民比较集中的地区,所以那里也有很多孩子来我们学校上学。他们的父辈是在战前朝鲜半岛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时来到日本的,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并不稳定。但当时的我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而且大家长相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我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属于另一个民族。 . 日本为了打破封建制度,自1873年建立义务教育制度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直到今天,日本的住宅区虽然十分拥挤,但小学和初中的校园往往仍然相当宽敞。 战争结束后,大批士兵复员回国,因此从1947年开始的几年里,新生儿数量猛增,形成了所谓的“婴儿潮”。 这一代人后来被称为“团块世代”,对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我就读的小学也是为了容纳突然增加的儿童而匆忙新建的。操场很大,但只有两栋木结构的校舍。现在这所学校早已改建成钢筋混凝土建筑,听说屋顶上甚至还有室内游泳池。但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每到夏天,上游泳课都要走上20分钟,到市营游泳池去,在冰凉的水里游泳。 . 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 关于战后日本教育,当然应该已经有许多专门的研究著作,所以我这里只想谈谈自己亲身经历中注意到的一些事情。 首先,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刚刚结束不久的那场战争,学校也几乎什么都不教。不过,偶尔会有左翼活动人士来到学校,让我们唱一些诸如“反对原子弹之歌”之类的歌曲。我觉得那种略带悲壮色彩的旋律很美,于是就跟着唱“决不允许原子弹”之类的歌词,却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 歌词并没有直接谴责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的美国,而是写得仿佛原子弹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不过,在当时的气氛中,却隐隐传达出一种没有明说的意思:归根结底,一切都是日本政府的错。 . 战争刚一结束,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活动就非常活跃(有时还得到苏联的支持),特别是在小学和初中的教师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当时,作为教师工会组织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成立,并与文部省展开对抗。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前文所述的情况。 . 不过,我们这些学生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学校里照样会升日本国旗“日之丸”,我们也会唱国歌《君之代》。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称作“爱国主义教育”的东西。 . 对于一个战败国来说,这大概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国家刚刚战败,要人民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不容易;同时,也不可能公开地仇视战胜国美国。 . 而且,战后占领日本、直至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美国占领当局,也向日本国民灌输了一种观念:战争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这种做法通过对出版物和电影等进行“指导”——实际上就是审查——而得到贯彻。与此同时,左翼政治家和社会活动人士也不断宣传一种观点:总而言之,日本政府就是坏的。 . 战后的日本就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1947年2月,左翼各政党曾策划发动一次总罢工,即全国规模的大罢工。如果当时没有被美国占领当局制止,日本甚至有可能发生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 而日本左翼后来之所以逐渐沦为一种类似“永远的在野党”的少数政治力量,是因为从1955年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急速增长,广大国民的收入水平也随之大幅提高。


  • 摘自我关于“日本是什么”的演讲:第三篇我的亲身经历与日本战后史

