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歴史

（这是我高中时代的回忆。当时接受的教育并非基于爱国主义，而是以西欧现代价值观为基础的） . 精英价值观的基本原则是自由 . 就在日本人陶醉于植木等的歌曲中时（1960年代），中国人对“日本出现了复活军国主义的征兆”提高了警惕。他们认为，由于日本人被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污染，所以，早晚还有可能会侵略自己的国家。但是其实，那时的日本人都工作到深夜，为提高工资而着迷。而且（也许人们会惊奇），日本大部分精英的价值观，根子是欧洲的文化素养，具有欧洲式的自由主义精神。 . . 这是我初中、高中学习了6年的私立学校（武藏）的教学楼。从建筑物风格来看，属于欧洲风格。遗留在长春的满洲国时期的建筑物，被称作“兴亚式”，混合了亚洲风格的元素。但是，这座教学楼是纯粹的欧洲风格。日本的初中（3年）、高中（初中毕业后到大学之前的3年）一般是分开的。为了考进“名牌高中”，必须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胜出，而武藏学校却是初中、高中6年一贯制。这类学校战前还有几所。 .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为了防止沦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制定了尽快吸收欧美文明的国策，并以1904年日俄战争为契机，与英国缔结了日英联盟。在英才教育方面，引进了英国“public school”的元素。这种“public school”虽说是“public”，但实际上还是私立的。贵族子弟的学生们要全部住校。学校要把他们培养成自由、但也擅长橄榄球那样的体育项目、具有可称之为gentlmanship的社会责任感的精英。 . 战前日本的教育以培养高级官员为主要目的（天皇战前也不并是亲自统治国家，仅为国家象征的色彩很浓厚，实际权力掌握在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不少都是高级官员出身]手中，后来又被军部掌握）。全国共有7所“帝国大学”（当然也有其他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为了考进这些大学，全国有8所名牌国立高中（现在称之为“旧制高中”），考进这些高中学校对升学是很有利的。要考进这些旧制高中，必须通过激烈的考试竞争。而一旦考进去了，基本上考进帝国大学就没问题了。 . 所以，这些学校的学生们过着“自由”的生活。听说他们啃欧洲哲学（康德、叔本华或黑格尔等）或俄罗斯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有人气），滔滔不绝地谈论人生的意义。当时，还有一名大学生，留下一封遗书说“不懂人生的意义”，就跳进瀑布中自杀了，此事曾轰动一时。其实，他好像是由于失恋而厌世自杀的。 . 这类学生中，也有些人是在大学学习期间被送上战场阵亡的。剩下的人战后进入政界和实业界，成为了精英。虽然有一些自由主义，但还是显示出了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努力的气概。这些旧制高中学校之一“一高”，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教养系（1-2年级）。一高时期的学生宿舍一直保留到1990年代。学生们的自治能力很强（学生运动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一部分属于日本共产党青年部）。他们曾把宿舍作为基地，长期抵制宿舍改建。我看到过老宿舍，6个人共用一个房间，很少更换被褥等，又脏又乱。一到夜里，好像还有人半恶作剧地从窗口对外面撒尿。 . 我曾就读的学校是战前创立的，是一所可与这类国立旧制高中相媲美的私立学校。原是修建了东京周边首屈一指的大规模民营铁路“东武”的财阀建立的。建校的目标为“三大理想”：①亲自调查，独立思考；②腾飞海外；③学贯东西。这“三大理想”不可谓不远大，但只是写在小册子上，平日无人提起，也并不要求毕业生自觉地努力去实行，但是，不知为什么，无论是谁都记得清清楚楚。 . 日本高中的“排名”是根据考入东京大学的学生人数来确定的。这多少有些荒谬，且缺乏全球视野。然而，这就是现实。我考进武藏学校时，这所学校的东大升学率下降，已经到了沦为二流学校的边缘。我们这一代，人数很多，甚至被称为“团块一代”。1960年我考这所学校的时候，竞争率达到空前的高度。