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

  • 美国告别特朗普主义

    常识的胜利 民主党赢得了中期选举。更重要的是，许多美国人拒绝了唐纳德·特朗普所代表的那个粗暴好斗的美国。 特朗普试图靠违背理性的怪异政策，靠诡辩、谩骂和暴力，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 诚然，美国在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但他们向来游离于美国的一项传统之外，那就是通过辩论和司法程序解决分歧。 . 民主党的胜利来早了两年 对民主党来说，这场胜利来早了两年。如果未来两年选民对他们感到厌倦，到了2028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就可能尝到这一次对手所尝到的败绩。 民主党之所以能赢得选票，只是因为选民可以用它来替代特朗普的共和党。 他们既没有一套连贯的政策主张，也没有一位能让全党团结在其周围的强有力的领袖。 . 如果新一届国会明年能够如期开幕——但愿不会发生恐怖袭击，继而宣布戒严——民主党最好事先想好怎么做，并在党内达成一致。否则，局面恐怕会对他们很不利。 . 眼下的问题是，何时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程序。我的看法是，应该先彻查特朗普及其家族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是否有违法行为，再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推进弹劾。 . 与此同时，民主党应当依托国会，与政策研究机构合作，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美国社会和经济改革方案，并以此作为2028年总统大选的竞选纲领。 . 共和党该适应多族裔的美国了 这次中期选举清楚地表明，美国已经是一个多族裔国家。在长期被视为共和党堡垒的得克萨斯州，选民选出了拉美裔民主党人吉娜·伊诺霍萨担任州长。在佐治亚州，民主党人凯莎·兰斯·博顿斯当选，成为该州首位黑人州长，也是首位女性州长。 特朗普的共和党过分依赖那些觉得自己在多族裔的美国被落下的白人选民。这一次，连其中一些人也不再支持共和党了。 美国的多族裔格局已经确立。两党都得认真想一想，今后要在这样的美国争取哪些群体的支持。 . 有些成见该放下了 与政治辩论通常较为克制的北欧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争论往往走向两个极端，几乎不留中间地带。哪怕只提议小幅加税，也会有人斥之为苏联式社会主义，仿佛国家马上就要包办一切，把民间的主动性扼杀殆尽。 北欧各国和荷兰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健全的民主制度和优厚的社会福利可以并存。 另一方面，主张通过提高高收入者的税负来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也应讲究分寸。美国联邦政府约一半的收入来自个人所得税，而高收入者缴纳的税款已经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一半以上。 不过，少数商界巨头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鼓吹缩小政府规模，甚至实际上把政党和政客都买下来，以遂其所愿。这样的做法，难道不该受到约束吗？ . 实行一贯而务实的外交政策 民主党往往摆出反俄亲中的姿态，共和党则反中亲俄。这样划分世界没有多少意义。对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促使北京停止以武力迫使邻国就范，也停止用政府补贴扶持本国企业的出口。 在此基础上，美国可以同中国、中国的邻国以及在该地区有切身利益的其他国家合作，建立合作框架，维持现状。 . 至于俄罗斯，其精英阶层过度的自负和扩张欲确实是个问题。即便如此，我们也应避免通过推动政权更迭或其他手段，动摇这个阶层在俄罗斯现有国界内的地位。 . 迄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建成这样一个社会：自由、繁荣，由多个族裔组成，人们也把有权就有责、行事须交代的原则放在心上。美国或许就是那个能做到的国家。

