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

（本文是笔者根据2010年前后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进行的集中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 文中阐述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的要点） . 日本、中国、朝鲜半岛三足鼎立——合纵连横balance of power的时代 . 公元220年到589年，中国陷入持续分裂状态，被称为三国时代、五胡十六国时代和南北朝时代等。这个时期，西域各民族进入中原，承担了中国政治之一翼。 公元300年左右，世界处于寒冷期。欧洲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就始于这一时期。公元346年，朝鲜半岛上，百济建国（此外还有高句丽国和新罗国）。 . 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的大和朝廷统一了国家（虽然日本东北地方还有其它政权）。由于百济与大和朝廷的天皇家族关系密切（公元369年，大和朝廷作为朝鲜半岛的据点，建立任那，但在何处，至今不明），所以，大和朝廷建国或许也与引发全球寒冷期的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迁徙有关。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日本、中国、朝鲜半岛互相影响，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 . 公元589年，分裂了370年的中国统一为隋朝。这无疑是大大改变了东亚势力均衡的一件大事。在那以后，日本的政治也在邻国中国存在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的紧张氛围中推移。但是，在日本，研究日本史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之间缺乏交流，缺乏综合双方见解的努力，因此，也造成今天日本学校讲授的这一时期的日本历史，舍去了与中国的关系，成了单调、模糊不清的记述。 . 公元607年，日本的大和朝廷首次向589年统一了中国的隋朝派出了外交使节。当时，圣德太子摄政，统治国家（天皇是推古天皇，女性）。但是，关于当时的日本内政详情不明，甚至有人怀疑圣德太子是否实有其人。更有甚者，某些街谈巷议认为，圣德太子的母亲是波斯的公主。 . 无论如何，隋朝方面的记载表明，日本使节小野妹子（男性）携带的天皇亲笔信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沒处天子无恙”云云。这里没有写下任何有关愿意归顺隋朝，缔结朝贡·册封关系等等的意图。非但如此，亲笔信中还将日本天皇与隋朝皇帝相提并论，而且对隋朝使用了“没”这个汉字，气得隋炀帝怒火中烧，大发雷霆。 不过，当时的隋炀帝企图征服高句丽，所以，避免了与其后方的日本形成敌对关系。 .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630年，大和朝廷首次派出遣唐使。此后，在日本、唐朝、朝鲜半岛之间，剧烈的动荡拉开了帷幕。 中国存在强大的统一政权这一事实，激化了大和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与此同时，也促使了朝廷健全日本的国家体制。 645年，挑战天皇权力的豪族苏我家族灭亡。 . 就在日本国内发生这些动荡的同时，在朝鲜半岛上，与日本关系密切的百济遭到了邻国新罗的进攻，面临存亡危机。663年，大和朝廷向百济派遣了援军（水军），但在半岛西部的白村江，遭到了与新罗结盟的唐朝海军的毁灭性打击。671年唐朝派出遣日使，率领47艘船只来到日本。唐朝逼迫日本归顺。 然而，没有明确达成协议的记载，在与唐朝的关系尚不明朗之际（唐朝当时可能正忙于平定高句丽），日本国内围绕皇位继承的争斗日益激烈，最终于672年爆发了名为“壬申之乱”的大规模内乱。. 平息这场内乱的天武天皇，随后在日本建立了效仿唐朝的律令制国家。虽说是律令制，但与唐朝皇帝相比，中央的权力仍是相对有限的。当时确立了国名“日本”，编纂《日本书纪》，阐明了政权的正统性。 . 在外交方面，这个时期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有一个通例：凡是日本深入干预朝鲜半岛的事务，往往就归于失败，其后就会长期固守国内。丰臣秀吉进犯朝鲜半岛之后，日本退而闭关锁国（虽然进攻朝鲜不是直接原因）。 现代亦是如此，自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已过去35年，战后80年过去了，至今仍持续推行内向型政策。 . 因安史之乱而中断的朝贡关系 . 在白村江之战前后30年间，大和朝廷曾中断向唐朝派遣使节。701年恢复时，日本加入了唐朝的册封·朝贡制度。恐怕是由于白村江战败的影响吧。 另一方面，唐朝的扩张势头与其说是针对日本，不如说是针对朝鲜半岛。公元668年，新罗与唐朝联合灭亡了高句丽，但后来与唐朝对立。加之高句丽的遗臣把契丹也拉进来，建立了渤海国（领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北朝鲜加上俄罗斯沿海地区），还与日本交换了使节，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 . 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陷入动荡，终于907年灭亡。中国陷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直到979年宋朝恢复统一。 在此期间，尽管日本未派遣官方使节，但，民间仍有民船往来，文物进口持续不断。804年留学唐朝的最澄和空海回国，各自创建了恢弘的寺院。 （高野山这座佛寺，可能利用空海从唐朝带回的贸易特权所建立的）