所以，武藏学校的教员们都把重振武藏的梦想寄托在我们这一届学生的身上。 . 但是，由于这所学校没有高中入学考试，所以，不一定非得服从文部省的课程规定，可以实行教学自由。而且，到高中二年级为止结束所有课程，高中三年级全力以赴准备高考。我们这一届学生不断被告知“重振武藏的梦想寄托在你们身上”，但校方也不是逼着学生们学习。同年级学生都是突破竞争率极高的考试大关入学的，水平本来就高，再加上相互刺激，学习能力自然不断提高。 . 这所学校比较注重自然科学。我们这一届学生140名，被分成3个班。数学、物理成绩最好的学生集中在3班。我的数学、物理成绩不好（是老师教的不好！），被分到了2班。而且，到初中3年级为止，我们全部按照文部省的课程规定，学习“汉文”，即中国古典。我们在中国古文课本上记上各种记号，用日语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学习中文）。 开始的两年，老师教汉字的起源。比如“龟”字，最早是好像乌龟的象形文字，老师讲得很细。虽然这也有其趣味，但是，我也曾想过，这些知识并不一定非要在课上讲。到了高中，我记得汉文成了选修课。 高考中，汉文试题就没有了，选修汉文的学生也就很少了（英语是高考的主要科目，全体必修，而且每周8小时。即便如此，同学们还是根本不会说，听不懂。日本的英语教学主要集中在读写上了）。不过，在枯燥乏味的准备高考期间，我学习了中国古典（《论语》《十八史略》等）以及唐诗。这对于爱好文学的自己来说，就像是一片绿洲。我一直听这些课，直到毕业。听课的学生只有2名，另一名同学后来成了一位很有影响的新闻记者。 . 在这所学校里，由于到高二为止基本上不怎么学习也可以，所以课外活动很盛行。篮球、足球、网球、英语、考古等等体育、文化各领域都有学生自主的社团。下课后，学生们都急急忙忙地参加这些活动。 我按照妈妈说的，参加了游泳部，因为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夏天，放学后，我们就到战争中变成像废墟一样很脏的游泳池去，每天游两个小时。不过，游泳部里，高年级和低年级同学之间的上下关系很严厉，发烧时也要你去游泳。我不喜欢那里的风气。我喜欢音乐，所以初中三年级开始我转到了铜管乐队，吹单簧管。而且，考进大学以后，我参加了大学的管弦乐队，成了首席单簧管演奏者。 . 由于我家在郊外，每天上学要先坐巴士，再倒城铁，单程要花1个小时以上。早高峰时间，城铁很挤，上下车都很费劲。60年代的日本人还没有养成排队、有序上下车的习惯，插队，互相挤来挤去，一片混乱。 今天，人们说，日本人是一个很讲秩序、讲礼貌的民族，可是，那时并不是这样。讲礼貌也只是在朋友之间的小圈子里，出了这个圈子，就不讲礼貌了。不仅在朋友之间，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讲礼貌，也就是说，公民社会的建立，还是在日本人开始排队等车的时期，即80年代前后吧。战后的日本就是“衣食足而知礼节”的一个典型。

（我于1960年代后期在东京大学求学。东京大学是一所录取门槛很高的大学，但当时的日本大学正因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而动荡不安） . 高考 到了高三，就没有什么课了，我在家里开始准备参加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每天除了睡觉、吃饭以外，全是学习。考试题目，我已经忘了，但我记得考试科目有“国语（测试对日语教科书的理解能力、作文能力以及日本古典文学[与现代日语差别很大]的理解能力）”、数学、化学（也可以选考物理）、英语、世界史（也可以选考日本史）。其中，我觉得世界史最有意思。哪年发生了哪些事之类的单纯的事件姑且不说，想想这些事件的背景、相互关系等等就很有意思。 . 高考是一件大事，所以，考试当天妈妈陪我去了考场。如果在欧美国家，一个人到了17岁就是真正的大人了，而在日本却还没有独立。考试结果，我是和高中同学一起去看的。大学校园的一角，竖立起了一排告示板，贴着白纸。如果上面写着我的考试编号，那我就考上了。 . 东京大学的文科当时分“文一”、“文二”、“文三”，理工科有“理一”、“理二”、“理三（医科）”。“文一”是法律系，培养出的高级官员或企业干部最多，是东京大学的柱石。“文二”是经济系，当时这里几乎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老巢。“文三”是文学系，人称是以最低分数进东京大学的地方，因为即便攻读文学或社会学，也不能在大企业就业。 . 正像开篇我说过的那样，自己小时候就有“上东大”的强迫性观念，高中时数学也不好，所以，我就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就是“学社会学看看吧”。