    现在我想转换一下话题,谈谈我的亲身经历。因为我认为,与抽象地讲述历史相比,这样更容易理解,也更有趣。各位,这是日美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时的东京照片。这里是东京市区。原本这里密集地排列着简陋狭窄的木造房屋,但在美军的轰炸下,这里字面意义上变成了焦土。由于市中心聚集着许多小型工厂,例如1945年3月10日遭受大规模轰炸时,当时由木材和纸张建造的民居被烧得精光,一夜之间就有10万名居民丧生。 .虽然很多人只谈论原子弹造成的(巨大伤亡),但在东京及其他城市,遇难人数也与原子弹造成的伤亡相当。日本被彻底击垮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日美两国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尽管认识到美国的力量,但战前的日本政府在陆军、大藏省和外务省之间意见不一,最终被陆军强硬派牵着鼻子走,导致对美开战,这也源于体制上的弱点。虽然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并不具备战前陆军那样的实力,但各部委势力强大、难以统合的局面并未改变。 . 我出生于战后第二年的1947年。五岁时,我开始懂事,当时东京仍留有战争的痕迹。我家位于东京西郊,乘电车到东京大约需要一个小时。那里曾有一座制造世界闻名的零式战斗机的大型军需工厂——中岛飞机制造所。工厂的墙壁厚约一米,地下共有三层,但因遭受美军多次轰炸,早已被废弃。然而,那座已成废墟的工厂,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却是一个充满好奇与恐惧交织的地方。不知为何,当时还有传言说里面有头牛的白骨浸泡在血海之中。大约10年后,当附近开始兴建简易公寓小区时,地下二层的隧道铁栅栏暴露了出来,我们看到那一幕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战前的日本军需产业,确实是极其骇人的。 . 我的父母租住着一间只有两间房的简陋木造房屋。那是中岛飞机制造公司附属医院在轰炸中完全损毁后,由东京都建造的(东京都当时正在为低收入人群建造住房),后来连同土地一起出售给了居民。居民们开垦了旁边的空地,种着蔬菜。这个住宅区旁边,还建有供美军将兵家属居住的宿舍。那里整整齐齐地停着一排排美国车,车尾都装有像鱼尾一样的大尾鳍。这些车每天穿过大门,扬起阵阵沙尘,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驶向外面。当时,父母经常让我去附近的商店街买东西,嘱咐我买个5円(0.2人民币)的土豆炸面包带回来。母亲总是叮嘱我:“美国车开起来没声音,要当心后面啊!”我小学时的一位朋友,升入高中后,曾在圣诞节期间在这处美军宿舍做过兼职。据说他的工作是扮成美军士兵狩猎时的猎物——比如狐狸之类的。他曾对我说:“美国人的生活真好!真是奢华啊!” .1960年以前,日本确实还很贫穷,但许多人的教养水平很高,虽说贫穷,却与“赤贫”不同。尽管如此,当时我的愿望依然是“住在一个生活水平高的国家”。我甚至想,即使去不了美国,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应该也能去吧。 . 请看60年后的2011年8月东京站的景象。与战后不久那片焦土时代相比,这简直是超乎想象的景象。焦土与安宁——将这两张照片并排观看,便能明白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和平主义者,并渴望和平。 想必在座的各位中,也有喜欢日本漫画的人吧。有一部曾被改编成电影的著名漫画,描绘了战后初期孩子们的生活。从这部漫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活水平非常低。 .尽管如此,医疗和教育却有着坚实的基础。由于经济持续增长,每个人都觉得“只要努力,生活一定会变好!未来肯定会比现在更好!”当时,我父亲的工资只有30美元左右。正是这种名副其实的低工资和加班,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员工们并非被迫为企业如此付出。由于企业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如果不拼命工作,所属企业就有破产的风险,自己也会面临失业,因此大家都拼命工作。请看这张1960年代拍摄的照片,照片中显示了东京电视塔“东京塔”仍在建设中的景象(建成时曾是东亚最高的塔)。看到这张照片,我们这一代人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禁热泪盈眶。 .那个时代,虽然大家都非常贫穷,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处处洋溢着温暖的人情味。如今,却已到了连隔壁住着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的时代。 还将继续


  • 从“遏制中国”走向和平共存——对日本安全战略的建议

    (日本目前正在进行每隔数年实施一次的国家安全保障政策评估。评估完成后,《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基础性文件将进行修订。近日,日本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Security,RIPS)组织政府与民间专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目前似乎尚未推出中文和英文版本,因此,现仅将河东哲夫提出的建议译成中文,供读者参考。 河东的建议并未涉及“国防预算应占GDP多少”“武器射程应延长到何种程度”等经常成为舆论焦点的话题,而是重点讨论: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日本应如何定位自身;如何避免重蹈导致太平洋战争的军方夜郎自大、脱离政治控制而独走的覆辙;以及在全球青年普遍排斥服兵役的趋势下,日本自卫队今后应如何发展。) . 