（本文是笔者根据2010年前后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进行的集中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文中阐述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的要点） . 日本的历史——若干特点 . 欧亚大陆的边境 . 下面将进入主题，谈一谈“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上述所谈表明，只研究日本的事情，是不会明白日本史的意义的，因为日本位于欧亚大陆的末端、欧亚大陆各种文明流入的地区，而且，整个历史上，总是生存在相邻大国中国的投影之中。 日本不仅受到中国的影响，而且受到了欧亚大陆各种文明的影响。例如：人们认为，琵琶发祥于波斯、中亚地区，但中国、日本以至西欧（称之为Lute）都用它。另外，在古代日本首都飞鸟，出土了很多文物，其中有些雕像可能是与中国文化性质不同的波斯文明的产物。 . 另外，地图这个东西，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可以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例如：画一幅以北极为中心的地图看一看就可以发现，如果经由北极海，东亚、欧洲、美国东海岸之间就可以用最短距离相连，这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从欧洲、美国东海岸出发，经由北极海、白令海峡，就可以抵达亚洲。这与今天使用的经由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的航线相比，可以大量节省时间和经费。只要北极海的坚冰融化，这条航线是能够投入实际使用的。 如果改变观察日本周边地区的地图的角度，把日本放在正上方位置，日本海看起来就像是欧洲的地中海。从古代直到近代，日本海正像地中海一样，成为通商要道的枢纽，面临日本海的日本各港口就是日本的大门。现在，日本朝向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因此，太平洋沿岸各城市——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被当作日本的大门。 . . 日本“民族”是混血的产物 . 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很强，即使移居海外，也很难抛弃作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但是，日本人并不是单一人种，而是从欧亚大陆及太平洋各个方面移居而来的各民族混血的产物。这些民族来自何方，没有留下历史记载，无从得知。但是，皇族的陵墓保留着浓厚的朝鲜半岛的文化色彩。 另一方面，有人指出，日本人的特性与贝加尔湖周边的布里亚特民族很接近。的确，日本古传宗教——神道，不外是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西伯利亚地区萨满教的流变。 有人还指出，日本人与扬子江周边的“长江文明”有关联。例如：日本人就同一个汉字有多种发音，其中，“吴音（古代吴国使用过的发音）”较多。 另外，自九州南部到冲绳，可能曾经有东南亚各民族以及夏威夷各民族移居过。而居住在日本北方的阿伊努人，一定是从欧亚大陆的其它地方移居过来的。 半开玩笑地说，日本还有一个传说，说是古代犹太人曾经移居过日本，北方的青森县境内，甚至还有“耶稣基督之墓”。相关照片在网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 . 纳入中国“册封·朝贡制度”的早期日本 . 由于目前几乎没有关于公元300年左右的日本的史料（据说当时还没有文字），因此，关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社会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但是，据中国方面的史料，公元57年，有一位日本国王曾经接受过后汉光武帝的印绶。此后过了1400年左右，江户时代，九州的一位农民种地时挖出了金印。这枚小金印2厘米见方，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的字样，这正是光武帝赠送的金印。今天，在九州福冈博多站的土特产礼品店里，可以很便宜地买到这种金印的仿制品。 . 这一史实表明，由于当时日本还没有统一，所以，可以说是日本某地的一位“王”想请汉朝承认自己，以提高自己的权威。换句话来说，就是当时的日本“倭”被编入了后汉的册封、朝贡制度。所谓“册封”就是宣誓归顺和效忠中国方面，同时换取不平等的同盟，以保护自己不受外敌侵犯。所谓“朝贡”实质上意味着国家对贸易的垄断，但是，在形式上，附属国向中国皇帝上贡物产，对此，皇帝“赐与”相应的物产或金银，这是双方建立的一种经济关系。 . 另有记载表明，公元243年，日本某王国的女王“卑弥呼”，向中国魏国朝贡。当时中国处于分裂状态，从后汉一直持续到隋朝，前后达370年之久。公元280年，南方的吴国灭亡。但是，正像刚才已经提到的那样，在日本，汉字的读法常常用的是所谓的“吴音”。这真是当时吴国用过的发音吗？假如是，那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到日本的呢？我们现在还无从得知。 .

