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

在战前的日本教育中，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这使日本实现了很高的识字率，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当时高中和大学的数量有限，能够升入高中、大学的人非常少。 毕业之后，他们往往成为高级官僚、大企业的管理人员等，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不过，正如后面还会谈到的那样，他们所接受的并不是军国主义教育，而是遵循西方知识传统的自由主义教育。 . 相比之下，战后日本推广了美国式的“民主主义”，平等受到高度重视，大学的数量也迅速增加。 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日教组，即日本教师工会，一直对此进行抵制）， 除此之外，学校也没有特别灌输什么可以称为某种“主义”的思想。 .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当时存在一种“主义”，那大概就是“平等主义”。 我本人并不喜欢日本社会这种“大家必须都一样”的气氛（直到今天，大学生一到三年级左右，无论男女，都会穿上一模一样的黑色正装去企业求职，参加所谓的“就职活动”）。不过，这种平等主义也有好的一面。 . 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上完课以后，大家一起打扫教室。我们先把课桌搬开，然后趴在地上，用湿抹布擦地板。到了冬天，我们会用从井里抽上来的水浸湿抹布，因为井水比自来水暖和一些。 . 中午则有学校提供的午餐。大家一起到学校厨房去，把装在大桶里的饭菜抬回教室，然后大家一起分餐，一起吃。说起来，我还隐约记得，吃饭的时候，教室里的扬声器会播放从“广播室”传来的“广播节目”，由老师和同学们自己主持。 还有一种牛奶，是用美国“送给”战败国日本人的陈旧奶粉冲出来的，味道很怪。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成了一种令人怀念的记忆。 像打扫卫生、分发午餐这样的集体劳动，我觉得非常好。无论是像我这样的优等生，还是像某某同学那样成绩不太好的孩子，在这些事情上都没有任何区别。这种经验后来也形成了日本企业中平等主义的好的一面：公司社长也会到工厂现场去，同工人们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 . 平等的背后，是激烈的竞争 后面我还会谈到日本“民主主义”的特点。“民主主义”其实包含很多不同的方面。除了平等，自由也是民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民主主义在原则上，就是自由的个人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而自由，也必然带来竞争。 . 即使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全国许多母亲最大的愿望仍然是“让儿子进入大企业，得到终身雇用”。因为大企业工资高，待遇也好，比如还会提供公司住宅。 为了让孩子进入大企业，就必须让他从“名牌大学”毕业。因为企业的人事部门为了省去逐一筛选求职者的麻烦，实际上会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预留几乎不需要经过正式考试就可以录用的“名额”。 . 而要考进名牌大学，就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因此首先要进入一所高水平的高中。要进入这样的名牌高中，又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高中入学考试，因此最好先进入一所高水平的初中。就这样，我们这一代出生于战后不久、人数特别多的人，是在一路参加升学考试、不断竞争的过程中长大成人的。 . 我的小学位于东京郊外的边缘地带，所以那里的气氛还比较悠闲。 不过，在母亲的要求下，大约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每个周末都要到市中心的一家“升学补习班”上课。那里教的是怎样快速心算、怎样在考试中拿高分，以及各种应试技巧。 那时我才11岁，每个星期都要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和电车到市中心去，单程就要一个小时。我特别喜欢站在中央线电车驾驶室的正后方，看司机怎样驾驶列车。不管是电车、汽车，还是国家，我都喜欢“驾驶”。直到今天，这条线路上所有车站的名字，以及哪里有弯道，我还全都记得。 . 在这家升学补习班里，我有一次考试取得了全国第二名。我们是人数特别多的“团块世代”（战后婴儿潮一代），能拿到全国第二名，还是相当了不起的，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骄傲——当然，也只有那么一次。 .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有些大意了。入学考试的前一天，我竟然和朋友们跑出去玩，结果正式考试时漂亮地考砸了，没能考进那所学费便宜的国立初中。 最后，我还是考进了一所入学难度差不多的私立初中。不过私立学校的学费很高，让父母颇为头疼。 学校里有很多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我自己有时也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来。比如，朋友们每天带到学校来的便当，就比我的便当豪华得多。 (还将继续)