从“遏制中国”走向和平共存——对日本安全战略的建议              河东哲夫(前日本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前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 . 国际关系框架正在发生变化——“美俄、美中、美朝对立”或许不再是既定前提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对立以及后来美中对立,一直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前提,各种同盟关系也是围绕这一格局建立起来的。这主要是因为战后初期欧洲和日本百废待兴,无力制衡作为战胜国的苏联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 然而今天,苏联式共产主义已经瓦解,而美国特朗普政府本身也日益淡化自由与民主等价值观。 在这种背景下,美俄关系、美中关系越来越演变为单纯的实力政治(Power Politics),甚至是缺乏价值理念的利益交易。 国际格局正在逐渐接近二战前的状态:欧洲国家、俄罗斯、日本、美国、中国等主要力量根据各自利益不断重新组合,展开新的实力竞争。 与此同时,在亚洲,韩国以及过去主要依赖外部保护的东盟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均明显增强,正在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独立参与者。 此外,美国军队在伊朗战争中已经暴露出自身力量的局限。即使未来发生所谓“台湾有事”,美军实际介入的程度也很可能是有限的。 . 2)因此,日本今后安全保障体制的可能性范围将从以当前日美安保关系为轴心,扩展至包含与中国和解的各种可能性。 不过,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加强日本自主防卫能力始终是不变的课题。因此,本文并不详细讨论针对不同日美关系紧密程度所应制定的各种应急预案(contingency plans)。 同样,如果未来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日本如何维持核威慑将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但作者目前尚不能确信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必要性与实际价值,因此这里只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而不展开讨论。 . 3) 本文重点讨论的是,随着上述国际环境变化,日本外交在表述方式和战略理念上也有必要进行调整。 换句话说,上一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所体现的“联合美国并动员亚太各国共同遏制中国”的基本思想,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国际格局。如果此次修订仍将这一理念明确写入战略文件,日本反而可能在亚洲陷入孤立。 那么,应当如何调整? 一种可行方案是,将战略目标转变为:“与美国一道,联合亚太各国,同时也吸纳中国参与,共同建立以不使用武力为基本原则的亚太地区和平保障机制。” 换言之,就是让所有参与者都受到共同规则的约束,而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进行围堵。 . 国家与国民之间的沟通应实现质的转变 1) 令人惊讶的是,2022年版三份安全保障文件几乎没有涉及如何与日本社会进行沟通,也就是说,几乎没有论及安全保障领域的公共传播。 事实上,如今日本许多在野党已经逐渐摆脱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即把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视为“恶”,把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中国视为“善”——开始愿意围绕现实利益,就安全保障问题展开更加务实的讨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没有充分利用这一变化,实属可惜。 . 2) 提高自卫队的社会地位固然十分必要,但与此同时,也必须通过制度设计,防止安全保障事务因此进一步形成“黑箱”,更要防止防卫部门出现夜郎自大的倾向,即高估自身能力、形成狭隘封闭的世界观。 如果自卫队为了维护自身权力和权威,而逐渐拒绝与其他政府部门展开充分讨论,那么它最终就可能重蹈战前日本军队脱离文官控制、自行其是的覆辙。 . 3)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有关安全保障的宣传,大多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强调国民“有义务保卫国家”,或者不断解释为什么日本必须依赖日美同盟。这种宣传方式难以获得社会的真正共鸣。 未来,应鼓励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围绕安全保障问题展开公开、深入而富有内容的讨论,并积极利用互联网建立开放平台,使普通民众也能够参与其中。 .


  • 高市政权会不会因财政问题“翻车”,重蹈英国特拉斯政府44天短命执政的覆辙?