  • 摘自我关于“日本是什么”的演讲：第十五篇　我遭遇的历史事件

    许多人在一生中都会遭遇这样的情况：此前所处的环境发生剧变，不得不改变看待事物的角度，或者失去谋生的手段。对于曾作为外交官负责苏联和俄罗斯事务的笔者而言，这样的转折点便是1991年12月的苏联解体。此外，在此之前的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以及随后发生的德意志东西部统一，同样是极其重大的经历。围绕着自己和本国的“框架”并非绝对的。外交官必须具备跳出框架思考的思维灵活性。 . 笔者以自己的一生为切入点，概述了围绕日本的国际环境，最后，我想谈谈自己亲历的几件历史性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笔者此后看待事物的视角。 . 我遭遇的历史事件 . 我是一个“不吉利”的外交官。我出使的国家几乎总是频繁更迭领导人，最严重的，甚至那个国家本身会消亡（1991年的苏联）。现在，我住在日本，日本首相每年都被更换，也许就是因为我的缘故。 好啦，笑话到此打住，下面我想谈谈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但在此之前，首先谈谈我作为外交官遇到的几大历史事件。 . 我从1979年起在西德工作了3年，多次看到过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分的柏林，也充分理解了美欧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西德人在安全方面依赖原战胜国美国而产生的微妙的心情。被分裂的德国正是美苏对峙的前线，如果德国重获统一，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冷战结束，美国失去赖在西欧的理由，德国再次称霸欧洲——这是我当时观察西德的局势，亲身感受到的。就是说，我感到，所谓冷战或分裂德国等等，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是不会永久存在的，它是可以随时变化的，是能够改变的。 . 此后过了10年，我升任负责东欧各国的科长。1989年，东欧各国国民相继打倒了亲苏政权，要求加入欧盟。作为其必然的归结，同年秋季，柏林墙可以自由通行了，不久，德国重新实现了统一，冷战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世界格局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改变了。 这不仅是由于东欧各国国民希望过上与欧盟国家同样的生活，还因为他们顽强地保持着自己原本就属于以个人自由与权利为基础的西欧文明的归属意识，而且，他们还厌恶落后的苏联的统治。 . 柏林墙开放时，我正在瑞典工作。我托朋友买了一块柏林墙的碎片。这块大约4厘米见方的碎片上，写有各种颜色的留言残句。这是一块改变世界史的石块。我花了100美元，特意订购了一只四周镶嵌玻璃的盒子，把我用4美元买来的这块水泥碎块装在里面，至今还摆放在我家的玄关。但是，比起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来，即便是柏林墙的开放，也显得逊色了。 . 其后，自1990年12月起，我调到了莫斯科，因而得以当场目睹91年8月的政变（虽以失败告终，但导致叶利钦的上台及戈尔巴乔夫的衰落）和12月的苏联解体。我从中得出的教训是：“国家”是人建立的，既然是人建立的，人也就可以摧毁它。但是，一旦摧毁了“国家”，社会、经济的利权结构、上下级关系就会瓦解，人们就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为了防止“国家”毁灭，精英们必须杜绝疏忽，居安思危，严加注意。 . 二战结束后已经过去60多年了，日本的政治家及官员们根本想不到日本这个国家解体等情况。他们似乎认为，自己今后仍然是日本社会的精英，以经济实力作后盾，今后仍然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但是，就是这种疏忽会毁灭国家。 . 在俄罗斯，我试探着解决北方领土以及援助俄罗斯民主化、市场经济化这两大课题，但是都失败了。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我感到，政治不是由道理或大义名分决定的，而是由实力决定的（当时的实力对比关系对日方有利，但是，日本国内各派分裂，破坏了与俄罗斯的谈判）；在援助俄罗斯市场经济化方面，我感到，一旦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把资源集中到了政府手中后，这个社会就几乎不可能实行市场经济化了。 . 我在最后出任大使的乌兹别克斯坦，也学到了很有意义的知识。这里是俄罗斯、美国、欧盟、中国、印度、伊朗及其他大国各种意图盘根错节的复杂地区，其中，拥有巨大经济援助能力的日本也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我的工作也很有意义。但是，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学习中亚悠久的历史，欧亚大陆在我的脑海中第一次成为一个整体，东西方连在了一起。 . 我喜欢西欧古典音乐，在日本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官邸，我也是深夜放大音响，欣赏瓦格纳的音乐剧等。 官邸隔壁有一小户人家，养着牛、鸡。这牛深夜一听到瓦格纳的音乐，就“闷—闷—”地叫，把我装深沉、听西方音乐的得意心情搅得荡然无存。好像是中亚的牛也在嘲笑我这个日本人迷恋西方白人的音乐。 . 另外，与单独一个人作曲的西欧古典音乐不同，中亚的音乐让我们领略到数千年历史印证的、非常深奥的乐曲。就是说，自幼受到欧美文化熏陶长大的我，被塔什干的牛指出了自身的局限。 . 中亚是在整体上理解欧亚大陆历史的一个关键。如果不考虑中亚或中东，欧亚大陆的历史就失去了相互关联，就会分散为中国、欧洲、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历史。但是，自古以来，文明可能是自中东、中亚的所谓“东方”地区向周边扩展的。有人指出，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就是希腊周边东方地区的诸神演变而来的。亚历山大大帝侵入到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地区，也没有感到很大的文化差异。 . . 另外，研究中亚自然会涉及中国。有人考证，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家族出身西域。五胡十六国时期，西域的游牧民族、商贩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主要成员。 另外，在唐朝长安宫廷中，粟特人（Sogd。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人）曾被封为贵族，参与过行政。谋反唐玄宗的安禄山也是突厥人和粟特人的混血，其名“禄山”，在波斯语中是“光”的意思。而且，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或布哈拉，是研究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罗马古典的中心之一，其研究成果通过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反过来又传到了西欧。 . 而且，印度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明古国。原本是古代伊朗血统的雅利安人，侵犯该地区，成为统治阶层。16世纪，蒙古血统的巴布尔（Babur）王子，自乌兹别克斯坦南下，建立了莫卧儿王朝。 . 就这样，通过在中亚工作，我看到了过去认为零散的中国、俄罗斯、欧洲、中东、印度、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在同一块欧亚大陆上形成了一个相互连接的整体。

