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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哲夫 6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伊朗停火协议达成的几乎同时，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当年与金正恩并肩而立的照片。 也许，他是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伊朗的问题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轮到朝鲜了。” . 这个着眼点并不坏。如果能够化解过去积累的恩怨与不信任，并从法律上确认朝鲜与韩国并存的现实，那么朝鲜半岛实现长期稳定并非遥不可及。当然，核武器问题依然存在；对于日本而言，被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同样无法回避。 因此，不妨在朝美对话重新启动之前，先回顾一下历史背景。 .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军队一度势如破竹。可是，同年9月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战局骤然逆转。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后，此前一直不愿出兵的中国，在斯大林的压力下，终于于1950年11月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将联合国军重新逼退。 此后双方反复拉锯，战线陷入僵持。到1951年6月，苏联已经提出停战建议。 然而此时，开战初期曾极力抵制斯大林要求出兵的毛泽东，反而开始抵制停战。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最终，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之后，毛泽东才同意结束战争。 . 1953年7月，朝鲜、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但此后并没有签署正式的和平条约。原本应是临时安排的停火状态，竟持续了七十多年。 韩国总统李承晚坚持“北进统一”，拒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严格地说，停战协定本身也是由各方军事统帅签署的，而非国家元首。中国方面签字的是彭德怀，毛泽东本人并未签署；朝鲜方面则由身兼最高统帅的金日成签字。 . 因此，从法理上讲，朝鲜与韩国至今仍处于战争状态。只有签订正式和平条约，朝鲜半岛的稳定才真正具备法律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公布的朝鲜新宪法中，不仅删除了“祖国统一”的表述，而且明确规定了与韩国之间的边界。这完全可以被视为未来签署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 . 金正恩与日本 日本记者石井妙子曾整理过金正恩与金与正兄妹的成长经历，颇有几分家族悲剧的色彩。 由于他们的母亲并非金正日的正式妻子，兄妹二人在朝鲜权力体系中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幼年时，他们被送往瑞士读书。据说，负责照顾他们的姑母及其子女后来从瑞士逃往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此后，两兄妹不得不中断学业，返回朝鲜。这样的经历，想必会留下不少心理阴影。 . 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似乎并没有对日本怀有特别强烈的敌意。曾有多家媒体报道，少年时代的金正恩曾陪同出生于日本的母亲多次访问日本，并且十分喜欢东京迪士尼乐园。 也许只是笔者的个人印象，但与对待韩国或美国领导人时的激烈言辞相比，金氏兄妹似乎较少对日本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 那么，日本是否能够在解决绑架问题和核问题的前提下，帮助朝鲜逐渐摆脱对美国的过度恐惧，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社会呢？ . 与此同时，如果特朗普政府重新推动与朝鲜的谈判，日本也应积极发挥作用，避免韩国在未来的安排中单方面承担代价。 为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特朗普之间的密切协调，将是不可或缺的。

. 河东哲夫 大约二十五年前，我出版过一本随笔集，题目叫《走向意义解体的世界》。书里写的是俄罗斯、西欧、美国、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日本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我当时真正想表达的是：支撑“现代世界”的一些核心价值观，正在逐渐失去它们过去那种近乎绝对的地位。 . 比如说，17世纪形成的“民族国家”，其中不少已经慢慢失去了民族和文化上的同质性，开始变成多民族国家。再比如，自由、民主这些曾经非常崇高的理念，美国后来却试图用武力、甚至通过推翻政权的方式，把它们强行加到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中东国家头上。结果并没有带来自由和繁荣，反而造成了混乱、贫困，甚至在伊拉克还发生了酷刑事件。再加上最近特朗普这样多少带有某种“法西斯式风格”的人物登场，这些理念本身也被弄得满身泥污。 . 与此同时，西欧过去一直把希腊、罗马文明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人们通过学习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古典文学，维系着一种文化认同感。但后来这些课程不再是进入大学的必修内容，这种传统慢慢淡了，欧洲人自身也似乎变得越来越浅薄、越来越缺乏味道。 . 这些，大体上就是那本书里写的内容。 不过最近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眼前发生的变化，已经不仅仅是工业革命创造出来的“现代社会”开始松动，也不仅仅是民族国家、民主制度这些现代政治形式出现了疲态。 我感觉到的，更像是一种彻底的“范式转换”。甚至，“文明转型”这样的说法都显得太温和了。它更像是一种真正的解体，一种“文明的断裂”，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这个物种本身的断裂”。 . 这种变化也许会大到：断裂前后的人们之间，连彼此理解都变得不可能。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预感——仿佛巨大的海啸正在逼近，最终会把一切都卷走。于是，人会生出一种空虚感，一种“无论做什么，好像都已经来不及了”的感觉。 . AI和机器人普及之后，人类不再需要劳动，这当然算是“断裂”的一个例子。但更令人不安的，是“人类本身不再是原来的人类”这件事。基因工程正在飞速前进。未来，人类甚至可以随意改变身体的外貌和内部结构。从医疗角度看，这当然可能是理想社会，但除此之外，它会把世界带向哪里，其实没人能够真正预测。 . 不过，在谈人类本身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IT、AI和机器人会怎样改变企业。 在日本，人们一直认为，能够经营一百年、两百年的老企业，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存在。但互联网、机器人和AI，很可能会彻底改变企业这种组织形式。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都认为：进入名牌大学，再进入大企业工作，是获得“稳定人生”的最佳道路。然而，那种在公司内部配备商品开发，生产，销售，财务等所有职能的大企业组织模式，今后在许多行业中可能不再被需要，甚至可能成为负担。 . 日本的银行业已经在进行大规模裁员和重组。电机产业也越来越多地把人才从传统核心业务中转移出去。有意思的是，最近连大型咨询公司似乎也开始大量裁员了。过去，咨询公司的作用，其实往往是帮助那些已经失去自我改革能力的大企业提出“合理化方案”，然后企业再利用这些方案，去压制内部的阻力和各种人情关系。 . 但如今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提高现有组织的效率”了。今天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开发什么新技术、生产什么新产品、怎样销售，以及企业本身应该怎样随着技术变化而改变。 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真正的科技知识，其实根本无法解决。 很多缺乏理工背景的咨询顾问，也许已经变成“过去时代的人”了。 比如富士胶片当年放弃传统胶卷业务，大幅转向数字技术和医疗设备领域的时候，外部咨询公司恐怕很难真正给出什么有效建议。 . 再回到“人类”这个问题。 未来，人类的外貌、能力，也许都可以根据父母或者本人的意愿，通过基因来“定制”。 世界上到处都会是阿兰·德龙、凯瑟琳·德纳芙、爱因斯坦、特朗普（？）或者身高三米的篮球运动员那样的人。整个社会，也许会像一个永不结束的Cosplay大会。 到那时候，什么是真实，可能都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了。 . 还有，如果人类寿命不断延长，社会又会变成什么样？ 九十岁还在公司上班，而且上面还有领导；退休年龄是120岁，在此之前，必须养活那些领取养老金的人（120岁以上）。八十岁的人依然还能生孩子，而这个孩子甚至可能和长孙年龄差不多…… . 想到这里，脑子都会乱成一团，已经分不清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正在不断向这样的未来狂奔，可它们周围，却依然存在大量某种意义上“十九世纪以前”的国家和社会。 这些国家还处在民族国家最初级的阶段，正试图利用国家力量向外扩张，并且会对身边的发达国家发动恐怖主义或者地区冲突。 . 日本为了防止自己受到这些国家的威胁，不得不强化自身的对抗能力。可矛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自己也可能一步步滑回十九世纪以前那种行为方式。