    · 与 ChatGPT 的对话 . 长期利率正在上升。长期利率一旦走高,企业投资、住宅建设以及基础设施投资都会受到抑制。对于政府而言,发行长期国债时必须提高利率才能顺利售出,由此预算中的利息支出将不断增加。 于是,我向 ChatGPT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 作者提问: 2022年9月,英国特拉斯政府因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长期利率上升,并导致股市、债市和英镑同时下跌,最终仅执政44天便被迫下台。如果是高市政府,会出现怎样的情况?目前日本长期利率的上升,会不会进一步推动短期利率上升,引发股市暴跌,并导致日元进一步贬值? . ChatGPT 回答: 特拉斯政府时期的危机,与日本目前的利率上升看似相似,但两者的经济结构实际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分别从英国经验、日本央行、汇率和股市三个方面来看。 思考时间:15 秒 先说结论:高市政府并非没有出现“日本版特拉斯危机”的可能性,但就目前来看,还不至于演变成导致政权垮台的全面危机。不过,市场已经明显亮起了警示灯。 . 英国特拉斯政府的危机,源于在减税、财源不明及通胀背景下实施的财政扩张政策,这些举措一举引发了国债抛售潮;加之养老基金因资金运作陷入困境而抛售长期国债,最终演变为金融系统危机。英国央行不得不在2022年9月28日启动紧急国债购买计划。也就是说,这并非单纯的“财政失控”问题,而是国债市场发生的技术性连锁崩盘。 . 日本目前与英国有三个相似之处。 第一,是市场对财政扩张的担忧。高市政府提出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被市场理解为要求日本央行继续支持经济增长,同时弱化财政整顿目标。因此,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升至约2.8%,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升至约4%左右。 第二,是日元持续贬值。美元兑日元一度接近162日元,被认为已跌至40年来的低位区间。 第三,是市场开始怀疑日本央行的独立性。虽然政府对此予以否认,但市场已经闻到了“财政货币化”的味道。 . 不过,日本与英国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 日本国债绝大部分由国内投资者持有,日本央行仍然是最大的买家之一,因此不存在英国那种因养老金LDI策略而引发的被迫抛售机制。此外,日本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对外净资产规模也十分庞大。因此,日本更可能出现的是长期利率缓慢上升、日元缓慢贬值、市场对财政信任逐渐下降,而不是突然爆发全面货币危机。 . 那么,长期利率上升是否一定会带动短期利率上升? 答案是“一半会”。 日本央行今年6月已将政策利率提高到1%,但仍认为整体金融环境较为宽松,并表示核心通胀存在持续高于2%目标的风险,也就是说,日本央行实际上仍有进一步加息的倾向。 不过,高市政府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因此日本央行不会急于继续加息。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长期利率首先因财政担忧而上升,短期利率则随后才缓慢跟进。 . 那么,股市会不会崩盘? 我的判断是,目前还看不到“暴跌”。 高市行情以来,财政扩张预期、日元贬值以及名义经济增长预期,反而推动股市持续上涨。今年2月,日经225指数突破58000点,6月一度站上70000点。 . 换句话说,目前市场出现了一种分化:国债市场保持警惕,而股票市场仍在交易名义增长预期。 但是,如果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明确突破3%,30年期收益率进一步升至4.5%至5%,银行业、房地产以及中小企业融资都将面临压力,届时股市也将越来越难以维持强势。 . 最值得警惕的,其实是日元。 按照一般规律,加息预期通常有利于本币升值。但目前市场同时存在另一种逻辑——“因为担心日本财政,所以卖出日元”。这种情况更加危险。 如果长期利率上升与日元持续贬值同时发生,那就已经接近英国特拉斯时期所出现的危险信号。 . 综合来看,高市政府如果希望避免危机,条件其实非常明确。 如果扩大财政支出,就必须把重点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防务、能源以及应对少子化等领域,而不能让市场认为是在搞长期减税或普遍撒钱。 . 不要干预日本央行。 如果准备把财政目标由“实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Primary Balance)”调整为“稳定债务占GDP比重”,那么就必须用具体数字说明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 . 我的判断是,短期内不会出现股、债、汇“三杀”的全面危机,更可能是一种债券走弱、日元走弱、股市偏强但充满风险的市场格局。 然而,这并不是一种真正健康的牛市,而更像是通货膨胀推高名义资产价格所形成的“虚胖行情”。 一旦市场认定“这个政府已经放弃财政纪律”,那么股市上涨也会迅速逆转。 对于高市政府而言,真正的对手恐怕不是在野党,而是国债市场。 . 作者: 回答简洁明了,非常感谢。…


  • 摘自我关于“日本是什么”的演讲:第二篇 日本生活实感