  • 是时候摆脱对朝鲜的固有观念了——“朝鲜不再寻求半岛统一”意味着什么

    . 一提到朝鲜，人们往往就会联想到“危险”“会进攻韩国”“急切盼望与特朗普会谈”等等。不过，从2024年前后开始，事情的基本格局——也就是我们理解朝鲜问题的范式——似乎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 在2023年底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总书记金正恩将朝韩关系界定为“不再是同族关系、同质关系，而是敌对的两国关系、处于战争状态的两个交战国之间的关系”。 单看这番话，或许还不太明白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在次年1月最高人民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表示，朝鲜已经“为近80年的北南关系史画上句号，在承认朝鲜半岛上并存着两个国家的基础上，为共和国的对南政策确立了新的法律框架”。 也就是说，朝鲜决定不再追求统一。 . 最近，在一次研讨会上，日本一位颇具代表性的朝鲜问题专家也谈到了以下几点： “朝鲜并不希望扩大与当今韩国的交流。它担心年轻人受到K-pop等韩国流行文化的吸引，导致政府难以维持管控。 此外，如果朝韩关系改善，驻韩美军就会失去驻留的理由，进而撤军。一直以来，‘驻韩美军的威胁’都是维系朝鲜百万大军凝聚力、使其服从指挥的最重要支柱。平壤可不愿看到这个支柱消失。” . 此前，我一直以为，对朝鲜来说，如果能确立朝韩之间的持久和平，以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就已经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了；如果能借助特朗普缔结和平条约，它应该会很高兴。 . 然而，朝鲜在乌克兰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由此获得了大笔资金。朝鲜的年度GDP估计约为4万亿日元，而据说，它每年通过提供炮弹和士兵，获得的回报相当于1万亿日元。 这样一来，朝鲜暂时就不再需要来自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的资金了。 .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也就没有非见特朗普不可的理由。维持目前的对立状态，同时保持和平，才是它最理想的局面。 它对美国的态度，会不会已经变成了：“如果你愿意承认我们是核武器国家，那见你一面也未尝不可。” 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希望与朝鲜对话。尽管如此，事情却迟迟没有进展，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 摘自我关于“日本是什么”的演讲：第十三篇 1973年在莫斯科留学