我的父母属于所谓的知识阶层。父亲毕业于东京大学，母亲是一位著名考古学家的女儿，毕业于津田塾大学——当时日本最好的女子大学之一。我一方面对此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从小就仿佛有一种强迫观念：自己一定要考进东京大学。 . 我上小学是在1954年至1960年间。那是东京郊外的一所市立小学，班里的学生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 家长的职业五花八门，有公司职员、铁匠、木匠、鱼店老板，也有医生。市里有一片朝鲜族居民比较集中的地区，所以那里也有很多孩子来我们学校上学。他们的父辈是在战前朝鲜半岛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时来到日本的，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并不稳定。但当时的我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而且大家长相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我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属于另一个民族。 . 日本为了打破封建制度，自1873年建立义务教育制度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直到今天，日本的住宅区虽然十分拥挤，但小学和初中的校园往往仍然相当宽敞。 战争结束后，大批士兵复员回国，因此从1947年开始的几年里，新生儿数量猛增，形成了所谓的“婴儿潮”。 这一代人后来被称为“团块世代”，对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我就读的小学也是为了容纳突然增加的儿童而匆忙新建的。操场很大，但只有两栋木结构的校舍。现在这所学校早已改建成钢筋混凝土建筑，听说屋顶上甚至还有室内游泳池。但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每到夏天，上游泳课都要走上20分钟，到市营游泳池去，在冰凉的水里游泳。 . 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 关于战后日本教育，当然应该已经有许多专门的研究著作，所以我这里只想谈谈自己亲身经历中注意到的一些事情。 首先，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刚刚结束不久的那场战争，学校也几乎什么都不教。不过，偶尔会有左翼活动人士来到学校，让我们唱一些诸如“反对原子弹之歌”之类的歌曲。我觉得那种略带悲壮色彩的旋律很美，于是就跟着唱“决不允许原子弹”之类的歌词，却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 歌词并没有直接谴责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的美国，而是写得仿佛原子弹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不过，在当时的气氛中，却隐隐传达出一种没有明说的意思：归根结底，一切都是日本政府的错。 . 战争刚一结束，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活动就非常活跃（有时还得到苏联的支持），特别是在小学和初中的教师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当时，作为教师工会组织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成立，并与文部省展开对抗。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前文所述的情况。 . 不过，我们这些学生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学校里照样会升日本国旗“日之丸”，我们也会唱国歌《君之代》。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称作“爱国主义教育”的东西。 . 对于一个战败国来说，这大概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国家刚刚战败，要人民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不容易；同时，也不可能公开地仇视战胜国美国。 . 而且，战后占领日本、直至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美国占领当局，也向日本国民灌输了一种观念：战争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这种做法通过对出版物和电影等进行“指导”——实际上就是审查——而得到贯彻。与此同时，左翼政治家和社会活动人士也不断宣传一种观点：总而言之，日本政府就是坏的。 . 战后的日本就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1947年2月，左翼各政党曾策划发动一次总罢工，即全国规模的大罢工。如果当时没有被美国占领当局制止，日本甚至有可能发生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 而日本左翼后来之所以逐渐沦为一种类似“永远的在野党”的少数政治力量，是因为从1955年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急速增长，广大国民的收入水平也随之大幅提高。

