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

（本文是笔者根据2010年前后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进行的集中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文中阐述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要点。本文旨在通过讲述笔者的人生经历，让读者了解日本社会的一面。） . 进入外务省 我感到，自己从普通小学考进“名牌”中学，继而考入东京大学，这种“资历”在外务省达到了顶点。而那24名伙伴看起来都像是人才尖子，我尝到了一种相当强的自惭形秽的滋味。从此之后大约35年间，这24名伙伴就成为我的竞争对手，并且成为我的朋友。 . 在日本，明治初期，官员兼任政治家（议员），掌握了实权。即便在整个明治时期，实际上，政治与行政也并不是由天皇控制，而是由官员＝政治家进行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到最近，官员们还掌握了日本的实权。 1970年我进入外务省时也是这样，当然，官员已经不兼任政治家（议员）了。政治家在国会和选区开展活动。他们最关心的是在下次选举中当选，所以，外交等与获取选票无关的工作，就交给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和外务省了，他们并不十分关心。 . 因此，抨击日本对苏外交、对华外交的国家主义者们（被称为“右翼”），就开着大卡车，装上大功率高音喇叭，来到外务省楼前发表演说。我们在外务省楼内工作，不知道他们在喊些什么，而且我们还受到警察的保护，因此就产生一种“我在为国家工作”的自豪感，同时，也产生一种无论做什么都绝对会受到保护的特权意识。 . 由于工作只是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所以渐渐地就开始脱离社会实际了。当然，虽说是外务省，但干活的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下班后，要挤满员电车回家。有时加班很晚，去银座吃饭时，感到自己从事枯燥无味的“国家的”外交事务，这与霓虹灯光彩夺目的现实社会相比照，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自己确实掌握着权力，而社会却与我们毫不相干，日以继夜地延续着生活——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 日本的官员几乎全是中层或中下层出身，外务省也不例外。1970年，当时外务省里留下的唯一一座遗留有战前贵族氛围的建筑，就是战后外务省接收的明治时期的“华族会馆”，作为专属饭店“霞友会馆”使用（后因经营不善破产，只好放弃）。我们进入外务省后，最初的3个月先不工作，接受“研修”，那时常常有机会在霞友会馆聆听老外交官的教诲。 . 我还记得，其中有人说：“作为一名外交官，就是要不管政治家们（议员们）说什么，必须彻底维护自己信守的‘国家利益’！”；还有人说：“传媒报道的大多不真实。你们必须能够看穿新闻报道背后的内情！”这些都属于继承了官员们实力强大的明治时期以来的传统而发表的言论。后来，日本社会不断变化，现在是“政治家（议员）主导”了，而传媒则具有超越政治家的力量，甚至可以把总理大臣赶下台。 . 研修快结束时，我们25人一起到日本地方上去考察。我记得，我们参观了汽车厂、造船厂、工业联合企业等正处于高速发展热潮中的日本经济的心脏部门。我们还参观了京都和奈良的神社、寺院，体验了茶道等日本的传统文化，最后还参观了大阪世界博览会。那时，1970年，正处于日本高速发展末期，国民生活水平已经提高，社会蓬蓬勃勃，蒸蒸日上。 . 当时，到美国的杂货店去，会看到从小型热水器到除尘器，几乎所有电器都是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那时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大阪世博会就是其集大成者。我们25名年轻的外交官，在世博会里转来转去，与其说是被各个场馆的展品吸引，不如说是被那些美女解说员迷住了。此后，在大约25年多的期间里，日本总是名列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大国，直到被中国赶超。我和24名伙伴非常幸运，我们的经历基本上整个时期都是在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度过的。但是，即便如此，我国的安全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事情都是受到限制的。 （1970年大阪世博会） . 赴美留学前在外务省进行的实地培训 . 4月，外务省研修开始。8月我们被分配到各科实习。我通过外交官考试时，提出了将来想专攻俄语的愿望，得到认可，因此，我被分配到了苏联事务科。大学时期，我亲眼目睹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生运动，对共产主义以及苏联很关心，还很幼稚地想到，如果促进日苏经济关系，就有可能缓解日本过分的对美依存。苏联与美国将世界一分为二，是一个大国。以苏联为专业，意味着将来有可能在外务省升迁到相当高的职位，因此竞争很激烈。不过，虽说如此，也就5个人提出了志愿，竞争仅有的2个名额。 . 在苏联事务科，我被任命负责处理有关苏联驻东京大使馆人员编制的问题。冷战时期，苏联大使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制定了限制了其人数的制度。我的工作就是管理签证的发放，以防止超过定额。 但是，这种细致的公务不适合我，在我负责期间，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外交官员时常超过人员定额。他们注意到这一点，或许以为这里可以找出某些日本发送的信息，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工作失误而已。就是说，历史的进程常常不是有意策划好的，类似工作失误这种偶发因素，也有可能改变历史。 . 习惯了工作，产生了兴趣之后，也就是进入外务省1年零3个月时，我们这25名外交官的苗子，同时踏上了海外留学的旅程。欧洲各国的外交部采用外语好的现成人才，而日本外语好的人才非常少，即使有，其他能力欠缺的话，也不能采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拼命地从英文书本上学习技术或法律，在英语读写方面，能力很强，但在听说方面，能力几乎等于零。日本社会是一个基本上完全不用外语的社会（欧美的很多书籍都翻译成日语出版了，大学也只用日语就行了），如果只呆在日本，外语的听说能力是不会提高的。 . 因此，不去外国留学，外语的口语能力是几乎不可能提高的。所以，日本外务省要让刚进外务省的所有外交官的苗子去外国留学2年。俄语、中文、阿拉伯语、韩语比较难，留学期间为3年。学俄语的人，要先到美国或英国留学2年，不仅要学习俄语，还要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最后1年去莫斯科留学。 . 按规定，我最初2年是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因为那里有在美国也是最好的苏联研究中心（现更名为Davis中心）。虽然我的ＴＯＥＦＬ分数不够，但是，哈佛大学似乎因为我是日本政府派去的留学生，破例接受了我。 . 在此之前，我没有出过国，坐飞机也只是第2次。在太平洋上空，当我透过飞机的舷窗看到日出时，感到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实际上，外国留学就是一个新的开端。外国与日本是根据不同的思想范畴运作的——在美国，人们比日本更自由、开放——与日本相比，我感到更加广阔的前景展现在眼前。 （待续）