    （本文是笔者根据2010年前后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进行的集中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文中阐述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要点。本文旨在通过讲述笔者的人生经历，让读者了解日本和其他国家社会的一面） . 1973年9月，我告别了令人怀念的波士顿，飞越大西洋，经由伦敦，前往下一个留学之地——莫斯科。 我要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一年，掌握俄语。路过伦敦时，我运用自以为在美国已经掌握的“英语”，和出租车司机讲话，但是讲不通，他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只有苦笑了之。这不仅是因为两国的英语发音等不同，而且英国各阶层讲的英语也是大相径庭，所以，结果就只能如此了。 . 终于，飞机飞到了莫斯科上空。那是一个夜晚。我听到机上广播说“马上就要降落了”，就向下望去，但是，什么也看不见。现在回想起来，机场附近是一片森林，当然一点儿光亮也看不到，而且，当时莫斯科市内也是一片昏暗，所以，无论怎样，都是看不见的。机场大楼与西方截然不同，土里土气，冷冷清清。 . 在生活和美国不同、很多地方不方便的莫斯科，是不能什么都自己干的。日本使馆人员到机场来接我，坐他们的车前往莫斯科市内。1个小时后，他们告诉我说：“到了，这就是莫斯科。”当时我的感觉是，昏暗的街道两侧，低矮、老旧的建筑很不舒服地睡着。由于有昏暗的街灯，所以禁止汽车开前照灯（这是仿效法国。后来我从莫斯科开车去过法国，那里规定，即使在没有街灯、漆黑一团的乡间高速公路上，也不允许开前照灯，对此真是毫无办法。如果开前照灯，迎面而来的大卡车就会立即开启强光前照灯，报复你）。另外，街上没有行人。清冷的街道两旁，排列着商店，打出“鱼”、“鞋”、“水果”、“蔬菜”、“肉”等招牌，但不写商店的名称，只写商品的名称。 当时，日本的外交官即使在莫斯科大学留学，也不允许住学校的宿舍，而要住在市内外国人专用的公寓里，走读。我到这座公寓去一看，塑料地板上，积着一摊摊泥，电灯没有灯罩，也没有洗衣机，所有用具都要自己置办齐全。到了这种时候，和在美国生活时一样，日本大使馆是不管的，只有独自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了。我记得，我曾雇卡车去买洗衣机、电视等等。 . 我在美国学习了2年俄语，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还雇了私人教师，练习会话）。到了商店，我说“我要改锥”，居然一次就讲通了，我高兴极了。在日本，人们也认为，外交官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特权阶层，日常生活中的事，独自一人什么都不会做。实际上，外交官比一般日本人具有更强的生活自理能力。不过，我费了好大劲买回来的所谓洗衣机，真是一个不得了的物件，按下开关后，就在地板上扭来扭去，发出巨大的声响，搅动着衣服。取出洗过的衣服一看，领子、袖口都磨破了。所以，自那以后，我就在浴缸里用手洗衣服了，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 从公寓到莫斯科大学，要坐30分钟左右地铁，加上走路时间，共需要1个小时。乘地铁上学，对于侧面观察俄罗斯人的生活状况很有好处。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去莫斯科大学注册时，在儿时从照片上看到的类似高塔的建筑物前，尽情地舒展了一下腰身。25名外交官苗子中，我的同事们已经完成为时两年的留学，开始工作了。但我还剩下这第3年的留学，而且我还是自由自在的。我是因为这个念头舒展身体的。俄语、中文、阿拉伯语，这些难学的语种是要留学3年的。 我在莫斯科大学留学了1年，这也是充满着新的发现和经历的漫长的1年。我找到后来的妻子，也是在莫斯科大学。她是从丹麦来的留学生，研究俄罗斯民间故事。 我决定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文学专业。在大使馆工作的学长曾劝我学习政治或法律，但我在哈佛大学已经对这些科目学腻了。我觉得，学习语言最好是学文学，而且，本来我就喜欢文学。我认为，这是我学文学的最后的机会了。 . 就这样，我作为研究生院的一名研修生，进了莫斯科大学的文学系。莫斯科大学与欧洲大学的传统相近，研究生有指导教师指导。而在哈佛大学，即使进了研究生院的硕士课程，也没有老师指导，放任自学，所以，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很难系统化。而莫斯科大学每周都指定应该阅读的书籍，到了下一周，老师就会问你从书中读到了什么，让你做一个说明，然后指出你的不足之处，再指定下一周你应该看的书。所以，虽然我不像在哈佛那样花很多时间看那么多书，但也常常把自己关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列宁图书馆里读书。温暖的图书馆的窗外，雪花静悄悄地纷纷飘落——这是给我留下莫斯科原始情结的景色。 . 我选的专业研究对象是普希金和契柯夫。当时正处于勃列日涅夫的鼎盛时期，共产主义在表面上还是很强大的，但是，在文学分析书籍中，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理论的分析，只在前言或最初的1、2页中可以看到，其后就开始进行扎根于欧洲学术传统中的切实而深刻的分析了。 . 文学系也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座，我也去听过。文学系里女生多，她们3人一伙坐在一起，只有一个人记笔记，另一个人在课桌下织毛衣，还有一个人把教科书立在课桌上，躲在背后看其他的书。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在当时的苏联，也不过是如此遭遇。 开始上课后不久，教授发现了我，说：“没有得到批准的人请出去！” 但20年后，就在这宽敞的阶梯教室里，我发表了讲演。苏联解体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座也被取消了，而就在这里，日本的外交官发表了讲演，这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 当时的苏联，许多制度与欧美不同。例如：图书馆的图书全部由管理员从书库取来（不许读者从书架上自由取下，查看内容）。在商店里，要先去收银台交付所购商品的钱，领一张购物凭证（小票），然后把它交给货场的店员，才能领取商品。这后一种制度，当时法国等国也在实行，可我不知道。 有一次，在图书馆里，我提过意见，说：“西方不是这样做的！”于是，一位中年妇女管理员生气了，回敬了我一句：“俺们这儿就这样！”当时的苏联人不知道自己的制度不合理，却抱有一种强烈的自信（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丧失了信心，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 尽管如此，但是美国文化依然渗透了当时的苏联，学生们都想穿“牛仔服”。虽然当时俄罗斯人想回避与外国人的接触，可是，为了得到牛仔服或电视，却又总是在寻求与外国人建立关系。 . 人们认为，苏联是一个规章制度十分严格的社会，这种看法也有几分道理。但是，苏联这个国家，与其说是一个自己创造新财富的社会，不如说是一个“分配”现有财富的社会，因此，只要在其相互依存的结构中，老老实实遵守规章制度的话，也有充满人性温情的一面。但是，“与众不同、我行我素”的人将被严加管束。这在某些方面又类似曾经奉行集体主义的日本社会。 . 但是，俄罗斯人与日本人相比，他们的感情波动更大，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更多。这是因为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生活，从中孕育出的“故事”的规模也是宏大雄浑的，非日本可比。如果说我在莫斯科的1年学到了什么，那最大的收获恐怕就是体验到了广阔的空间中充满的音乐与故事吧。 这故事在普希金的诗中得到讴歌，那细腻的情感，在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及戏剧中得到描绘。后来，我回到日本感到怀念的，就是这种空间的广阔和俄罗斯的旋律所体现的故事和情感。这些都展现在我以苏联解体为背景写作的长篇小说《遥远的大地》中了。该书已出版俄语、日语和英语版本。电子版目前仅提供英语版本。感兴趣的读者请将其翻译成中文。 https://www.amazon.co.jp/Land-Legend-Dream-English-ebook/dp/B003CFB53G/ref=sr_1_1?__mk_ja_JP=%E3%82%AB%E3%82%BF%E3%82%AB%E3%83%8A&crid=3EQCIR8BFJIJ&dib=eyJ2IjoiMSJ9.2Uu3ozZ1bsT6YP4xNmZhIg.TSosZOHuo4wQ_QlHUWqS281jupqrEJcsJrOpMoQeQxI&dib_tag=se&keywords=Akio+Kawato&qid=1792209999&s=digital-text&sprefix=akio+kawato%2Cdigital-text%2C240&sr=1-1