    日本生活实感 在今天听讲的人中,有几个人去过日本呢?首先,我想请大家通过照片获得一些“在日本生活的实感”。照片①:这张照片是从东京都中心高层建筑上看到的皇宫的景色。 . 照片②:在这片树林中,有天皇履行公务的建筑物。天皇办公的地方一般称之为“宫殿”,应该是一座壮丽的建筑物。但是,正像这张照片显示的那样,这里看不到什么壮丽的宫殿。江户时代(17世纪~19世纪中叶),这里曾经耸立着将军的城堡“天守阁”,后来毁于一场火灾,自那以来再未重建。现在,只有一栋用于天皇办公的实用、简朴的两层楼。 . 日本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日本国宪法第一条),不参与政治。自古以来,日本几乎不存在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力。权力掌握在复数核心手中。这张照片就是一个象征,天皇就像是将复数权力核心吸引、聚拢在一起的真空。 . 而且,皇宫周围实际上就分布着几个权力核心。首先是“永田町”。这里有立法机构——国会、主要政党的总部,还有最高实权人物首相(话虽这么说,但其权力是相对的)执行公务的首相官邸。它的旁边是被称为“霞之关”的地带。那里有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外务省、法务省、警察机构等主要官厅。几乎所有法案、预算案都是这里的人起草、制定的。在霞之关附近有一个被称为“三宅坂”的地区,日本最高法院就位于这里。隔着皇宫,三宅坂对面就是被称为“丸之内”、“大手町”的商务和媒体的中心区域,说来就像是东京中的纽约。过会儿我还会做系统说明。日本的权力就是这样由立法、行政、司法、经济、传媒等各界集团分担掌握的。 . 说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一点,那就是皇宫周边不存在“军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军队的总参谋部就设在皇宫的眼前。战败后,那里被划为国会用地的一部分,防卫省设在离开东京都中心10分钟车程的市之谷。 . 这张照片③,照的是东京站里的情况。任何人只要有票,随时都可以通过检票口,因此,这里不需要大候车室。这张照片是夏天照的。我想,从人们的服装上,大家可以看出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很大差距。但是,日本也有流浪者,尽管在东京站里没有看到过。 . 东京有一处美国化的场所——原宿,就是照片④。年轻人常常在这里欢闹到深夜。很多人身穿自己设计、制作的奇装异服,在原宿展示,以找到自我的生存价值。他们大部分人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婚前同居、同性恋者结婚等等也并不罕见。为了看一看他们制作的奇装异服,世界各地的服装设计师们来到这里原宿的街上。这么说也有点夸张吧,不过,原宿的街上,外国人的确很多。他们走在街上,眼中露出惊奇的目光。 但是,大部分城里人还是在公司工作的“工薪阶层”,他们一般从郊外到东京都中心区上班,坐电车要花一个小时以上。照片⑤照的是我住的郊外的车站夜景:“工薪阶层”、“办公室小姐”很晚的时候(夜晚11点),拖着疲惫的身躯,从都心返回。 . 自19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以来,东京郊外迅速地现代化了。我住的这个城市有人口30万,建有像照片⑥那样宏伟的体育中心。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花40日元到温水游泳池里游泳或使用其他体育设施。 照片⑦是市政府的建筑物。由于很多市民都在东京都中心区工作,因此对当地市政不大关心。但是,收集垃圾由市政府管,办理申请护照等各种手续需要的“居民登记表”,也是由市政府管,所以,居民们时常要去市政府。这座建筑物的一楼全部都是接待居民的窗口,服务亲切、快捷(但养老金相关手续、失业救济等另当别论,由于缺少有关官员,要等很长时间)。尽管如此,在这种地方工作的地方公务员还是常常遭到批评,人们说他们“工作轻松,可拿的工资比中央政府公务员高多了”。 . 市政府旁边是照片⑧,文化会馆。在一个人口30万的城市里,建有一座可容纳1500人的文化会馆,时常在这里举办音乐会或放电影。市内有小型公交车巡回,市政府是终点站。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这座文化会馆是非常方便的,老人们无需到很远的东京都中心去,就可以享受到各种娱乐活动。市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地方税(金额与上缴中央政府的所得税基本相同)以及固定资产税(房产等税金),年预算额大约为550亿日元。 . 我记得这座文化馆是日本经济发展到高峰的1980年代修建的。每当政府兴建大型建筑时,总是会涉及到政治。因为向建筑公司预订建设大型建筑时,会为市长或市议会议员在下次选举中争取到选票。不过,兴建文化会馆时,必须雇用在那里工作的职员;邀请交响乐队演出时,报酬也不能少。因此,兴建这种大型建筑后,运作经费都将成为市财政的沉重负担。这“埋单”的,最后还是我们市民。所以,对于这种文化会馆的兴建,并不是大家一致赞成的。 . 市内修建新公路时,由市政府组织的委员会选定公路用地。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中,很多都是当地有实力的农户(其他成年男子白天都在东京都中心上班,不在当地)。据说,他们让有关部门在自家私有地产附近修建公路,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地价。 . 照片⑨是当地铁路车站。我小时候,1960年代,这个车站是一座简陋的木结构建筑。这是从东京都中心呈放射线状向郊外延伸的许多条郊区轻轨列车中的一条,建成通车时就是民营的。这种民营铁路公司东京有很多。他们还在战前就从政府部门获得了郊区铁路修建许可,买下了铁路沿线广阔的土地,并在这里开发、建设住宅,高价出售,赚取利润,扩大经营规模。