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

日本是什么—原外交官的视角— 河东哲夫 我2010年9月在天津海南大学与2011年11月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每个一个星期里，以研究日本历史、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忽视的问题为中心，进行了共计15小时的集中讲学。关于日本，苏联、美国等国家的专家们发表了很多研究报告。但是，在他们提出的见解中，有些脱离了日本实际。所以，一个研究人员必须具备能够判断一种见解是否符合日本实际的能力，为此就必须在日本生活几年。这次讲学，我是以没有在日本生活过的人为主要对象，尽可能给他们带来“在日本生活的实感”) . 第九篇 战后骚乱的日本与校园内的情况 . 在俄罗斯等一些国家，人们认为日本人温顺有礼。其实，在战后的混乱和物资匮乏时期，经常会发生游行、集会及罢工。由于战后冷战拉开序幕，苏联总想利用日本共产党及社会党充当其走卒，渗入美国占领的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则渗透进工会组织，频繁组织游行、集会及罢工。1947年他们策划了一次总罢工（全国一齐罢工），但实施前被美国占领军制止了。另外，在工会会员最多的国有铁路公司，还发生了总裁离奇死亡的事件，原因不明的重大事故也多次发生。 . 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后，这种过激的游行、集会就偃旗息鼓了。企业里成立了支持经营管理人员的第二工会，把公司员工们都吸收进去了。工人运动变成了每年春季举行罢工，与经营方面达成提高工资协议（几乎就是一种仪式）的无害活动，人们称之为“春斗”。 . 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改，尽管强化了日本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但是，在野党方面指责说，这使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关系固定化，并举行了反对运动。就是说，左翼政党利用这件事，煽动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般来说，右翼才利用民族主义做口号，但是，当时的日本左翼却煽动日本人，掀起了反美民族主义，这也是接受了苏联和中国的意图吧。 . 这个时期的反美反政府运动也有一些比较激烈。在国会周围举行的游行示威中，就曾有一名女学生死亡。可是1970年安保条约再次更新时，反政府运动就失去了势头。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在高速发展时期，人们更关心提高工资，胜过意识形态之争；另外一点就是学生们在60年代末期的激烈的学生运动中，已经耗尽了精力，精疲力竭。 . 上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与战争刚结束时因穷困引发的运动不同，其原因恰恰相反，那个时期的学生运动是由于经济获得成功而引发的。学生们的生活被卷入资本主义的利益至上主义与剥削之中。而且，日本也被置于体现了这种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影响之下，学生们是对此提出抗议。抑或是在野党势力及过激派学生运动家们提出了那些主张，蒙蔽了一般学生，并把他们拉进了运动当中。 . 这种“造资本主义反”的学生运动，当时在西欧的大学里也发生过。美国也出现了同样的动向，嬉皮士、反对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席卷了大学校园。总之都是一种知性的传染病、一种流行。毕业了的大学生们，大部分一就业就把运动丢到脑后去了，反而成了资本主义的“走狗”。 . 上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在1969年达到高潮。过激派用燃烧瓶等袭击东京的新宿车站，学生运动的主谋们还在各大学扣留教授，进行谈判，直至深夜，试图获取校内各项权利（在日本的国立大学里，教授会掌握最高权力，文部省的意向未必能够行得通）。这些学生们还分为几派，相互之间以铁管、钉子棒为武器，展开了流血斗争。 . 这张照片就是东京大学安田讲堂被过激派学生占据、学生们被警察驱散之后的情景。一般来说，警察是不得无故进入校园的，但是，当时的校长（代理）要求警察出动。 . 在这一系列“战斗”中，没有发生人员死亡。最后死守讲堂屋顶的学生们受到催泪弹和高压水龙的猛烈攻击（时值严冬），终于投降。这些学生活动家并没有被处以极刑（也没有能够对他们处以极刑的法律依据），后来他们有的进入企业就业，有的在地方上开办小型补习学校，奠定了自己的人生。参加游行的普通学生，有的在大企业就业，有的做了公务员，很快就忘记了学生运动。 . 我当时也参加了游行，但在政治上尚未成熟，也不太了解过激派与共产党系统的青年组织之间的区别。后来成了高级官员的人，很多都参加过60年代的反美游行及校园纷争。尽管如此，他们也还是能够通过公务员或外交官的考试。 . 在这些校园纷争中，我开始关心马克思主义及计划经济等。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们，希望了解自己憧憬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所以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比较经济体制”，调查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篇很幼稚的论文。