  • 乌克兰战争正成为现代的百年战争

    河东哲夫 自2022年2月俄军入侵以来，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半。仅从这一时间算起，它就已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零三个多月。但这场冲突实际始于2014年3月俄军占领克里米亚，因此至今已经持续了十二年半。 前些时候，我和ChatGPT推演了近期局势。它得出的结论是：“两年后，欧洲最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悬而未决的局面——没有正式和平协议，但在接近目前战线的位置，大规模地面作战有所减少，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以及局部战斗仍然持续。这是一种‘武装休战’，出现的概率为40%。” . 再看14世纪的欧洲。当时，英国王朝起源于法国的诺曼底，具有诺曼人、也就是维京人的血统。它以与法国王室有亲缘关系为由，主张自己有权继承法国王位。战争于1337年爆发，后来经历了圣女贞德的登场、双方国内的动荡等，战斗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1492年和平条约前后。 当然，当时的英国和法国还不是具有明确国界的现代国家，百年战争也带有两个王朝争夺领地的性质。不过，以亲缘关系为理由，企图用武力统治对方，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英国相当于今天的俄罗斯，法国则相当于乌克兰。巧的是，英国的金雀花王朝和今天的俄罗斯人都具有维京人的血统。说不定，该怪罪的是维京人的血统。 . 无人掌握战场的全部真相 . 战争开始以来，这个月似乎是“俄军占优势”，下个月又突然变成“乌克兰占优势”，再下个月则是“不，还是俄军占优势”，如此反复，没有尽头。 战线上的实际情况如何，恐怕连两国军队的高层也无法完全掌握。有报道说，俄军相信友军“已经占领这里”的报告，准备大举推进，却遭到乌军攻击，损失惨重。据说，现在俄军有时只是派一支小分队潜入敌方地区，就报告已经控制了该地。 . 武器技术日新月异。这就是矛与盾的较量：这个月乌克兰加强无人机攻击，下个月俄罗斯便开发出防御手段，并用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接着，乌克兰又开发出防御手段，并在自己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上加装设备，以突破俄罗斯的防御，尤其是电子干扰。再下个月，俄罗斯又作出新的应对……如此循环往复。 . 俄罗斯目前使用喷气式无人机，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攻击。不过，乌克兰也已开始在战场上部署能够击落这类无人机的武器。在识别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引导武器抵达目标，以及对抗俄罗斯电子干扰等方面，乌克兰获得了美国等国军方、情报机构和民营企业的支持。 在上述基本认识的基础上，下面来看几个近期出现的新因素。 . 俄罗斯的“技术专制”已经成形 . 自普京于2000年就任总统以来，苏联式的专制统治已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但社会仍然保留了一些自由空间。例如，2022年9月普京发布动员令后，超过30万俄罗斯青年大批逃往国外。由于普京没有在全国实行戒严，人们仍可自由出境。 然而，看到9月18日至2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我觉得情况变了。乔治·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世界，似乎已经在2026年的俄罗斯完全实现。为什么这样说？ . 选举前，俄罗斯民意研究中心（VTsIOM）5月的民调显示，支持执政党“统一俄罗斯”的人只占27%至34%。然而，该党在选举中竟获得了超过55%的选票，控制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无论修改宪法还是做其他事情，政府都可以随心所欲。 . 俄罗斯青年恐怕也已无法无视征兵机构的报到通知，然后逃往国外。未按要求报到的信息，想必会传到边境护照检查人员那里。因此，即使试图出境，也很可能在边境被拦下。 . 近几年，在俄罗斯，无论缴税还是订购食品，人们都习惯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甚至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进入地铁。社会生活已经变得与西方一样便利，甚至更加便利。但这种大量使用中国设备的数字化，也使政府能够实时掌握个人的活动和行踪。 街头各处安装着监控摄像头，不断识别行人的面孔。如果有人举行反政府集会，通过人脸识别，恐怕立即就能列出参加者名单。国家利用信息技术监控和管理每一个公民，这种极致的“技术专制”已经成形。 . 乌克兰国防部长与军队总司令的代际更替 . 7月下半月，围绕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被撤职一事，乌克兰内部出现了动荡。费多罗夫没有军旅经历，但精通信息技术。他于1月就任国防部长后，与美国帕兰提尔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合作，大幅加强了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取得了显著效果：3月攻击黑海和波罗的海的石油装运设施，6月又对一系列炼油厂发动攻击，其中包括莫斯科郊外的炼油厂。 . 然而，7月15日，费多罗夫突然被解除职务。外界对原因有各种猜测，但费多罗夫本人明确表示，自己重视无人机，将资金从常规武器转向无人机，因此触怒了某些利益方。这大概是事实。 继任人选的确定经历了一番争执。8月19日，泽连斯基任命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叶夫亨·赫马拉为国防部长。赫马拉曾领导该局的军事部门。与此同时，经常与费多罗夫意见不合、妨碍作战顺利进行的军队总司令奥列克桑德尔·瑟尔斯基也退役了。接替他的是米哈伊洛·德拉帕特伊，此人与新任国防部长赫马拉合作融洽。 . 与在苏联军队中成长的瑟尔斯基不同，德拉帕特伊属于新一代军人。据说，他能够根据局势迅速调整作战方式，也愿意将自主决策权下放给前线指挥官。对新任国防部长赫马拉，也有类似的评价。 由此可以说，泽连斯基利用内部争执，同时撤换了过度依赖无人机的费多罗夫，以及固守苏联时代作战方法的瑟尔斯基，对争执双方各作处理，建立了一个能够灵活作战的指挥体系。如今也开始出现乌军在乌克兰东部逐步击退俄军的报道。 . 停火谈判即将重启 . 推动停火的努力仍在继续。8月2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乘坐大型C-17军用运输机，从华盛顿经里加飞抵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停留七小时后回国。这一消息令西方媒体高度关注。 外界提出了各种猜测：是否发现普京正在准备使用核武器，因此前去阻止？是否发现俄罗斯准备攻击北约，因此前去劝阻？但此次访问的详情始终没有公开，如今也已经逐渐被人遗忘。 . 尚不清楚这次访问与后续行动有多大关联，但9月5日，总统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面，提议恢复自2月以来中断的美、乌、俄三方停火谈判。 随后，两人直接前往乌克兰。这是他们首次访问乌克兰，尽管此前一直参与停火谈判。他们获得了泽连斯基同意恢复谈判的答复。谈判大概不久就会重启。 . 此外，曾任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现任总统办公室主任、也是泽连斯基得力助手的基里洛·布达诺夫，与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GRU）的伊戈尔·科斯秋科夫保持联系。据9月4日的《纽约时报》报道，在俄罗斯议会选举之前，布达诺夫似乎曾在日内瓦与俄方磋商，并拟定了详细的停火方案。这一渠道的磋商，大概也将很快恢复。 . 不过，普京想必认为，只要加强军事行动，就还能夺取更多领土，因此很难想象他现在会同意停火。至少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恐怕不会有什么进展。 . 欧洲极右翼的崛起，会成为改变局面的因素吗？ . 如今，乌克兰的大部分财政援助依靠欧盟。欧盟承诺在两年内提供900亿欧元。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德国梅尔茨政府表现出强烈意愿，即使增发国债，也要加强国防，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 然而，欧洲各国极右翼势力的壮大，可能使这一局面发生根本变化。欧洲极右翼中，许多力量采取亲俄立场，因此是否愿意继续援助乌克兰，还很难说。在美国民主党内主张“政权更迭”的势力影响较大的时期，俄罗斯为了与之抗衡，曾向欧盟国家的极右翼势力提供资金，邀请其成员访问莫斯科，借此深化关系。德国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可以说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 . 北约，也就是跨大西洋联盟，通常被认为是为了保护欧洲免受俄罗斯威胁。但它在1949年成立时，也肩负着防范纳粹德国复活的使命。按照首任秘书长伊斯梅的说法，北约的目的就是“把苏联挡在外面，把美国留在里面，把德国压在下面”。 因此，如果德国按照德国选择党的主张，与俄罗斯联手，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又抛弃欧洲，北约就会瓦解。 . 冲突终究会“耗尽”…

