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

  • 我们真的需要“国家战略”吗？

    昨天，我在听一场研讨会的讨论时，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人们经常说：“日本没有国家战略。”然而，国家这种东西，本来就有几分像海市蜃楼。 当一个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换句话说，开始积累财富——就会有人出来支配这些财富。他们自己并不从事任何实际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群“多余的人”。他们攫取社会财富，企图实现自己的野心和一厢情愿的设想。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战略吗？ . 每个普通人所追求的其实很简单：体面的生活、安全和自由。国家只要保障人民的安全，也就足够了。至于生活，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本领，或者通过在企业工作来维持。 那些支配社会财富的精英，最好保持安静，少来干涉。 . 过去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以及今天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者，都是些在世界各地无事生非的人……

  • 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可通过征收通航费来保障

    如今，不仅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受到威胁，位于红海入口处的曼德海峡，通航也变得越来越危险。 无论是石油生产国，还是贸易立国，都难以承受这种局面。美国军队似乎也已不再具备依靠武力确保这些水道安全的能力。 . . 如果军事力量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也许可以用钱来解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胡塞武装都需要资金。而且，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伊朗自己的原油也无法出口。 . 通航费不至于高到对海上运输造成严重冲击。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水道视为类似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收费航道——当然，与霍尔木兹海峡不同，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都不是国际海峡。 . 不妨建立这样一种机制：沿岸各国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分享统一征收的通航费；整个机制则由沿岸国家、主要通航国以及联合国的代表等共同管理。 那么，马六甲海峡或台湾海峡是否也应该——或者是否能够——建立类似的机制？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 俄罗斯人的反美，其实是“我们也想像美国那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另一面

    前些日子，我有机会同人工智能ChatGPT讨论了一个问题：俄罗斯人的“反美”究竟是不是真心的。对话颇有意思，现介绍如下。 . 笔者： “有一天，我对一位俄罗斯朋友说：‘你们总说自己讨厌美国，批评美国横行霸道。 可是说到底，你们其实也想像美国那样为所欲为吧？只是自己做不到，所以才反美。 其实，你们内心深处喜欢美国，渴望自己也能变得像美国一样。’ . 那位俄罗斯朋友听后哈哈大笑，说：‘你说得对。真是一针见血。’ 俄罗斯人反美的真实心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 ChatGPT： “是的。这种说法虽然带有玩笑的意味，但我认为，它其实已经相当接近问题的核心。 俄罗斯的反美话语中，存在着一种十分奇妙的心理：怨恨与羡慕并存。仅仅用‘讨厌美国’是无法解释这种心理的。 一方面，他们强烈批判美国的单极霸权、域外制裁和军事干预；但另一方面，如果反问他们：‘那么，假如俄罗斯自己也拥有同样强大的力量，它会克制地使用这种力量吗？’问题立刻就会变得微妙起来。 . 此外，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当中，有些人其实非常了解美国。他们会说英语，喜欢美国电影，推崇美国的大学，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和商业活力也评价很高；然而在政治上，他们却会发表极其激烈的反美言论。 . 与其把这种现象看作一种矛盾，不如把它理解为一种大国意识——‘Why them, not us?（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这样反而更容易理解。”