近来，动辄就有人说，到2027年，日本的GDP连英国也比不上了，将跌至世界第六；又有人说，日本的人均GDP早已降至世界第三十五位左右，日本已经没救了。诸如此类的论调大行其道。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人们把日元换算成美元，再以美元计价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 . 如果按2010年的汇率——全年平均约为1美元兑88日元——将日本目前的GDP换算成美元，结果约为7.6万亿美元，远高于德国目前的5.1万亿美元（德国的数字是按当前欧元兑美元的汇率计算的）。而且，2010年以来日元的贬值，并不是日本经济实力下降造成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简要梳理一下其中的来龙去脉。 . 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引发金融危机后，欧美纷纷降息，以刺激经济。当时，日本银行维持利率不变，使日本的利率相对较高，导致日元过度升值。2012年底上台的安倍政府，为了打破日元升值所带来的通货紧缩，果断采取了降息措施。 . 然而，这并没有刺激经济，只是导致日元贬值。企业不愿提高工资，民众因此强烈抵制商店涨价，通缩倾向迟迟未能消退。 日本与欧美之间的利差不断扩大，日本投资者为了追求较高的收益，增加了海外投资，进一步加剧了日元贬值。 与此同时，日本制造业不断扩大海外生产，因此，即使日元贬值，出口也没有明显增加。乘用车的出口数量反而减少了。为了支付日益昂贵的石油进口账单，日本不得不购买更多美元，这又进一步推动日元贬值。 . 因此，日本并不是正在变成一个经济小国。问题在于，日本陷入了日元贬值这一作茧自缚的困局，至今无法脱身。 今年7月，日本开始抛售美元、干预汇市。8月，又争取到美国参与联合干预，一度使日元升至接近1美元兑150日元的水平。然而，如今日元又跌回到157日元左右。 . 如果日本进一步加大抛售美元的力度，就可能不得不出售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而美国一定会竭力阻止。日本出售美国国债，意味着日本从美国金融市场撤出相应规模的资金，从而推高美国的利率。美国国债价格将下跌，收益率将上升。对美国财政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噩梦。 . 即便如此，也必须纠正目前日元过度贬值的局面，而且不能因此推高美国的长期利率。一种办法，是让日本以外的买家大量承接美国国债。也许，进一步放宽对稳定币使用的限制，会有所帮助。 . 无论如何，都应设法让汇率走势转向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并不会导致日本出口数量下降。汽车生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海外。 诚然，日元升值会使日本企业以日元计算的出口利润减少，股价也会随之下跌。但这并不是致命的。因为出口利润减少的同时，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也会下降，正负相抵，大致可以持平。 . 而对普通民众的生活而言，日元升值总体上是有利的。我今年夏天去丹麦旅行，因餐馆用餐太贵，只好在便利店买些熟食解决吃饭问题。 日元一旦升值，以美元衡量的日本经济分量，也会比现在大得多。

（本文是笔者根据2010年前后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进行的集中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文中阐述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要点。本文旨在通过讲述笔者的人生经历，让读者了解日本社会的一面。） . 进入外务省 我感到，自己从普通小学考进“名牌”中学，继而考入东京大学，这种“资历”在外务省达到了顶点。而那24名伙伴看起来都像是人才尖子，我尝到了一种相当强的自惭形秽的滋味。从此之后大约35年间，这24名伙伴就成为我的竞争对手，并且成为我的朋友。 . 在日本，明治初期，官员兼任政治家（议员），掌握了实权。即便在整个明治时期，实际上，政治与行政也并不是由天皇控制，而是由官员＝政治家进行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到最近，官员们还掌握了日本的实权。 1970年我进入外务省时也是这样，当然，官员已经不兼任政治家（议员）了。政治家在国会和选区开展活动。他们最关心的是在下次选举中当选，所以，外交等与获取选票无关的工作，就交给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和外务省了，他们并不十分关心。 . 因此，抨击日本对苏外交、对华外交的国家主义者们（被称为“右翼”），就开着大卡车，装上大功率高音喇叭，来到外务省楼前发表演说。我们在外务省楼内工作，不知道他们在喊些什么，而且我们还受到警察的保护，因此就产生一种“我在为国家工作”的自豪感，同时，也产生一种无论做什么都绝对会受到保护的特权意识。 . 由于工作只是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所以渐渐地就开始脱离社会实际了。