  • 摘自我关于“日本是什么”的演讲：第十一篇 进入外务省

    （本文是笔者根据2010年前后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进行的集中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文中阐述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要点。本文旨在通过讲述笔者的人生经历，让读者了解日本社会的一面。） . 进入外务省 我感到，自己从普通小学考进“名牌”中学，继而考入东京大学，这种“资历”在外务省达到了顶点。而那24名伙伴看起来都像是人才尖子，我尝到了一种相当强的自惭形秽的滋味。从此之后大约35年间，这24名伙伴就成为我的竞争对手，并且成为我的朋友。 . 在日本，明治初期，官员兼任政治家（议员），掌握了实权。即便在整个明治时期，实际上，政治与行政也并不是由天皇控制，而是由官员＝政治家进行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到最近，官员们还掌握了日本的实权。 1970年我进入外务省时也是这样，当然，官员已经不兼任政治家（议员）了。政治家在国会和选区开展活动。他们最关心的是在下次选举中当选，所以，外交等与获取选票无关的工作，就交给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和外务省了，他们并不十分关心。 . 因此，抨击日本对苏外交、对华外交的国家主义者们（被称为“右翼”），就开着大卡车，装上大功率高音喇叭，来到外务省楼前发表演说。我们在外务省楼内工作，不知道他们在喊些什么，而且我们还受到警察的保护，因此就产生一种“我在为国家工作”的自豪感，同时，也产生一种无论做什么都绝对会受到保护的特权意识。 . 由于工作只是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所以渐渐地就开始脱离社会实际了。当然，虽说是外务省，但干活的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下班后，要挤满员电车回家。有时加班很晚，去银座吃饭时，感到自己从事枯燥无味的“国家的”外交事务，这与霓虹灯光彩夺目的现实社会相比照，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自己确实掌握着权力，而社会却与我们毫不相干，日以继夜地延续着生活——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 日本的官员几乎全是中层或中下层出身，外务省也不例外。1970年，当时外务省里留下的唯一一座遗留有战前贵族氛围的建筑，就是战后外务省接收的明治时期的“华族会馆”，作为专属饭店“霞友会馆”使用（后因经营不善破产，只好放弃）。我们进入外务省后，最初的3个月先不工作，接受“研修”，那时常常有机会在霞友会馆聆听老外交官的教诲。 . 我还记得，其中有人说：“作为一名外交官，就是要不管政治家们（议员们）说什么，必须彻底维护自己信守的‘国家利益’！”；还有人说：“传媒报道的大多不真实。你们必须能够看穿新闻报道背后的内情！”这些都属于继承了官员们实力强大的明治时期以来的传统而发表的言论。后来，日本社会不断变化，现在是“政治家（议员）主导”了，而传媒则具有超越政治家的力量，甚至可以把总理大臣赶下台。 . 研修快结束时，我们25人一起到日本地方上去考察。我记得，我们参观了汽车厂、造船厂、工业联合企业等正处于高速发展热潮中的日本经济的心脏部门。我们还参观了京都和奈良的神社、寺院，体验了茶道等日本的传统文化，最后还参观了大阪世界博览会。那时，1970年，正处于日本高速发展末期，国民生活水平已经提高，社会蓬蓬勃勃，蒸蒸日上。 . 当时，到美国的杂货店去，会看到从小型热水器到除尘器，几乎所有电器都是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那时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大阪世博会就是其集大成者。我们25名年轻的外交官，在世博会里转来转去，与其说是被各个场馆的展品吸引，不如说是被那些美女解说员迷住了。此后，在大约25年多的期间里，日本总是名列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大国，直到被中国赶超。我和24名伙伴非常幸运，我们的经历基本上整个时期都是在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度过的。但是，即便如此，我国的安全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事情都是受到限制的。 （1970年大阪世博会） . 赴美留学前在外务省进行的实地培训 . 4月，外务省研修开始。8月我们被分配到各科实习。我通过外交官考试时，提出了将来想专攻俄语的愿望，得到认可，因此，我被分配到了苏联事务科。大学时期，我亲眼目睹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生运动，对共产主义以及苏联很关心，还很幼稚地想到，如果促进日苏经济关系，就有可能缓解日本过分的对美依存。苏联与美国将世界一分为二，是一个大国。以苏联为专业，意味着将来有可能在外务省升迁到相当高的职位，因此竞争很激烈。不过，虽说如此，也就5个人提出了志愿，竞争仅有的2个名额。 . 在苏联事务科，我被任命负责处理有关苏联驻东京大使馆人员编制的问题。冷战时期，苏联大使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制定了限制了其人数的制度。我的工作就是管理签证的发放，以防止超过定额。 但是，这种细致的公务不适合我，在我负责期间，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外交官员时常超过人员定额。他们注意到这一点，或许以为这里可以找出某些日本发送的信息，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工作失误而已。就是说，历史的进程常常不是有意策划好的，类似工作失误这种偶发因素，也有可能改变历史。 . 习惯了工作，产生了兴趣之后，也就是进入外务省1年零3个月时，我们这25名外交官的苗子，同时踏上了海外留学的旅程。欧洲各国的外交部采用外语好的现成人才，而日本外语好的人才非常少，即使有，其他能力欠缺的话，也不能采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拼命地从英文书本上学习技术或法律，在英语读写方面，能力很强，但在听说方面，能力几乎等于零。日本社会是一个基本上完全不用外语的社会（欧美的很多书籍都翻译成日语出版了，大学也只用日语就行了），如果只呆在日本，外语的听说能力是不会提高的。 . 因此，不去外国留学，外语的口语能力是几乎不可能提高的。所以，日本外务省要让刚进外务省的所有外交官的苗子去外国留学2年。俄语、中文、阿拉伯语、韩语比较难，留学期间为3年。学俄语的人，要先到美国或英国留学2年，不仅要学习俄语，还要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最后1年去莫斯科留学。 . 按规定，我最初2年是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因为那里有在美国也是最好的苏联研究中心（现更名为Davis中心）。虽然我的ＴＯＥＦＬ分数不够，但是，哈佛大学似乎因为我是日本政府派去的留学生，破例接受了我。 . 在此之前，我没有出过国，坐飞机也只是第2次。在太平洋上空，当我透过飞机的舷窗看到日出时，感到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实际上，外国留学就是一个新的开端。外国与日本是根据不同的思想范畴运作的——在美国，人们比日本更自由、开放——与日本相比，我感到更加广阔的前景展现在眼前。 （待续）