  • 战后世界及其暗流的变化

    （本文是笔者将于9月8日在《Newsweek日本版》发表的文章的略加修改版。） . 冷战后的时代与美国力量的扩张 . 当今的国际形势，大体上可以称为“后冷战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的美苏冷战，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美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唯一超级大国。 . 当时有人把这个世界称为“G1”。后来随着中国崛起，又有人开始谈论“G2”；也有人反过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足以支配整个国际体系的力量，因此世界进入了“G-Zero（零极世界）”。 . 这类说法，往往是智库或者专家为了引人注目而创造出来的。它们无非是抓住现实的某一个侧面，因此没有必要争论哪一种标签才是“正确答案”。 . 「后现代主义」与陶醉 . 其实早在冷战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年轻人就越来越反感由“大人们”建立起来的各种框架——国家、企业以及其他既成体制。 在美国，反对越南战争期间的征兵制度成为一个重要契机。在西欧和日本，人们也越来越反感“资本家”制造贫富差距、剥削劳动者、剥夺人的人性。 甚至连近代社会的核心理念——进步、议会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也开始受到怀疑。嬉皮士、自由恋爱，甚至禅宗，一时间都成为时尚。 地方分权、草根民主、尊重少数群体权利、多元文化主义、环境保护、对大企业的警惕等等各种思想和运动，逐渐被笼统地归入“后现代主义”这一名称之下。 . 苏联解体前后，美国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命题。大体而言，他认为，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些近代社会追求的宏大目标已经基本实现。随着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也将逐渐下降。 与此同时，法国思想家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推广了“游牧者（nomad）”这一概念：受过良好教育、能力出众的人，可以跨越国境以及种族和民族的界限，在世界各地自由活动。 . 乍看之下，这些思想似乎预示着一个超越“近代”的新时代。但是，它们同时也反映了苏联解体、整个西方世界取得巨大胜利之后产生的某种陶醉感。 而这种陶醉，后来终于撞上了现实。 . 美国的傲慢：“例外主义” . 美国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观念：美国负有使世界民主化的特殊使命，因此理应得到特殊待遇，甚至可以做一些别的国家不能做的事情。 这就是所谓“美国例外主义”的一种表现。 这种思想的根源之一，恐怕来自美国摆脱英国和欧洲、实现独立时形成的自豪感——我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今天，而是18世纪末。 . 对于建国初期的许多美国人来说，所谓“国际法”，本来就是欧洲列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一套规则。美国有美国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利益。 这种态度从来没有完全消失。美国社会至今仍然存在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相当强烈的不信任。今天特朗普无视WTO规则、敌视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 用武力推进民主化：新保守主义与“政权更迭” . 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造成数千名美国人死亡之后，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简称neocons）的影响明显上升，他们所主张的“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其背后的逻辑，是把美国视为一个“例外的国家”：美国肩负着向全世界传播自由和民主的使命，即使必要时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因此，美国不应该受到领土完整、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原则的束缚。 这种思想不仅在共和党内部，而且在民主党的一部分人中也获得了影响力。 . 此后出现了一批以推翻威权政府——换句话说，就是推动“政权更迭”——为目标的组织和NGO，其中许多得到美国政府资金支持。它们向当地反对派提供资金，并传授政治斗争的方法。 于是，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埃及2011年等地，亲俄政府或威权政府相继倒台。 . 结果，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实行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疑虑反而进一步加深。 这也为今天中国、俄罗斯、朝鲜之间的靠拢，以及所谓“全球南方”的兴起创造了部分条件——当然，必须指出，“全球南方”绝不是什么具有统一意志的组织。 . 特朗普的美国：回到帝国主义时代 . 特朗普叫停了这类活动中的相当一部分。其动机之一，大概是不愿让倾向民主党的组织继续利用政府资金从事这些活动。 2025年，特朗普政府以相当粗暴的方式拆解了负责美国大量对外援助工作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也属于同一个潮流。 . 2025年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刚成立时，特朗普似乎热衷于停止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战争，大概也是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目标之一。 但是，在乌克兰和加沙都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他的路线迅速发生变化。 . 2026年1月，美国军事介入委内瑞拉，并抓获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大致与此同时，特朗普试图迫使丹麦把格陵兰岛卖给美国。到了2月，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又被杀。 . 到了这个阶段，特朗普的言行与其说是21世纪的外交，不如说越来越像是在退回到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 至少，这也许比新保守主义者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扩大美国势力范围少了一些伪善。 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不会给美国增加朋友，也使美国越来越难以声称自己在道义上比中国或其他国家高出一筹。…