· 与 ChatGPT 的对话 . 长期利率正在上升。长期利率一旦走高，企业投资、住宅建设以及基础设施投资都会受到抑制。对于政府而言，发行长期国债时必须提高利率才能顺利售出，由此预算中的利息支出将不断增加。 于是，我向 ChatGPT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 作者提问： 2022年9月，英国特拉斯政府因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长期利率上升，并导致股市、债市和英镑同时下跌，最终仅执政44天便被迫下台。如果是高市政府，会出现怎样的情况？目前日本长期利率的上升，会不会进一步推动短期利率上升，引发股市暴跌，并导致日元进一步贬值？ . ChatGPT 回答： 特拉斯政府时期的危机，与日本目前的利率上升看似相似，但两者的经济结构实际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分别从英国经验、日本央行、汇率和股市三个方面来看。 思考时间：15 秒 先说结论：高市政府并非没有出现“日本版特拉斯危机”的可能性，但就目前来看，还不至于演变成导致政权垮台的全面危机。不过，市场已经明显亮起了警示灯。 . 英国特拉斯政府的危机，源于在减税、财源不明及通胀背景下实施的财政扩张政策，这些举措一举引发了国债抛售潮；加之养老基金因资金运作陷入困境而抛售长期国债，最终演变为金融系统危机。英国央行不得不在2022年9月28日启动紧急国债购买计划。也就是说，这并非单纯的“财政失控”问题，而是国债市场发生的技术性连锁崩盘。 . 日本目前与英国有三个相似之处。 第一，是市场对财政扩张的担忧。高市政府提出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被市场理解为要求日本央行继续支持经济增长，同时弱化财政整顿目标。因此，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升至约2.8%，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升至约4%左右。 第二，是日元持续贬值。美元兑日元一度接近162日元，被认为已跌至40年来的低位区间。 第三，是市场开始怀疑日本央行的独立性。虽然政府对此予以否认，但市场已经闻到了“财政货币化”的味道。 . 不过，日本与英国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 日本国债绝大部分由国内投资者持有，日本央行仍然是最大的买家之一，因此不存在英国那种因养老金LDI策略而引发的被迫抛售机制。此外，日本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对外净资产规模也十分庞大。因此，日本更可能出现的是长期利率缓慢上升、日元缓慢贬值、市场对财政信任逐渐下降，而不是突然爆发全面货币危机。 . 那么，长期利率上升是否一定会带动短期利率上升？ 答案是“一半会”。 日本央行今年6月已将政策利率提高到1%，但仍认为整体金融环境较为宽松，并表示核心通胀存在持续高于2%目标的风险，也就是说，日本央行实际上仍有进一步加息的倾向。 不过，高市政府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因此日本央行不会急于继续加息。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长期利率首先因财政担忧而上升，短期利率则随后才缓慢跟进。 . 那么，股市会不会崩盘？ 我的判断是，目前还看不到“暴跌”。 高市行情以来，财政扩张预期、日元贬值以及名义经济增长预期，反而推动股市持续上涨。今年2月，日经225指数突破58000点，6月一度站上70000点。 . 换句话说，目前市场出现了一种分化：国债市场保持警惕，而股票市场仍在交易名义增长预期。 但是，如果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明确突破3%，30年期收益率进一步升至4.5%至5%，银行业、房地产以及中小企业融资都将面临压力，届时股市也将越来越难以维持强势。 . 最值得警惕的，其实是日元。 按照一般规律，加息预期通常有利于本币升值。但目前市场同时存在另一种逻辑——“因为担心日本财政，所以卖出日元”。这种情况更加危险。 如果长期利率上升与日元持续贬值同时发生，那就已经接近英国特拉斯时期所出现的危险信号。 . 综合来看，高市政府如果希望避免危机，条件其实非常明确。 如果扩大财政支出，就必须把重点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防务、能源以及应对少子化等领域，而不能让市场认为是在搞长期减税或普遍撒钱。 . 不要干预日本央行。 如果准备把财政目标由“实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Primary Balance）”调整为“稳定债务占GDP比重”，那么就必须用具体数字说明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 . 我的判断是，短期内不会出现股、债、汇“三杀”的全面危机，更可能是一种债券走弱、日元走弱、股市偏强但充满风险的市场格局。 然而，这并不是一种真正健康的牛市，而更像是通货膨胀推高名义资产价格所形成的“虚胖行情”。 一旦市场认定“这个政府已经放弃财政纪律”，那么股市上涨也会迅速逆转。 对于高市政府而言，真正的对手恐怕不是在野党，而是国债市场。 . 作者： 回答简洁明了，非常感谢。…