  • 我们真的需要“国家战略”吗？

    昨天，我在听一场研讨会的讨论时，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人们经常说：“日本没有国家战略。”然而，国家这种东西，本来就有几分像海市蜃楼。 当一个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换句话说，开始积累财富——就会有人出来支配这些财富。他们自己并不从事任何实际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群“多余的人”。他们攫取社会财富，企图实现自己的野心和一厢情愿的设想。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战略吗？ . 每个普通人所追求的其实很简单：体面的生活、安全和自由。国家只要保障人民的安全，也就足够了。至于生活，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本领，或者通过在企业工作来维持。 那些支配社会财富的精英，最好保持安静，少来干涉。 . 过去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以及今天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者，都是些在世界各地无事生非的人……

  • 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可通过征收通航费来保障

    如今，不仅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受到威胁，位于红海入口处的曼德海峡，通航也变得越来越危险。 无论是石油生产国，还是贸易立国，都难以承受这种局面。美国军队似乎也已不再具备依靠武力确保这些水道安全的能力。 . . 如果军事力量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也许可以用钱来解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胡塞武装都需要资金。而且，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伊朗自己的原油也无法出口。 . 通航费不至于高到对海上运输造成严重冲击。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水道视为类似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收费航道——当然，与霍尔木兹海峡不同，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都不是国际海峡。 . 不妨建立这样一种机制：沿岸各国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分享统一征收的通航费；整个机制则由沿岸国家、主要通航国以及联合国的代表等共同管理。 那么，马六甲海峡或台湾海峡是否也应该——或者是否能够——建立类似的机制？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 俄罗斯人的反美，其实是“我们也想像美国那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另一面