·河东哲夫 早在今年3月，美国地缘政治分析人士 Andrew Korybko 曾写道：根据 Reuters 的报道，海湾国家在这次没有事先协商的情况下被卷入对伊朗战争，并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受损失之后，开始产生一种意识——是否能够不再完全依赖美国，而是把伊朗也纳入其中，在海湾地区构建一个新的安全保障体系。 海湾国家实际上已经被逼到一个危险边缘：它们辛苦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甚至可能在战争中遭到毁灭。因此，它们开始认真思考一种新的可能性：与其永远依赖华盛顿，不如尝试建立一个把伊朗包含在内的地区安全框架。 . 这种“没有美国的安全保障体系”的想法，并不只出现在海湾地区。在 NATO 的欧洲成员国中，也能看到类似意识正在扩散。如今，全世界都开始流行所谓“摆脱对美国依赖的战略自主”。 不过，这样的想法过去也曾多次高涨，但每一次都会随着危机过去而逐渐消退。 . 对于海湾地区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当然仍然是这场对伊朗战争将以何种方式收场。即使海湾国家愿意与德黑兰和解，一个根本性的疑问依然存在：伊朗真的值得信任吗？ 而且，一旦局势再次恶化，海湾国家本身是否拥有足以对抗伊朗军事力量的能力？换句话说，许多人最终还是会认为，美军继续驻留海湾，对于威慑伊朗依然不可或缺。 与此同时，Israel 也很可能会积极推动美军继续留在该地区。 .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真的希望在没有美国主导的前提下，实现“伊朗—海湾和解”，那么中国的介入将不可避免。 或者，在此次停火谈判中积极斡旋的 Pakistan ，也可能作为 China 的代理人，加入未来的“伊朗—海湾安全机制”。 . 然而，印度很难容忍自己的敌对国家巴基斯坦与中国在海湾地区扩大影响力。 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那么海湾石油的主要进口国——例如 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 ——也可能不得不加入某种旨在维持海湾现状的国际安排之中。 那将会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外交努力的大事。

日本、欧洲和美国如今都在以“自由”“民主主义”这些近代价值来讨论现实政治，但支撑这些价值的，是自17世纪以来西欧的经济发展。其核心，主要在于制造业生产率的飞跃性提升。 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在制造业中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入，并开始形成权利意识，于是“自由”“民主主义”在19世纪以后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 . 这一体制大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达到顶峰。“自由”“民主主义”也逐渐成为进步的代名词。 . 而如今，事情正处在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上。像Donald Trump这样的人物，已经很少再提及自由与民主这些词汇。在西欧，民粹主义兴起，自由与民主也在出现倒退。 . 各国都试图把这种状况当作一时的“病症”，设法加以修复，但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却在不断细分，已经越来越难以通过多数决来做出决定。更准确地说，支撑近代社会的那个基础——“在制造业中获得较高收入并形成权利意识的人群不断扩大”——正随着制造业的衰退而崩解。 . 社会正在分化为“极少数高收入阶层”与“其他人”，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难以通过讨论来解决，也难以通过民主机制来解决。问题或许归结为：是设法改善经济，还是干脆改变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