“企业社会” 战后的日本经济与社会如果离开大企业是无从谈起的。除了战前就存在的财阀系统的大企业、银行等之外，战后又出现了松下、索尼以及本田等，几乎从零开始，靠一代人白手起家建立的世界性的大企业，它们提高了日本人的收入，保证了人们的就业与生活。 每年3月底从大学毕业的人， 到了4月就一齐涌入企业或政府部门“就业”了（就业机会减少的时期，学生们在大3的时候就开始遍访各企业找工作了）。 . 我是1970年大学毕业的。那时，同学中最有人气的就业单位是大银行、大企业。因为那里的工资比公务员高多了，还提供住宅，养老金也不少。所以，日本的父母们竞相让孩子考进“名牌大学”。大企业中，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很多，他们也想让自己的学弟、学妹进入自己的企业。所以，一个人如果考进了名牌大学就很容易进入大企业。 . 如上所述，这引发了异常激烈的“考试竞争”。为了考进名牌大学，孩子们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都要进名校。最极端的还要进“名牌幼儿园”。我小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强迫性观念“要上东大”。所以，进入高三后，我就闷在家里，每天学习15个小时左右，一直坚持了一年。 我记得，当时考试科目有国语（包括明治维新以前使用的“古文”）、数学、历史（世界史或日本史任选其一，但是，关于日本现代史，由于日本左右两派意见不能统一，大学入学考试题目中，没有日本现代史的考题。因此，高中日本历史课只教到明治时期）、化学（或物理、生物），还有英语（我在初中、高中时还学过原文阅读中国古典作品的“汉文课”，记住了一些中国的古典作品，还学会了欣赏壮丽的唐诗）。 . 就这样，我们这一代战后不久出生的“团块一代”，一方面被灌输了以民主主义为名义的“平等观”，另一方面，又被教导说“要战胜对手”，并屡次通过了严酷的考试竞争——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一种人。 . 但是，这“团块一代”考进大学以后，除了法律、医学以及工学等专业以外，大多数人就不学习了。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日本的大学考进去非常难，但是一旦进去了，毕业就很容易了”。很多人认为，大学就是进入繁忙的社会生活之前的临时休息站。学生就是不去上课，期末交上2、3篇“报告（看一本书，写一篇读后感也已足矣）”，教授就会给你及格分数（注：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学生变得认真起来。由于学生对教师进行评价，教师也开始认真授课了）。 . 我4月进入东大，怀着一颗激动的心走进校门，眼前涌现出舞蹈部、落语（类似中国相声）部、空手道部、网球部、剑道部、游泳部等很多俱乐部的巨大招牌，还摆放着桌椅，劝新生加入。 旁边还有不少“声讨美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牌。一些总是令人觉得粗野、不洁的学生活动家们，一只手拿着扩音器，拉长声调，高声发表演说，说什么“美国～～企图统治亚洲～～，日本人民～～绝不答应～～～！”云云。 . 我在高中时曾加入过铜管乐队吹奏单簧管，因为喜欢古典音乐，所以我加入了大学的交响乐队。后来大学4年给我留下的印象便是在图书馆里饱览自己喜欢的书籍、交响乐的练习、还有听有关莫扎特的课程（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论，但我属于一个新成立的系——教养学系，课程自由开放，莫扎特的音乐课也可以拿学分）。也就是说，由于考进了名牌大学，人生的成功就有了保障，所以在大学里，学生们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还可以打工。 . 大学时期，有效利用时间的人和没有目标盲目荒废光阴的人之间，差距是很大的。 而在大学里几乎没有学习也可以进入大企业的现象，大大降低了日本人的文化水平。一个人即便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声讨美帝国主义”，但一旦进入企业，也要和客户或同伴，用公司的钱喝酒到天亮。他们只能极为普通的——到欧美国家出差也不会讲英语，文化水平很低——作为公司职员度过一生。 . 植木等演唱的《苏达拉调》是1960年代日本流行的著名歌曲。植木等是 “疯狂的猫们（crazy cats）” 乐队成员、喜剧演员。当时，经济高速发展，工资不断提高。这是一首愉快的歌曲。 youtube,スーダラ節 – 検索 歌词大意是：公司职员摆出猛干的架势，晚上就用公司的钱去酒吧，一家接一家地喝酒，末班车都没有了也不回家，睡在车站的长椅上。即使明白这样对身体不好，他们也觉得非常好玩，不忍善罢甘休。植木等自称是“日本第一不负责任的男人”，真是一点不假，很快就把刚刚结束不久的战争忘得一干二净，挥霍公司的钱大吃大喝，毫不负责任。 . 在工资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个时期，人们只考虑享受快乐的生活，不讲意识形态，也不讲价值观。不少日本人家庭里，老爹深夜不归。就是回来了，家里狭窄，也没地方好好休息。他们很晚回到家，洗洗就睡了，清早起来又马上去公司上班。 家里“父亲不在”成了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少与父亲接触的孩子们，缺乏父亲的阳刚性，长大成人后，总是有点办事不牢靠，常常缺乏自立精神。孩子们没有从父亲的口中听到有关实际社会的结构、动向的讲解，所以经常采取从缺乏实际生活经验的学校教师们那里听到的，反政府的抽象见解。 · 由于没有教孩子们了解政府、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孩子们长大后，有的一切都过分依赖政府，有的则相反，过分与政府对立。这样，在战败后的日本，支撑社会的意识形态缺失，社会的凝聚力是依靠“增加收入”维持的（注：这是2000年左右以前的现象，此后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如今，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追求进入大企业的倾向也略有减弱，我感觉拥有自立精神的年轻人正在增加）。