    前些日子，我有机会同人工智能ChatGPT讨论了一个问题：俄罗斯人的“反美”究竟是不是真心的。对话颇有意思，现介绍如下。 . 笔者： “有一天，我对一位俄罗斯朋友说：‘你们总说自己讨厌美国，批评美国横行霸道。 可是说到底，你们其实也想像美国那样为所欲为吧？只是自己做不到，所以才反美。 其实，你们内心深处喜欢美国，渴望自己也能变得像美国一样。’ . 那位俄罗斯朋友听后哈哈大笑，说：‘你说得对。真是一针见血。’ 俄罗斯人反美的真实心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 ChatGPT： “是的。这种说法虽然带有玩笑的意味，但我认为，它其实已经相当接近问题的核心。 俄罗斯的反美话语中，存在着一种十分奇妙的心理：怨恨与羡慕并存。仅仅用‘讨厌美国’是无法解释这种心理的。 一方面，他们强烈批判美国的单极霸权、域外制裁和军事干预；但另一方面，如果反问他们：‘那么，假如俄罗斯自己也拥有同样强大的力量，它会克制地使用这种力量吗？’问题立刻就会变得微妙起来。 . 此外，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当中，有些人其实非常了解美国。他们会说英语，喜欢美国电影，推崇美国的大学，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和商业活力也评价很高；然而在政治上，他们却会发表极其激烈的反美言论。 . 与其把这种现象看作一种矛盾，不如把它理解为一种大国意识——‘Why them, not us?（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这样反而更容易理解。”

  • 战后世界及其暗流的变化

    （本文是笔者将于9月8日在《Newsweek日本版》发表的文章的略加修改版。） . 冷战后的时代与美国力量的扩张 . 当今的国际形势，大体上可以称为“后冷战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的美苏冷战，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美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唯一超级大国。 . 当时有人把这个世界称为“G1”。后来随着中国崛起，又有人开始谈论“G2”；也有人反过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足以支配整个国际体系的力量，因此世界进入了“G-Zero（零极世界）”。 . 这类说法，往往是智库或者专家为了引人注目而创造出来的。它们无非是抓住现实的某一个侧面，因此没有必要争论哪一种标签才是“正确答案”。 . 「后现代主义」与陶醉 . 其实早在冷战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年轻人就越来越反感由“大人们”建立起来的各种框架——国家、企业以及其他既成体制。 在美国，反对越南战争期间的征兵制度成为一个重要契机。在西欧和日本，人们也越来越反感“资本家”制造贫富差距、剥削劳动者、剥夺人的人性。 甚至连近代社会的核心理念——进步、议会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也开始受到怀疑。嬉皮士、自由恋爱，甚至禅宗，一时间都成为时尚。 地方分权、草根民主、尊重少数群体权利、多元文化主义、环境保护、对大企业的警惕等等各种思想和运动，逐渐被笼统地归入“后现代主义”这一名称之下。 . 苏联解体前后，美国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命题。大体而言，他认为，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些近代社会追求的宏大目标已经基本实现。随着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也将逐渐下降。 与此同时，法国思想家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推广了“游牧者（nomad）”这一概念：受过良好教育、能力出众的人，可以跨越国境以及种族和民族的界限，在世界各地自由活动。 . 乍看之下，这些思想似乎预示着一个超越“近代”的新时代。但是，它们同时也反映了苏联解体、整个西方世界取得巨大胜利之后产生的某种陶醉感。 而这种陶醉，后来终于撞上了现实。 . 美国的傲慢：“例外主义” . 美国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观念：美国负有使世界民主化的特殊使命，因此理应得到特殊待遇，甚至可以做一些别的国家不能做的事情。 这就是所谓“美国例外主义”的一种表现。 这种思想的根源之一，恐怕来自美国摆脱英国和欧洲、实现独立时形成的自豪感——我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今天，而是18世纪末。 . 对于建国初期的许多美国人来说，所谓“国际法”，本来就是欧洲列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一套规则。美国有美国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利益。 这种态度从来没有完全消失。美国社会至今仍然存在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相当强烈的不信任。今天特朗普无视WTO规则、敌视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 用武力推进民主化：新保守主义与“政权更迭” . 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造成数千名美国人死亡之后，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简称neocons）的影响明显上升，他们所主张的“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其背后的逻辑，是把美国视为一个“例外的国家”：美国肩负着向全世界传播自由和民主的使命，即使必要时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因此，美国不应该受到领土完整、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原则的束缚。 这种思想不仅在共和党内部，而且在民主党的一部分人中也获得了影响力。 . 此后出现了一批以推翻威权政府——换句话说，就是推动“政权更迭”——为目标的组织和NGO，其中许多得到美国政府资金支持。它们向当地反对派提供资金，并传授政治斗争的方法。 于是，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埃及2011年等地，亲俄政府或威权政府相继倒台。 . 结果，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实行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疑虑反而进一步加深。 这也为今天中国、俄罗斯、朝鲜之间的靠拢，以及所谓“全球南方”的兴起创造了部分条件——当然，必须指出，“全球南方”绝不是什么具有统一意志的组织。 . 特朗普的美国：回到帝国主义时代 . 特朗普叫停了这类活动中的相当一部分。其动机之一，大概是不愿让倾向民主党的组织继续利用政府资金从事这些活动。 2025年，特朗普政府以相当粗暴的方式拆解了负责美国大量对外援助工作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也属于同一个潮流。 . 2025年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刚成立时，特朗普似乎热衷于停止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战争，大概也是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目标之一。 但是，在乌克兰和加沙都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他的路线迅速发生变化。 . 2026年1月，美国军事介入委内瑞拉，并抓获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大致与此同时，特朗普试图迫使丹麦把格陵兰岛卖给美国。到了2月，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又被杀。 . 到了这个阶段，特朗普的言行与其说是21世纪的外交，不如说越来越像是在退回到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 至少，这也许比新保守主义者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扩大美国势力范围少了一些伪善。 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不会给美国增加朋友，也使美国越来越难以声称自己在道义上比中国或其他国家高出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