  • 重新思考日本在实力升级后的亚洲中的位置

    8月8日，我看到一则报道说：“今年上半年，韩国和台湾的出口额双双超过日本。”说实话，这让我有一种伤口上又被撒了一把盐的痛感。 140年前，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此后，日本一度称雄亚洲。战败之后，日本反省了——或者说，是被迫反省了——转而向亚洲各国提供资本和技术，以所谓“雁行模式”带动亚洲各国的发展。 难道到了今天，日本在各个方面的这种地位都已经被别人夺走了吗？ . 不，还是不要这样自虐地看问题。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今天的韩国，出口额相当于GDP的44%；台湾更高，相当于65%。相比之下，日本由于GDP本身已经相当庞大，出口只相当于GDP的23%左右（即使把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生产也视为出口计算在内，大概也就是30%左右）。 也就是说，日本虽然在机械、材料、电子零部件等领域仍然保持优势，但只要通过这些产品的出口维持贸易收支，并维持日元的价值，其他方面完全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 不仅韩国和台湾，连东盟国家也已经成长壮大。 在这个新时代，日本应该摆脱过去那种拼命维持自己在亚洲“门第地位”的思维方式。 一句话来说，就是： “日本不要在亚洲摆架子。面对同质性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亚洲各国，日本应该作为一种‘干事’或‘协调人’，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地一起做事。” . 为了维持亚洲的和平，我们首先应该看清各国真正的想法。 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包括中国——真的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武力侵略、征服其他国家。大概也没有哪个国家真的准备在别国受到攻击时，不惜一切代价去保卫它。美国大概也未必真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出手相救。 实际上，对所有国家来说，最好的选择恐怕都是在现有框架内确保自己的利益。谁都不愿意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发动军事进攻，最后失败，弄得颜面扫地。 能够准确把握这种各国心底的现实盘算，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亚洲也可以建立某种类似1975年欧洲国家与美国、苏联、加拿大共同达成的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机制。其基本原则应该是：不以武力改变国界，同时推进合作与交流。 在美国力量相对后退的今天，除了继续维持现有的同盟体系之外，也许还可以把有关国家——包括中国——之间这种类似“不倒翁”一样的平衡游戏制度化。这或许会成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 在经济方面，日本也应该意识到，自己同时还是一个进口大国。东盟主要国家对日本的出口额，大约相当于其对美国出口额的三分之一。 因此，日本除了应该努力维护WTO、CPTPP（TPP11）等所体现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原则之外，在金融方面也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中国看来实际上并不愿意为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全面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鉴于这一现实，日本可以继续通过维持和加强金融危机时期的货币互换协议，以及提高国际结算的便利程度等方式，为亚洲金融稳定作出贡献。 . 今年夏天，我去北欧“避暑”，回日本途中在新加坡转机。 新加坡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亚洲遥遥领先，接近日本的三倍（！）。所以我原以为，新加坡机场现在一定已经变得闪闪发亮、时髦得不得了。 然而真正转机时，我发现那里其实颇有些杂乱。 收费贵宾室里有些脏旧的沙发，洗碗碟的声音不断传来；服务人员虽然满脸笑容，却常常不得要领。 . 这和成田机场的气氛不太一样。 在日本，就连厕所的清扫也会做得“规规矩矩”。 无论是在便利店还是飞机上工作的外国劳动者，往往也会逐渐适应这种做事方式。 这种社会伦理、责任意识，以及”即使没有别人监督，也会自觉把事情做好”的习惯，仍然是日本社会的重要特点。 只要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社会，日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为亚洲各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 日本人已经不能再指望“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别人自然会尊敬我”。 亚洲各国之间的地位排序正在变得越来越流动。在这样的亚洲，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努力吧。 . （以下是笔者请ChatGPT将本文翻译成英文之后，与ChatGPT的一段对话） 笔者：日本大概做不了这么好吧。 . ChatGPT：嗯。而且，做不好的原因，或许并不在于日本经济实力本身的下降，而在于日本很难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我觉得，你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日本定位，其实是一种相当高难度的角色。 它既不是“亚洲的领导者”，也不是“对抗中国的西方堡垒”，而是进入那些已经成长起来的国家之间，建立和维护制度、协调各方利益，并支撑一个随时可能失衡的局面——也就是扮演一个“干事”或“协调人”的角色。 这种角色，单靠军事力量或者GDP是做不到的。 . 既不能把对方看成比自己低一等，也不能反过来自暴自弃地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 日本需要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进行合作；在维持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保持一定的自主性；与韩国和东盟国家则要以平等的姿态相处。 这需要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 . 而日本不擅长的，恐怕恰恰就是这一点。 日本的政策讨论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二选一：“日本究竟还是大国，还是已经成为衰退国家？” “究竟站在中国一边，还是站在美国一边？” “究竟由日本领导亚洲，还是日本被亚洲抛在后面？” . 然而，在今后的亚洲，与其争当第一，日本或许更适合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即使不是第一名，却是一个少了它就会让大家感到为难的国家。”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你在文章最后提到的那种 “即使没有人在看，也会把事情好好做好”…