日本生活实感 在今天听讲的人中，有几个人去过日本呢？首先，我想请大家通过照片获得一些“在日本生活的实感”。照片①：这张照片是从东京都中心高层建筑上看到的皇宫的景色。照片②：在这片树林中，有天皇履行公务的建筑物。天皇办公的地方一般称之为“宫殿”，应该是一座壮丽的建筑物。但是，正像这张照片显示的那样，这里看不到什么壮丽的宫殿。江户时代（17世纪～19世纪中叶），这里曾经耸立着将军的城堡“天守阁”，后来毁于一场火灾，自那以来再未重建。现在，只有一栋用于天皇办公的实用、简朴的两层楼。 . 日本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日本国宪法第一条），不参与政治。自古以来，日本几乎不存在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力。权力掌握在复数核心手中。这张照片就是一个象征，天皇就像是将复数权力核心吸引、聚拢在一起的真空。 . 而且，皇宫周围实际上就分布着几个权力核心。首先是“永田町”。这里有立法机构——国会、主要政党的总部，还有最高实权人物首相（话虽这么说，但其权力是相对的）执行公务的首相官邸。它的旁边是被称为“霞之关”的地带。那里有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外务省、法务省、警察机构等主要官厅。几乎所有法案、预算案都是这里的人起草、制定的。在霞之关附近有一个被称为“三宅坂”的地区，日本最高法院就位于这里。隔着皇宫，三宅坂对面就是被称为“丸之内”、“大手町”的商务和媒体的中心区域，说来就像是东京中的纽约。过会儿我还会做系统说明。日本的权力就是这样由立法、行政、司法、经济、传媒等各界集团分担掌握的。 . 说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一点，那就是皇宫周边不存在“军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军队的总参谋部就设在皇宫的眼前。战败后，那里被划为国会用地的一部分，防卫省设在离开东京都中心10分钟车程的市之谷。 . 这张照片③，照的是东京站里的情况。任何人只要有票，随时都可以通过检票口，因此，这里不需要大候车室。这张照片是夏天照的。我想，从人们的服装上，大家可以看出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很大差距。但是，日本也有流浪者，尽管在东京站里没有看到过。 东京有一处美国化的场所——原宿，就是照片④。年轻人常常在这里欢闹到深夜。很多人身穿自己设计、制作的奇装异服，在原宿展示，以找到自我的生存价值。他们大部分人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婚前同居、同性恋者结婚等等也并不罕见。为了看一看他们制作的奇装异服，世界各地的服装设计师们来到这里原宿的街上。这么说也有点夸张吧，不过，原宿的街上，外国人的确很多。他们走在街上，眼中露出惊奇的目光。 . 但是，大部分城里人还是在公司工作的“工薪阶层”，他们一般从郊外到东京都中心区上班，坐电车要花一个小时以上。照片⑤照的是我住的郊外的车站夜景：“工薪阶层”、“办公室小姐”很晚的时候（夜晚11点），拖着疲惫的身躯，从都心返回。 . 自19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以来，东京郊外迅速地现代化了。我住的这个城市有人口30万，建有像照片⑥那样宏伟的体育中心。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花40日元到温水游泳池里游泳或使用其他体育设施。照片⑦是市政府的建筑物。由于很多市民都在东京都中心区工作，因此对当地市政不大关心。但是，收集垃圾由市政府管，办理申请护照等各种手续需要的“居民登记表”，也是由市政府管，所以，居民们时常要去市政府。这座建筑物的一楼全部都是接待居民的窗口，服务亲切、快捷（但养老金相关手续、失业救济等另当别论，由于缺少有关官员，要等很长时间）。尽管如此，在这种地方工作的地方公务员还是常常遭到批评，人们说他们“工作轻松，可拿的工资比中央政府公务员高多了”。 . 市政府旁边是照片⑧，文化会馆。在一个人口30万的城市里，建有一座可容纳1500人的文化会馆，时常在这里举办音乐会或放电影。市内有小型公交车巡回，市政府是终点站。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这座文化会馆是非常方便的，老人们无需到很远的东京都中心去，就可以享受到各种娱乐活动。市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地方税（金额与上缴中央政府的所得税基本相同）以及固定资产税（房产等税金），年预算额大约为550亿日元。 . 我记得这座文化馆是日本经济发展到高峰的1980年代修建的。每当政府兴建大型建筑时，总是会涉及到政治。因为向建筑公司预订建设大型建筑时，会为市长或市议会议员在下次选举中争取到选票。不过，兴建文化会馆时，必须雇用在那里工作的职员；邀请交响乐队演出时，报酬也不能少。因此，兴建这种大型建筑后，运作经费都将成为市财政的沉重负担。这“埋单”的，最后还是我们市民。所以，对于这种文化会馆的兴建，并不是大家一致赞成的。 . 市内修建新公路时，由市政府组织的委员会选定公路用地。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中，很多都是当地有实力的农户（其他成年男子白天都在东京都中心上班，不在当地）。据说，他们让有关部门在自家私有地产附近修建公路，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地价。 . 照片⑨是当地铁路车站。我小时候，1960年代，这个车站是一座简陋的木结构建筑。这是从东京都中心呈放射线状向郊外延伸的许多条郊区轻轨列车中的一条，建成通车时就是民营的。这种民营铁路公司东京有很多。