住在这些住宅里的中产阶级,当然还要利用这里的铁路去上班,因此又成了开发商的乘客。 . 照片⑩照的是车站的一群幼儿园的孩子们。现在,东京等大城市缺少幼儿园,有些孩子进不了幼儿园。于是出现了一种窘境:孩子进不了幼儿园,母亲就不能去工作;为了找到工作,必须先找到幼儿园。厚生劳动省预测到儿童的数量会增加,似乎都确保了增建幼儿园的预算。但是,2009年掌握了政权的民主党,为了争取人心,制定了“育儿补助(为有孩子的所有家庭发放补助费)”制度,增建幼儿园的预算好像被挪用到这方面了。他们想,与其仅仅让几百个家庭高高兴兴送孩子进幼儿园,不如为全国数百万家庭普遍发放补助费来得更有影响效果。但是,这样做的政治家可能认为“女人(只要)在家照看孩子就行了”吧。 . . 照片⑪是车站前的中型百货商店。在日本,美式超市战后也很难建立,主要是以个体小商店为中心。到了1970年代,超市迅速遍及各地。郊外车站前,有关电车公司东急或西友就用其牌号,建立了一个又一个中型百货商店。它的典型架构是:地下一层经销食品,上面各层依次是服装、日用品、电器产品、餐厅。由此,日本人很快习惯了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消费生活。商品必须设计时尚,性能优良。 但是,到了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收入涨停,这类中型百货公司都陷入亏损的困境。这张照片上的西友也不例外,已于大约10年前卖给了美国的沃尔玛。现在,这家百货商店完全是沃尔玛的商店了,只是招牌还原封不动保留了西友的招牌。日本的消费者与美国不同,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对商品以及服务的要求比较严格。而沃尔玛则重视价格低廉胜过品质,还省略一些服务(例如,买了衣服,不容易修改尺寸等等)。这种做法引起了日本消费者的不满。为此,西友债台高筑,年复一年。 . 以上只是请大家看了东京好的一面。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车站的背面。那里是⑫这样一片杂乱的景象。这不是请大家看一种例外的杂乱景象,在日本的城市里,这种景象不如说是一种普遍现象。当然,市政府也想好好整顿这里,把街区建设得更美好。如果能提高这里的增殖效益,民间房地产公司、建筑公司也会到这里来。但是,这个地区却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恐怕是有些个体户反对卖掉店铺,退出当地吧。也许是黑社会组织暴力团,以这里的店铺作为收入来源,不让这些个体户卖掉店铺。 . 在日本,1550年,重新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夺取了大名的土地所有权,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对耕种土地负有责任。自那以来,建立了巩固的私有权(最初,农民几乎都处于类似国家的农奴的地位,租税率很低)。因此,在日本很难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公路之类的建设,从制定计划,经过征购建设用地,直至建成,需要几十年。这类事例在日本并不罕见。 . 确保私有权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在英国的产业革命中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典型的。但是,即使说是个人的私有权,也是搞企业的人的私有权,也就是资本家的私有权,而如果大众的所有权过于强大,就会妨碍经济发展。 . 照片⑬是我家附近的情景。我是做过大使的外交官,但也是住在郊外的一般住宅里,从东京都中心坐轻轨列车回家要一个小时。在日本,官员辞退公职后,公车当然就不能再享用了,住宅也要在工作时期靠按揭贷款建房,否则就得租房子。国家不会照顾官员退职后的住房的。 . 现在,官员的特权之类已经被逐步废除,几乎已经绝迹了。欧美发达国家也是一样。公民权利意识越强的国家,政治家或官员的特权也就越少。例如,在美国的机场,没有供贵宾候机的特殊贵宾室(也许华盛顿有)。瑞典国王出访回国时,也是从机场孤身一人驾车“回宫”。这些事令人感到心清气爽。 . 我每天就是从照片上这条路走向车站的。路的右边是农田,每年可以种三茬圆白菜。过去,每到春天,吃圆白菜长大的蝴蝶,成群结队飞来飞去,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使用农药以后,这幅美景就消失了。这也暗示出农药的毒性,令人感到恐惧。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之前,这一带曾经是一片农田。但是,后来由于经济高速发展,东京人口增加,住宅区不断扩大,这一带的农民就成了暴发户。过去没有创造出多少收入的农田,一点一点地卖给房地产商后,带来了巨额收入。现在,这里的地价高达一户住宅建设用地3000万日元(大约240万元人民币)。 . 也许大家会想,既然这样,不种圆白菜也行啦。但是,世世代代从事农业的人们还是愿意耕田种地,胜过靠吃利息过奢侈生活,或者进公司当职员。一次性出售土地,税金会很高(60%以上会被市里或国家拿走),所以,必须一点一点地出手。但剩下的土地如果不耕种,就会被征收高额固定资产税。所以,这一带的农民们就是成了大富翁以后,也还是要种地。 . 在这一带,住超级巨大豪宅的都是农民。他们白天也不用去东京都上班,可以留在当地,因此,可以为市政发挥很大的力量。这样,很多事情的背后都有经济上的亏盈算计。 .                      .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