  • 世界最大的美国消费市场，会不会只是一个幻象？

    尽管今天的美国面临种种问题，却依然能够在世界上如此强势行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仍然拥有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其规模超过中国的两倍。许多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国出口来维持运转。但这里有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问题。美国只有3.4亿人口，为什么其消费规模却能达到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的两倍以上？ 而且，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提高。美国的所谓“消费市场”，会不会本身就是一种泡沫？ 这个市场是否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为因素的膨胀？带着这些疑问，我做了一些调查，其间也与ChatGPT进行了讨论。结果发现了以下几点。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个人消费几乎一直以相当稳定的速度增长。然而，这种消费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几个带有泡沫性质的因素支撑起来的。 . 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信用卡的普及。 信用卡有时被过度甚至近乎无节制地使用，以至于个人破产数量大幅增加。 另一个因素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普及的401(k) （一种可通过投资基金管理已缴纳养老金的制度）确定缴费型退休储蓄计划。随着这一制度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也能够从股票价格上涨中获益。 . 此外，还有战后住房按揭贷款的大规模普及，它大幅提高了美国的住房自有率。由于从长期来看房价持续上涨，越来越多的房主开始以自己住房不断上升的价值作为担保借款，并把借来的钱用于消费。这也是为什么住房产业经常被称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2008年的雷曼危机，恰恰源于市场对这种以住房按揭贷款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失去信心并最终导致其崩溃。 . 由此，美国建立起了一种极其幸运的经济模式：以经济将继续增长为前提借钱，用借来的钱扩大消费；消费扩大又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使房价进一步上涨；然后再以升值后的住房为担保借更多的钱。简而言之，这是一种 “利用经济增长制造更多经济增长”，以及 “即使需要借钱，也先把想要的东西买到手”的模式。 . 而且，这种模式显示出了惊人的韧性。即使是在雷曼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也只比危机前的2007年低大约1.5%。真正大幅下降的是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尤其是住宅投资。 . 从某些方面来看，中国的消费经济甚至可能比美国更加脆弱。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房地产低迷正在压制消费，并进一步强化通货紧缩压力。 . 其结果是，在政府补贴的大力支持下，企业不得不把大量产品向海外市场倾销。中国目前动用公共资金支持经济和产业的规模，远远超过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曾经达到的程度。这也是另一种泡沫。