当然，虽说是外务省，但干活的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下班后，要挤满员电车回家。有时加班很晚，去银座吃饭时，感到自己从事枯燥无味的“国家的”外交事务，这与霓虹灯光彩夺目的现实社会相比照，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自己确实掌握着权力，而社会却与我们毫不相干，日以继夜地延续着生活——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 日本的官员几乎全是中层或中下层出身，外务省也不例外。1970年，当时外务省里留下的唯一一座遗留有战前贵族氛围的建筑，就是战后外务省接收的明治时期的“华族会馆”，作为专属饭店“霞友会馆”使用（后因经营不善破产，只好放弃）。我们进入外务省后，最初的3个月先不工作，接受“研修”，那时常常有机会在霞友会馆聆听老外交官的教诲。 . 我还记得，其中有人说：“作为一名外交官，就是要不管政治家们（议员们）说什么，必须彻底维护自己信守的‘国家利益’！”；还有人说：“传媒报道的大多不真实。你们必须能够看穿新闻报道背后的内情！”这些都属于继承了官员们实力强大的明治时期以来的传统而发表的言论。后来，日本社会不断变化，现在是“政治家（议员）主导”了，而传媒则具有超越政治家的力量，甚至可以把总理大臣赶下台。 . 研修快结束时，我们25人一起到日本地方上去考察。我记得，我们参观了汽车厂、造船厂、工业联合企业等正处于高速发展热潮中的日本经济的心脏部门。我们还参观了京都和奈良的神社、寺院，体验了茶道等日本的传统文化，最后还参观了大阪世界博览会。那时，1970年，正处于日本高速发展末期，国民生活水平已经提高，社会蓬蓬勃勃，蒸蒸日上。 . 当时，到美国的杂货店去，会看到从小型热水器到除尘器，几乎所有电器都是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那时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大阪世博会就是其集大成者。我们25名年轻的外交官，在世博会里转来转去，与其说是被各个场馆的展品吸引，不如说是被那些美女解说员迷住了。此后，在大约25年多的期间里，日本总是名列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大国，直到被中国赶超。我和24名伙伴非常幸运，我们的经历基本上整个时期都是在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度过的。但是，即便如此，我国的安全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事情都是受到限制的。 （1970年大阪世博会） . 赴美留学前在外务省进行的实地培训 . 4月，外务省研修开始。8月我们被分配到各科实习。我通过外交官考试时，提出了将来想专攻俄语的愿望，得到认可，因此，我被分配到了苏联事务科。大学时期，我亲眼目睹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生运动，对共产主义以及苏联很关心，还很幼稚地想到，如果促进日苏经济关系，就有可能缓解日本过分的对美依存。苏联与美国将世界一分为二，是一个大国。以苏联为专业，意味着将来有可能在外务省升迁到相当高的职位，因此竞争很激烈。不过，虽说如此，也就5个人提出了志愿，竞争仅有的2个名额。 . 在苏联事务科，我被任命负责处理有关苏联驻东京大使馆人员编制的问题。冷战时期，苏联大使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制定了限制了其人数的制度。我的工作就是管理签证的发放，以防止超过定额。 但是，这种细致的公务不适合我，在我负责期间，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外交官员时常超过人员定额。他们注意到这一点，或许以为这里可以找出某些日本发送的信息，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工作失误而已。就是说，历史的进程常常不是有意策划好的，类似工作失误这种偶发因素，也有可能改变历史。 . 习惯了工作，产生了兴趣之后，也就是进入外务省1年零3个月时，我们这25名外交官的苗子，同时踏上了海外留学的旅程。欧洲各国的外交部采用外语好的现成人才，而日本外语好的人才非常少，即使有，其他能力欠缺的话，也不能采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拼命地从英文书本上学习技术或法律，在英语读写方面，能力很强，但在听说方面，能力几乎等于零。日本社会是一个基本上完全不用外语的社会（欧美的很多书籍都翻译成日语出版了，大学也只用日语就行了），如果只呆在日本，外语的听说能力是不会提高的。 . 因此，不去外国留学，外语的口语能力是几乎不可能提高的。所以，日本外务省要让刚进外务省的所有外交官的苗子去外国留学2年。俄语、中文、阿拉伯语、韩语比较难，留学期间为3年。学俄语的人，要先到美国或英国留学2年，不仅要学习俄语，还要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最后1年去莫斯科留学。 . 按规定，我最初2年是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因为那里有在美国也是最好的苏联研究中心（现更名为Davis中心）。虽然我的ＴＯＥＦＬ分数不够，但是，哈佛大学似乎因为我是日本政府派去的留学生，破例接受了我。 . 在此之前，我没有出过国，坐飞机也只是第2次。在太平洋上空，当我透过飞机的舷窗看到日出时，感到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实际上，外国留学就是一个新的开端。外国与日本是根据不同的思想范畴运作的——在美国，人们比日本更自由、开放——与日本相比，我感到更加广阔的前景展现在眼前。 （待续）