我的父母属于所谓的知识阶层。父亲毕业于东京大学，母亲是一位著名考古学家的女儿，毕业于津田塾大学——当时日本最好的女子大学之一。我一方面对此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从小就仿佛有一种强迫观念：自己一定要考进东京大学。 . 我上小学是在1954年至1960年间。那是东京郊外的一所市立小学，班里的学生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 家长的职业五花八门，有公司职员、铁匠、木匠、鱼店老板，也有医生。市里有一片朝鲜族居民比较集中的地区，所以那里也有很多孩子来我们学校上学。他们的父辈是在战前朝鲜半岛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时来到日本的，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并不稳定。但当时的我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而且大家长相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我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属于另一个民族。 . 日本为了打破封建制度，自1873年建立义务教育制度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直到今天，日本的住宅区虽然十分拥挤，但小学和初中的校园往往仍然相当宽敞。 战争结束后，大批士兵复员回国，因此从1947年开始的几年里，新生儿数量猛增，形成了所谓的“婴儿潮”。 这一代人后来被称为“团块世代”，对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我就读的小学也是为了容纳突然增加的儿童而匆忙新建的。操场很大，但只有两栋木结构的校舍。现在这所学校早已改建成钢筋混凝土建筑，听说屋顶上甚至还有室内游泳池。但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每到夏天，上游泳课都要走上20分钟，到市营游泳池去，在冰凉的水里游泳。 . 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 关于战后日本教育，当然应该已经有许多专门的研究著作，所以我这里只想谈谈自己亲身经历中注意到的一些事情。 首先，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刚刚结束不久的那场战争，学校也几乎什么都不教。不过，偶尔会有左翼活动人士来到学校，让我们唱一些诸如“反对原子弹之歌”之类的歌曲。我觉得那种略带悲壮色彩的旋律很美，于是就跟着唱“决不允许原子弹”之类的歌词，却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 歌词并没有直接谴责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的美国，而是写得仿佛原子弹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不过，在当时的气氛中，却隐隐传达出一种没有明说的意思：归根结底，一切都是日本政府的错。 . 战争刚一结束，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活动就非常活跃（有时还得到苏联的支持），特别是在小学和初中的教师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当时，作为教师工会组织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成立，并与文部省展开对抗。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前文所述的情况。 . 不过，我们这些学生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学校里照样会升日本国旗“日之丸”，我们也会唱国歌《君之代》。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称作“爱国主义教育”的东西。 . 对于一个战败国来说，这大概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国家刚刚战败，要人民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不容易；同时，也不可能公开地仇视战胜国美国。 . 而且，战后占领日本、直至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美国占领当局，也向日本国民灌输了一种观念：战争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这种做法通过对出版物和电影等进行“指导”——实际上就是审查——而得到贯彻。与此同时，左翼政治家和社会活动人士也不断宣传一种观点：总而言之，日本政府就是坏的。 . 战后的日本就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1947年2月，左翼各政党曾策划发动一次总罢工，即全国规模的大罢工。如果当时没有被美国占领当局制止，日本甚至有可能发生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 而日本左翼后来之所以逐渐沦为一种类似“永远的在野党”的少数政治力量，是因为从1955年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急速增长，广大国民的收入水平也随之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