  • 从“遏制中国”走向和平共存——对日本安全战略的建议

    （日本目前正在进行每隔数年实施一次的国家安全保障政策评估。评估完成后，《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基础性文件将进行修订。近日，日本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Security，RIPS）组织政府与民间专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目前似乎尚未推出中文和英文版本，因此，现仅将河东哲夫提出的建议译成中文，供读者参考。 河东的建议并未涉及“国防预算应占GDP多少”“武器射程应延长到何种程度”等经常成为舆论焦点的话题，而是重点讨论：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日本应如何定位自身；如何避免重蹈导致太平洋战争的军方夜郎自大、脱离政治控制而独走的覆辙；以及在全球青年普遍排斥服兵役的趋势下，日本自卫队今后应如何发展。） . 从“遏制中国”走向和平共存——对日本安全战略的建议 　　　　　　　　　　　　　河东哲夫（前日本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前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 . 国际关系框架正在发生变化——“美俄、美中、美朝对立”或许不再是既定前提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对立以及后来美中对立，一直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前提，各种同盟关系也是围绕这一格局建立起来的。这主要是因为战后初期欧洲和日本百废待兴，无力制衡作为战胜国的苏联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 然而今天，苏联式共产主义已经瓦解，而美国特朗普政府本身也日益淡化自由与民主等价值观。 在这种背景下，美俄关系、美中关系越来越演变为单纯的实力政治（Power Politics），甚至是缺乏价值理念的利益交易。 国际格局正在逐渐接近二战前的状态：欧洲国家、俄罗斯、日本、美国、中国等主要力量根据各自利益不断重新组合，展开新的实力竞争。 与此同时，在亚洲，韩国以及过去主要依赖外部保护的东盟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均明显增强，正在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独立参与者。 此外，美国军队在伊朗战争中已经暴露出自身力量的局限。即使未来发生所谓“台湾有事”，美军实际介入的程度也很可能是有限的。 . 2）因此，日本今后安全保障体制的可能性范围将从以当前日美安保关系为轴心，扩展至包含与中国和解的各种可能性。 不过，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加强日本自主防卫能力始终是不变的课题。因此，本文并不详细讨论针对不同日美关系紧密程度所应制定的各种应急预案（contingency plans）。 同样，如果未来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日本如何维持核威慑将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但作者目前尚不能确信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必要性与实际价值，因此这里只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而不展开讨论。 . 3） 本文重点讨论的是，随着上述国际环境变化，日本外交在表述方式和战略理念上也有必要进行调整。 换句话说，上一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所体现的“联合美国并动员亚太各国共同遏制中国”的基本思想，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国际格局。如果此次修订仍将这一理念明确写入战略文件，日本反而可能在亚洲陷入孤立。 那么，应当如何调整？ 一种可行方案是，将战略目标转变为：“与美国一道，联合亚太各国，同时也吸纳中国参与，共同建立以不使用武力为基本原则的亚太地区和平保障机制。” 换言之，就是让所有参与者都受到共同规则的约束，而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进行围堵。 . 国家与国民之间的沟通应实现质的转变 1） 令人惊讶的是，2022年版三份安全保障文件几乎没有涉及如何与日本社会进行沟通，也就是说，几乎没有论及安全保障领域的公共传播。 事实上，如今日本许多在野党已经逐渐摆脱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即把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视为“恶”，把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中国视为“善”——开始愿意围绕现实利益，就安全保障问题展开更加务实的讨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没有充分利用这一变化，实属可惜。 . 2） 提高自卫队的社会地位固然十分必要，但与此同时，也必须通过制度设计，防止安全保障事务因此进一步形成“黑箱”，更要防止防卫部门出现夜郎自大的倾向，即高估自身能力、形成狭隘封闭的世界观。 如果自卫队为了维护自身权力和权威，而逐渐拒绝与其他政府部门展开充分讨论，那么它最终就可能重蹈战前日本军队脱离文官控制、自行其是的覆辙。 . 3）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有关安全保障的宣传，大多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强调国民“有义务保卫国家”，或者不断解释为什么日本必须依赖日美同盟。这种宣传方式难以获得社会的真正共鸣。 未来，应鼓励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围绕安全保障问题展开公开、深入而富有内容的讨论，并积极利用互联网建立开放平台，使普通民众也能够参与其中。 .