我说过，在战后日本的学校里，除了平等主义之外，没有灌输过某种特定的价值观。 不过，观察一下当今的日本社会，并回想一下当时日本小学校的氛围，我感到，日本社会上一贯流行的一个常识，恐怕还是无声无息地渗透到了孩子们的心中。这就是“做事要认真负责”的价值观。“做事要认真负责”的意思就是不骗人，不扰人，切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切实做到讲礼貌。看上去，这很像欧美国家说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价值观。 . 但是，在日本，与其说这是公民社会不如说这是自古以来农村共同体中，人们之间交往的原则的结晶。 不过，随着日本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种“认真负责”的原则，就从仅仅是狭小的伙伴交往的原则（以前日本也是对朋友圈外的人非常不讲礼貌的），逐渐演变为以社会全体为对象的原则了。就是说，日本也形成了几乎是“公民社会”的原则，或许也可以说，必须做到“认真负责”的地理性原则的范畴，从一村一地扩展到了全国。 . 另一方面，我认为，在日本社会的根基上，存在一种强劲的企业家精神的传统。的确，日本大众容易依赖大企业或政府（只想从企业或政府“获取”），但是，从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而且直到昭和年代，也涌现出了独立自主，白手起家的强人。不依赖政府的保护或优惠措施，独自创业，开辟生路的个人也相当多。另外，有些大企业也不依赖政府的优惠措施，以无畏的气概投身于日本以至世界的竞争之中，这对于日本经济保持活力是非常重要的。

在战前的日本教育中，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这使日本实现了很高的识字率，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当时高中和大学的数量有限，能够升入高中、大学的人非常少。 毕业之后，他们往往成为高级官僚、大企业的管理人员等，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不过，正如后面还会谈到的那样，他们所接受的并不是军国主义教育，而是遵循西方知识传统的自由主义教育。 . 相比之下，战后日本推广了美国式的“民主主义”，平等受到高度重视，大学的数量也迅速增加。 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日教组，即日本教师工会，一直对此进行抵制）， 除此之外，学校也没有特别灌输什么可以称为某种“主义”的思想。 .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当时存在一种“主义”，那大概就是“平等主义”。 我本人并不喜欢日本社会这种“大家必须都一样”的气氛（直到今天，大学生一到三年级左右，无论男女，都会穿上一模一样的黑色正装去企业求职，参加所谓的“就职活动”）。不过，这种平等主义也有好的一面。 . 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上完课以后，大家一起打扫教室。我们先把课桌搬开，然后趴在地上，用湿抹布擦地板。到了冬天，我们会用从井里抽上来的水浸湿抹布，因为井水比自来水暖和一些。 . 中午则有学校提供的午餐。大家一起到学校厨房去，把装在大桶里的饭菜抬回教室，然后大家一起分餐，一起吃。说起来，我还隐约记得，吃饭的时候，教室里的扬声器会播放从“广播室”传来的“广播节目”，由老师和同学们自己主持。 还有一种牛奶，是用美国“送给”战败国日本人的陈旧奶粉冲出来的，味道很怪。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成了一种令人怀念的记忆。 像打扫卫生、分发午餐这样的集体劳动，我觉得非常好。无论是像我这样的优等生，还是像某某同学那样成绩不太好的孩子，在这些事情上都没有任何区别。这种经验后来也形成了日本企业中平等主义的好的一面：公司社长也会到工厂现场去，同工人们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 . 平等的背后，是激烈的竞争 后面我还会谈到日本“民主主义”的特点。“民主主义”其实包含很多不同的方面。除了平等，自由也是民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民主主义在原则上，就是自由的个人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而自由，也必然带来竞争。 . 即使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全国许多母亲最大的愿望仍然是“让儿子进入大企业，得到终身雇用”。因为大企业工资高，待遇也好，比如还会提供公司住宅。 为了让孩子进入大企业，就必须让他从“名牌大学”毕业。因为企业的人事部门为了省去逐一筛选求职者的麻烦，实际上会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预留几乎不需要经过正式考试就可以录用的“名额”。 . 而要考进名牌大学，就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因此首先要进入一所高水平的高中。要进入这样的名牌高中，又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高中入学考试，因此最好先进入一所高水平的初中。就这样，我们这一代出生于战后不久、人数特别多的人，是在一路参加升学考试、不断竞争的过程中长大成人的。 . 我的小学位于东京郊外的边缘地带，所以那里的气氛还比较悠闲。 不过，在母亲的要求下，大约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每个周末都要到市中心的一家“升学补习班”上课。那里教的是怎样快速心算、怎样在考试中拿高分，以及各种应试技巧。 那时我才11岁，每个星期都要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和电车到市中心去，单程就要一个小时。我特别喜欢站在中央线电车驾驶室的正后方，看司机怎样驾驶列车。不管是电车、汽车，还是国家，我都喜欢“驾驶”。直到今天，这条线路上所有车站的名字，以及哪里有弯道，我还全都记得。 . 在这家升学补习班里，我有一次考试取得了全国第二名。我们是人数特别多的“团块世代”（战后婴儿潮一代），能拿到全国第二名，还是相当了不起的，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骄傲——当然，也只有那么一次。 .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有些大意了。入学考试的前一天，我竟然和朋友们跑出去玩，结果正式考试时漂亮地考砸了，没能考进那所学费便宜的国立初中。 最后，我还是考进了一所入学难度差不多的私立初中。不过私立学校的学费很高，让父母颇为头疼。 学校里有很多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我自己有时也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来。比如，朋友们每天带到学校来的便当，就比我的便当豪华得多。 (还将继续)