他们还在战前就从政府部门获得了郊区铁路修建许可，买下了铁路沿线广阔的土地，并在这里开发、建设住宅，高价出售，赚取利润，扩大经营规模。住在这些住宅里的中产阶级，当然还要利用这里的铁路去上班，因此又成了开发商的乘客。 . 照片⑩照的是车站的一群幼儿园的孩子们。现在，东京等大城市缺少幼儿园，有些孩子进不了幼儿园。于是出现了一种窘境：孩子进不了幼儿园，母亲就不能去工作；为了找到工作，必须先找到幼儿园。厚生劳动省预测到儿童的数量会增加，似乎都确保了增建幼儿园的预算。但是，2009年掌握了政权的民主党，为了争取人心，制定了“育儿补助（为有孩子的所有家庭发放补助费）”制度，增建幼儿园的预算好像被挪用到这方面了。他们想，与其仅仅让几百个家庭高高兴兴送孩子进幼儿园，不如为全国数百万家庭普遍发放补助费来得更有影响效果。但是，这样做的政治家可能认为“女人（只要）在家照看孩子就行了”吧。 . 照片⑪是车站前的中型百货商店。在日本，美式超市战后也很难建立，主要是以个体小商店为中心。到了1970年代，超市迅速遍及各地。郊外车站前，有关电车公司东急或西友就用其牌号，建立了一个又一个中型百货商店。它的典型架构是：地下一层经销食品，上面各层依次是服装、日用品、电器产品、餐厅。由此，日本人很快习惯了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消费生活。商品必须设计时尚，性能优良。 但是，到了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收入涨停，这类中型百货公司都陷入亏损的困境。这张照片上的西友也不例外，已于大约10年前卖给了美国的沃尔玛。现在，这家百货商店完全是沃尔玛的商店了，只是招牌还原封不动保留了西友的招牌。日本的消费者与美国不同，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对商品以及服务的要求比较严格。而沃尔玛则重视价格低廉胜过品质，还省略一些服务（例如，买了衣服，不容易修改尺寸等等）。这种做法引起了日本消费者的不满。为此，西友债台高筑，年复一年。 . 以上只是请大家看了东京好的一面。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车站的背面。那里是⑫这样一片杂乱的景象。这不是请大家看一种例外的杂乱景象，在日本的城市里，这种景象不如说是一种普遍现象。当然，市政府也想好好整顿这里，把街区建设得更美好。如果能提高这里的增殖效益，民间房地产公司、建筑公司也会到这里来。但是，这个地区却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恐怕是有些个体户反对卖掉店铺，退出当地吧。也许是黑社会组织暴力团，以这里的店铺作为收入来源，不让这些个体户卖掉店铺。 . 在日本，1550年，重新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夺取了大名的土地所有权，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对耕种土地负有责任。自那以来，建立了巩固的私有权（最初，农民几乎都处于类似国家的农奴的地位，租税率很低）。因此，在日本很难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公路之类的建设，从制定计划，经过征购建设用地，直至建成，需要几十年。这类事例在日本并不罕见。 . 确保私有权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在英国的产业革命中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典型的。但是，即使说是个人的私有权，也是搞企业的人的私有权，也就是资本家的私有权，而如果大众的所有权过于强大，就会妨碍经济发展。 . 照片⑬是我家附近的情景。我是做过大使的外交官，但也是住在郊外的一般住宅里，从东京都中心坐轻轨列车回家要一个小时。在日本，官员辞退公职后，公车当然就不能再享用了，住宅也要在工作时期靠按揭贷款建房，否则就得租房子。国家不会照顾官员退职后的住房的。 . 现在，官员的特权之类已经被逐步废除，几乎已经绝迹了。欧美发达国家也是一样。公民权利意识越强的国家，政治家或官员的特权也就越少。例如，在美国的机场，没有供贵宾候机的特殊贵宾室（也许华盛顿有）。瑞典国王出访回国时，也是从机场孤身一人驾车“回宫”。这些事令人感到心清气爽。 . 我每天就是从照片上这条路走向车站的。路的右边是农田，每年可以种三茬圆白菜。过去，每到春天，吃圆白菜长大的蝴蝶，成群结队飞来飞去，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使用农药以后，这幅美景就消失了。这也暗示出农药的毒性，令人感到恐惧。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之前，这一带曾经是一片农田。但是，后来由于经济高速发展，东京人口增加，住宅区不断扩大，这一带的农民就成了暴发户。过去没有创造出多少收入的农田，一点一点地卖给房地产商后，带来了巨额收入。现在，这里的地价高达一户住宅建设用地3000万日元（大约240万元人民币）。 . 也许大家会想，既然这样，不种圆白菜也行啦。但是，世世代代从事农业的人们还是愿意耕田种地，胜过靠吃利息过奢侈生活，或者进公司当职员。一次性出售土地，税金会很高（60%以上会被市里或国家拿走），所以，必须一点一点地出手。但剩下的土地如果不耕种，就会被征收高额固定资产税。所以，这一带的农民们就是成了大富翁以后，也还是要种地。 . 在这一带，住超级巨大豪宅的都是农民。他们白天也不用去东京都上班，可以留在当地，因此，可以为市政发挥很大的力量。这样，很多事情的背后都有经济上的亏盈算计。 . 　　　　　　　　　　　　　　　　　　　　　.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