外交官考试 日本大学学制4年。学生们到了大三中期，就开始考虑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了。 可是，我到了那个时期还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在日本社会上，人们认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种类是有限的，基本就是4类：1.进入大企业或大银行，度过一生（一般还是要接受聘用考试的，但实际上，因为是‘东京大学的学生’，几乎都可以得到聘用。而且，日本的大企业一般都是终生聘用）；2.作公务员；3.通过司法考试，作法官、律师、检察官；4.就是留校做学者。我和伙伴们一起，走访过在银行工作的学长等人，但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截至2026年的现在，情况已有所变化。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有所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选择进入外资企业工作或打算自主创业的人数正在增加）。 . 有一次，我听大学的一位伙伴说要参加“外交官考试”，于是，我自己也想去试一试。 实际上，东大教养学科的教学是适宜外交官考试的（这里学生们学习国际法、外交史、经济学等很多外交官考试的科目），随时可以选择参加外交官考试。但由于我“其貌不扬”，所以总觉得自己不适合作外交官。 但是，就在外交官考试已经迫近，即将在3个月后进行的时候，那年3月份，我却仓促下定了决心，参加考试。或许是因为伙伴参加考试吧，我也没有感到什么紧张。 . 从那以后3个月，就像当年准备参加东大考试一样，我做了应考复习。我记得那是7月的一个炎热的日子，考试开始了。 应考的人数超过了400人，但只录取25人，初试就减少到5、60人，然后进行二试。一试是“文化考试”，考英语，很简单，没费什么劲。问题是二试，要在炎热的夏天连考3天。 考题已经忘记了，但我记得考试科目有国际法、外交史、经济学、宪法、行政法、财政学、英语。一试答题采用画圈或打叉的方式，二试采用写论文方式。 . 人们说，外交官考试的重点是英语，其实不然。在日本，刚进外务省时，能够自由自在地使用外语的人，凤毛麟角。日本的外语教学只重读、写，不求提高听、说的理解能力，没有实际用处。 . 在外交官考试及其他省厅的公务员考试中，“后门关系”一律无效。每年通过外交官考试录取的25名人员中，一般都有2、3名外交官的子女，但是，如果他们笔试不及格，就不会被录取。这种通过考试选拔公务员的制度，在日本原本并不存在。其起源可追溯至中国宋代确立、至清代已流于形式的科举制度。不过，该制度并非直接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中国的科举制度是首先传到西欧各国，然后从欧洲被引进日本的。 . . 由于公务员考试摒弃“后门”，因而提高了社会上人才的流动性。因为一个人只要出类拔萃，就能够升迁到很高的地位，参与国家行政，而与家庭出身无关。所以这种考试制度是公平、公正的，但是，也存在只凭成绩选拔人才的问题，存在脑筋转得快但行为卑鄙的人、或者没有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的人，也会被录取的危险。当然，考试中有面试，考官要考察考生的人品，外务省负责人事的官员还会对考生进行家访，了解家庭情况，甚至走访邻居，了解人们对考生的评价。但仅凭这些，还是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的。 . 另外，我参加外交官考试时，是与公务员考试另行进行的。现在，外交官考试被取消了，志愿进外务省的人也一律参加公务员考试。这是因为大约10年前原外务省发生了渎职事件，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就在这个时候，过去想做外交官却因为“英语不过关”，在外交官考试中名落孙山的政治家（议员）及商务人员们，领头呼吁，废止了他们耿耿于怀、记恨在心的外交官考试。 . 由此，外务省不得不与财务省、经济产业省乃至警察厅（战前曾是实力强大的内务省，后被占领日本的 미军解散）等“第一级”政府部门争夺通过公务员考试的应试者。不过，目前尚未出现因未能进入这些“第一级”政府部门而转而报考外务省的情况。近期复杂的国际形势反而激发了年轻人的使命感，使有志于成为外交官的人数有所增加。那些在公务员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学生，正纷纷来到外务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