  • 下半年美国金融市场会崩盘、美元会暴跌吗？——ChatGPT怎么看？

    每当特朗普发表新的讲话，美国股市都会剧烈波动。如今，投资者关注的下一个问题是：美国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这会不会推高长期利率，并最终引发股市暴跌？ . 美国过去发行的国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将在今年到期，需要偿还或重新发行（借新还旧），金额约为9万亿美元。由于这些债券主要属于“再融资”，理论上不会额外增加市场资金压力。但目前美国仍面临通货膨胀，而且SpaceX上市吸收了约750亿美元资金，他的市场估值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政府再大量发行新国债，长期利率就可能迅速上升。目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4.46%，距离市场普遍认为具有心理意义的4.75%已经不远。 利率上升后，政府必须以更高的利率发行新国债，投资者才愿意购买。这样一来，政府支付的利息将不断增加，未来财政负担也会越来越重，并可能削弱市场对美元的信心。 . 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美国国债不会一次性全部发行，而是在今年下半年分几次拍卖。每一次拍卖时的市场环境都不同，因此利率水平也会有所变化。 于是，笔者向ChatGPT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 “你好。我想了解美国政府今年下半年的国债发行、到期偿还和再融资计划。 请分别说明年底以前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的新发行规模、预计发行时间，以及到期偿还规模（也请说明哪些时间点到期最集中）。 综合这些因素，再考虑SpaceX等大型IPO不断吸走市场资金，你认为今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否有可能突破5%？（市场一般认为4.75%左右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也请谈谈你的看法。” . ChatGPT回答如下： . ——根据我查到的资料，我的结论是：突破5%“有可能”，但不是最可能出现的情景。 目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4.46%，距离5%确实已经不远。 美国财政部的官方预测显示，今年7月至9月，面向私人投资者发行的可流通国债净融资规模约为6710亿美元，远高于4月至6月的1890亿美元。10月至12月的数据尚未公布，新的季度借款预测预计将在8月初公布。 . 发行安排方面，短期国债（4周、6周、8周、13周、17周和26周期限）几乎每周发行。长期国债中，3年、10年和30年期通常安排在每月上旬；20年期国债和TIPS（通胀保值国债）安排在月中；2年、5年、7年期国债以及FRN（浮动利率国债）则安排在月底附近。7月份的主要发行时间分别是：7月7日发行3年期、7月8日发行10年期、7月9日发行30年期、7月22日发行20年期、7月23日发行10年期TIPS；8月份基本也是同样的安排。 . 根据财政部借款咨询委员会（TBAC）的参考数据，7月至10月中长期国债、TIPS和FRN的发行规模大约分别为：7月3660亿美元、8月3600亿美元、9月3620亿美元、10月3710亿美元。不过，这些数字只是参考，并不是财政部最终决定。 . 国债到期与再融资方面，短期国债几乎每周都有大量到期；中长期国债则主要集中在每月15日和月底。特别需要关注的日期包括：8月15日、8月31日、9月15日、9月30日、11月15日、11月30日、12月15日和12月31日。据估计，2026年全年约有9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到期，其中相当一部分将在下半年完成再融资。 . 大型IPO吸收市场资金，也会影响未来利率。SpaceX的IPO融资规模约为750亿美元，上市后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规模如此之大，投资者为了筹集资金，往往需要出售其他资产。虽然不一定直接卖出国债，但也会对债券市场供求造成压力。 . 综合来看，我认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7月至9月的大规模国债发行认购情况不理想。 第二，由于油价上涨或中东局势恶化，市场对通胀的预期再次升温。 第三，IPO和AI相关股票持续吸引资金，使债券市场买盘不足。 . 不过，目前海外投资者仍然在购买美国证券。今年4月，外国投资者继续大幅净买入美国长期证券，日本也增加了美国国债持有量。 因此，收益率短时间触及5%是可能的。但如果要长期维持在5%以上，则需要通胀重新加速，或者国债拍卖连续表现不佳。 如果让我判断，今年下半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概率将在4.4%至4.9%之间波动；如果发生冲击事件，则可能短暂升至5.0%至5.2%。—— . 笔者： “真的很有帮助，讨论一下子变得具体了。” . ChatGPT： ——那就太好了。 其实，河东先生经常提出的观点，例如“美国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再融资风险不断上升”“美元体系可能受到冲击”（作者注：我的观点并没有这么简单），这些讨论如果停留在宏观层面，往往容易变得比较抽象。 真正的市场参与者，更关心的是：7月份到底要发行多少国债？8月15日有多少债券到期？财政部下一次借款预测会上不会增加发行规模？最终是谁来购买这些国债？（作者注：这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推动发展的稳定币，未来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可以推动稳定币大量发行，并要求其购买国债作为储备资产。此外，日本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 因此，市场有时会出现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现象。 例如，媒体天天报道“美国财政危机”，但如果当周国债拍卖结果很好，长期利率反而可能下降。 相反，即使财政状况没有任何新变化，只要一次拍卖效果不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可能一下子跳升20至30个基点。 . 如果让我说今年下半年最值得关注的时间，我仍然认为是8月份。 原因是：财政部将在8月初公布新的借款预测；夏季市场流动性下降；中东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市场对于美联储是否降息也最容易发生变化。 因此，今年下半年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财政赤字本身，而是再融资规模扩大、通胀重新升温以及海外资金流入放缓这三个因素同时发生。 反过来说，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因素没有出现，即使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也很难长期维持在那里。—— . 笔者： “看来，股市崩盘、雷曼危机重演，大概不会发生吧。” . (总的来看，仅仅因为长期利率上升，美国经济因此遭受重大挫折的可能性，目前看来并不高。 真正值得担心的，仍然是另一种风险：美国银行体系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了超过1.5万亿美元贷款。如果利率继续上升，其中越来越多的借款人可能无法偿还债务，从而导致金融交易出现连锁性堵塞，最终演变成类似雷曼兄弟危机的金融恐慌。 由于这一领域并不完全处于监管部门的直接控制之下，信息披露也十分有限，因此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恐怕只能等待时间给出答案)