我的父母属于所谓的知识阶层。父亲毕业于东京大学，母亲是一位著名考古学家的女儿，毕业于津田塾大学——当时日本最好的女子大学之一。我一方面对此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从小就仿佛有一种强迫观念：自己一定要考进东京大学。 . 我上小学是在1954年至1960年间。那是东京郊外的一所市立小学，班里的学生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 家长的职业五花八门，有公司职员、铁匠、木匠、鱼店老板，也有医生。市里有一片朝鲜族居民比较集中的地区，所以那里也有很多孩子来我们学校上学。他们的父辈是在战前朝鲜半岛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时来到日本的，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并不稳定。但当时的我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而且大家长相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我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属于另一个民族。 . 日本为了打破封建制度，自1873年建立义务教育制度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直到今天，日本的住宅区虽然十分拥挤，但小学和初中的校园往往仍然相当宽敞。 战争结束后，大批士兵复员回国，因此从1947年开始的几年里，新生儿数量猛增，形成了所谓的“婴儿潮”。 这一代人后来被称为“团块世代”，对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我就读的小学也是为了容纳突然增加的儿童而匆忙新建的。操场很大，但只有两栋木结构的校舍。现在这所学校早已改建成钢筋混凝土建筑，听说屋顶上甚至还有室内游泳池。但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每到夏天，上游泳课都要走上20分钟，到市营游泳池去，在冰凉的水里游泳。 . 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 关于战后日本教育，当然应该已经有许多专门的研究著作，所以我这里只想谈谈自己亲身经历中注意到的一些事情。 首先，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刚刚结束不久的那场战争，学校也几乎什么都不教。不过，偶尔会有左翼活动人士来到学校，让我们唱一些诸如“反对原子弹之歌”之类的歌曲。我觉得那种略带悲壮色彩的旋律很美，于是就跟着唱“决不允许原子弹”之类的歌词，却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 歌词并没有直接谴责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的美国，而是写得仿佛原子弹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不过，在当时的气氛中，却隐隐传达出一种没有明说的意思：归根结底，一切都是日本政府的错。 . 战争刚一结束，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活动就非常活跃（有时还得到苏联的支持），特别是在小学和初中的教师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当时，作为教师工会组织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成立，并与文部省展开对抗。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前文所述的情况。 . 不过，我们这些学生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学校里照样会升日本国旗“日之丸”，我们也会唱国歌《君之代》。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称作“爱国主义教育”的东西。 . 对于一个战败国来说，这大概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国家刚刚战败，要人民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不容易；同时，也不可能公开地仇视战胜国美国。 . 而且，战后占领日本、直至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美国占领当局，也向日本国民灌输了一种观念：战争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这种做法通过对出版物和电影等进行“指导”——实际上就是审查——而得到贯彻。与此同时，左翼政治家和社会活动人士也不断宣传一种观点：总而言之，日本政府就是坏的。 . 战后的日本就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1947年2月，左翼各政党曾策划发动一次总罢工，即全国规模的大罢工。如果当时没有被美国占领当局制止，日本甚至有可能发生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 而日本左翼后来之所以逐渐沦为一种类似“永远的在野党”的少数政治力量，是因为从1955年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急速增长，广大国民的收入水平也随之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