  • 朝美关系会重新启动吗？那时日本该怎么办？

    　　　　　　　　　　　　　　　　　　　　　　　　河东哲夫 6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伊朗停火协议达成的几乎同时，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当年与金正恩并肩而立的照片。 也许，他是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伊朗的问题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轮到朝鲜了。” . 这个着眼点并不坏。如果能够化解过去积累的恩怨与不信任，并从法律上确认朝鲜与韩国并存的现实，那么朝鲜半岛实现长期稳定并非遥不可及。当然，核武器问题依然存在；对于日本而言，被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同样无法回避。 因此，不妨在朝美对话重新启动之前，先回顾一下历史背景。 .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军队一度势如破竹。可是，同年9月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战局骤然逆转。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后，此前一直不愿出兵的中国，在斯大林的压力下，终于于1950年11月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将联合国军重新逼退。 此后双方反复拉锯，战线陷入僵持。到1951年6月，苏联已经提出停战建议。 然而此时，开战初期曾极力抵制斯大林要求出兵的毛泽东，反而开始抵制停战。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最终，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之后，毛泽东才同意结束战争。 . 1953年7月，朝鲜、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但此后并没有签署正式的和平条约。原本应是临时安排的停火状态，竟持续了七十多年。 韩国总统李承晚坚持“北进统一”，拒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严格地说，停战协定本身也是由各方军事统帅签署的，而非国家元首。中国方面签字的是彭德怀，毛泽东本人并未签署；朝鲜方面则由身兼最高统帅的金日成签字。 . 因此，从法理上讲，朝鲜与韩国至今仍处于战争状态。只有签订正式和平条约，朝鲜半岛的稳定才真正具备法律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公布的朝鲜新宪法中，不仅删除了“祖国统一”的表述，而且明确规定了与韩国之间的边界。这完全可以被视为未来签署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 . 金正恩与日本 日本记者石井妙子曾整理过金正恩与金与正兄妹的成长经历，颇有几分家族悲剧的色彩。 由于他们的母亲并非金正日的正式妻子，兄妹二人在朝鲜权力体系中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幼年时，他们被送往瑞士读书。据说，负责照顾他们的姑母及其子女后来从瑞士逃往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此后，两兄妹不得不中断学业，返回朝鲜。这样的经历，想必会留下不少心理阴影。 . 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似乎并没有对日本怀有特别强烈的敌意。曾有多家媒体报道，少年时代的金正恩曾陪同出生于日本的母亲多次访问日本，并且十分喜欢东京迪士尼乐园。 也许只是笔者的个人印象，但与对待韩国或美国领导人时的激烈言辞相比，金氏兄妹似乎较少对日本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 那么，日本是否能够在解决绑架问题和核问题的前提下，帮助朝鲜逐渐摆脱对美国的过度恐惧，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社会呢？ . 与此同时，如果特朗普政府重新推动与朝鲜的谈判，日本也应积极发挥作用，避免韩国在未来的安排中单方面承担代价。 为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特朗普之间的密切协调，将是不可或缺的。

  • AI带来的战争与产业革命

    　　　　　　　　　　　　　　　　　　　　　　　　　　　　　　　　　　　　　　　　　　　　　　　· 河东哲夫 20世纪90年代，在Andrew Marshall和Arthur Cebrowski等人的推动下，美军建立了一种被称为“网络中心战”（Network-Centric Warfare）的先进作战体系。 · 这一体系通过通信网络，将Predator等大型无人侦察攻击机、巡航导弹以及地面部队紧密连接在一起，把各种情报集中到美国本土的指挥中心，再由本土向阿富汗等前线下达攻击命令。长期以来，这一体系一直是美军保持军事优势的重要基础。 / 然而，此后美军却很少再出现真正称得上创新的变革。武器研发逐渐被少数大型军工企业垄断，体系变得越来越僵化，耗费大量时间和预算。 / 创新的时代：由初创企业推动—Palantir Technologies的AI指挥系统TITAN / 人工智能为网络中心战带来了新的创新。AI能够汇集海量信息，进行分析，并设计作战方案。它可以判断何时、何地以及使用何种武器发动攻击，然后由人类作出最终选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自行发出指令。 / 美国国防部最初曾将这类系统的开发委托给Google，但由于公司内部员工反对参与军事项目，相关工作后来转交给Palantir Technologies等初创企业承担。这些系统被称为 Maven Smart System（Project Maven） 和 TITAN（Tactical Intelligence Targeting Access Node）。 / 据称，在此次伊朗战争中，这些系统已经进行了实战测试。美军几乎同时打击了多个伊朗目标，并利用“Tomahawk (战斧)”等导弹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问题在于，仅依靠卫星和各种传感器，并不能完全掌握所有目标情况；而一旦让AI参与攻击方案的制定，它往往会倾向于大量消耗武器装备。 / 因此，据报道，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初期阶段，美军就耗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战斧”巡航导弹库存，以至于对欧洲盟国和日本的相关供货合同都面临无法按期履行的风险。 / 对于计划将AI广泛应用于战争的国家而言，需要储备的将不仅仅是“战斧”导弹，而是各种武器和弹药的大量库存。 / 新一轮产业革命？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即使并无实际需要，军工生产也可能急剧扩张。届时，世界或许会呈现出一种类似于产业革命重现的景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股市近年对AI概念股的狂热追捧，也许不仅仅是在押注人工智能本身的商业价值。投资者或许已经——哪怕只是出于本能——预见到了一个由AI驱动、同时伴随着大规模军工扩张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