因此，我报的志愿是文三，而且一举考上了。当我在告示板上看到我的编号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感，二话不说就和朋友们径直奔向附近的繁华街道涩谷，看了一场美国谍战娱乐电影《拿破仑独奏（Napoleon Solo）》。我记得那还是我第一次看电影。 . （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正门。这里比本乡的东京大学更显自由与开放。） . 课外活动——管弦乐团 日本的大学是在4月开学。开学那一天，走下车站的台阶，透过一片盛开的樱花，可以看到我憧憬的东京大学的校门。新生要去的教养系在驹场，就在战前旧制高中“一高”的校园里。一般同学大三开始上专业课时，才转到本乡的校园去。这里是江户时代最大的大名“前田家”的宅邸，至今，池水庭园风光不改，庄严肃穆的大门“赤门”依然如故。 . 驹场的校门前后都立起了很多招牌，各式各样所有课外活动的“部”都在招徕新生。其中合唱、管弦乐队、空手道、柔道、游泳、棒球（东大棒球以弱著称）、舢板（这个很强）、辩论（为有志于政治家者所设）、拉拉队（在各种体育比赛中为东大队鼓劲）、落语（类似单口相声。江户时代的曲艺之一）以及其它等等“部”，应有尽有，遍及文化、体育各个领域。 . 人们说“日本的大学进去（考上）难，出来（毕业）容易” 。医科、理工科等，学习要求很严，其他科目就如上所说，很宽松了，我也很少去上课。到了期末，常常是到教授那里去道个歉，“提交一份报告（看一本书，写一篇2页左右的幼稚的读后感就行了）”，就可以得到及格分数了。 东大的学生毕业后，基本上就业毫无问题，所以，他们就把很多精力投入到课外活动或打工方面去了。日本的国立大学学费便宜，即使是地方上的贫困家庭，也能把优秀子弟送到东大来，把他们培养成精英。而且，这些学生身穿磨破的制服打工。当然，现在为了进东大，还需要请家庭教师，上补习班，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此，近来东大的大多数学生都是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家庭的子了。 . 另外，某项课外活动的“部”超过一定人数，就可以从校方领到一点点补贴。“部”就像是一个小社会，也分派系，也有意见纠纷。选“部长”也是一种政治运作的实习。而且，一个“部”里的伙伴——高年级、低年级学生，毕业后就成为最可信赖的“关系”。也就是说，“部”才是日本大学生的人生，所以，招徕新生是很重要的。 . 对“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 这些“部”的巨大但简陋的招牌戳在地上，旁边就是搞“学生运动”的一伙人（或者可以说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民族主义分子吧，都是反美、反政府的，大部分都在日本共产党或日本社会党的旗下，不过也有更加过激、志在发动暴力革命的派系。为培养精英而建立的东京大学，也有反政府的学生）一只手拿着手持扩音器，展开了一场对“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 . 他们身穿落满灰尘的学生服，邋里邋遢，总使人感到飘散着一股沾有酒和女人气味的颓废风气。战前，军方严厉限制言论，日本社会对此记忆犹新，社会党、共产党也以苏联和中国的实力为背景，在国会进行对抗，以使政府不能进行取缔。为此，警察也无法只凭思想或言论，逮捕这些搞学生运动的家伙。因为能够逮捕他们的法律，由于在野党的反对，未能在国会上获得通过。 . 各系分为几个班。文学系要求学生学习法语或德语，并按照这些语种分班。我选学了法语，也学了德语（哪样也没学好）。法语班里女同学多。我当时想作一名社会学者，但社会学课没什么意思。而且当时我也没有勇气到类似贫民窟那样的地方去做实地调查（1980年代之前，东京、大阪有一些无家可归的路边生活者及地方来的打工者居住的区域）。到了大三，我就转到“教养学科”去了。 . 教养学科 教养学科与全体一、二年级学生必须去的教养系不同，是少数优秀生的特殊专业。它仿效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潮流，打破专业的壁垒，培养学生综合判断事物的眼光。这里又分为国际关系论以及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域研究、科学思想史、人类学等专业。并不特定法律、经济、文学等专业，而是利用各种学术角度，综合研究美国或中国等国家的问题。从文学系转到教养学科需要成绩优异。我运气好，成绩刚刚够转专业，而这改变了我的命运。 . 教养学科的学生和其他系的学生不同，都留在驹场“旧制一高”的老校园里。这里没有本乡校园里那种刻板的学院氛围，而是充满自由的气息。担任教学的教师多是朝气勃勃的年轻学者。我在这里选择了国际关系论专业（理由不记得了），学习世界政治史、国际法、经济学、苏联经济等课程。说是学习，其实除了讨论课以外，我基本上不去上课，经常在图书馆里涉猎各种有趣的图书，或者去管弦乐队吹单簧管，就干这两件事。 . 教养学科的课程中（这是一个很奢侈学科，有的课，只有一名学生听讲。后来我在东大教书后才明白，老师的报酬很少。而之所以能够召集很多著名教师来上课，是因为“东京大学客座教授”的头衔对很多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有关“莫扎特”的课，尤其使我难以忘怀。日后成为一所名牌音乐学院院长的一位莫扎特专家，倾其所有学识，不吝赐教。 . 这也就是说，教养学科允许学生尽情发展自己的爱好，可以利用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或者物理学等任何方法分析事物，养成一种“侵入”他人专业研究领域而满不在乎的态度。后来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时，曾为英语煞费一番苦功，但在观察事物的观点方面，绝不低于其他学生，这就是托教养学科的福吧。这门战后创立的新学科，为日本外务省及学界输送了灿若繁星的众多人才，现在已改名为综合文化学科了。

“企业社会” 战后的日本经济与社会如果离开大企业是无从谈起的。除了战前就存在的财阀系统的大企业、银行等之外，战后又出现了松下、索尼以及本田等，几乎从零开始，靠一代人白手起家建立的世界性的大企业，它们提高了日本人的收入，保证了人们的就业与生活。 每年3月底从大学毕业的人， 到了4月就一齐涌入企业或政府部门“就业”了（就业机会减少的时期，学生们在大3的时候就开始遍访各企业找工作了）。 . 我是1970年大学毕业的。那时，同学中最有人气的就业单位是大银行、大企业。因为那里的工资比公务员高多了，还提供住宅，养老金也不少。所以，日本的父母们竞相让孩子考进“名牌大学”。大企业中，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很多，他们也想让自己的学弟、学妹进入自己的企业。所以，一个人如果考进了名牌大学就很容易进入大企业。 . 如上所述，这引发了异常激烈的“考试竞争”。为了考进名牌大学，孩子们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都要进名校。最极端的还要进“名牌幼儿园”。我小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强迫性观念“要上东大”。所以，进入高三后，我就闷在家里，每天学习15个小时左右，一直坚持了一年。 我记得，当时考试科目有国语（包括明治维新以前使用的“古文”）、数学、历史（世界史或日本史任选其一，但是，关于日本现代史，由于日本左右两派意见不能统一，大学入学考试题目中，没有日本现代史的考题。因此，高中日本历史课只教到明治时期）、化学（或物理、生物），还有英语（我在初中、高中时还学过原文阅读中国古典作品的“汉文课”，记住了一些中国的古典作品，还学会了欣赏壮丽的唐诗）。 . 就这样，我们这一代战后不久出生的“团块一代”，一方面被灌输了以民主主义为名义的“平等观”，另一方面，又被教导说“要战胜对手”，并屡次通过了严酷的考试竞争——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一种人。 . 但是，这“团块一代”考进大学以后，除了法律、医学以及工学等专业以外，大多数人就不学习了。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日本的大学考进去非常难，但是一旦进去了，毕业就很容易了”。很多人认为，大学就是进入繁忙的社会生活之前的临时休息站。学生就是不去上课，期末交上2、3篇“报告（看一本书，写一篇读后感也已足矣）”，教授就会给你及格分数（注：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学生变得认真起来。由于学生对教师进行评价，教师也开始认真授课了）。 . 我4月进入东大，怀着一颗激动的心走进校门，眼前涌现出舞蹈部、落语（类似中国相声）部、空手道部、网球部、剑道部、游泳部等很多俱乐部的巨大招牌，还摆放着桌椅，劝新生加入。 旁边还有不少“声讨美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牌。一些总是令人觉得粗野、不洁的学生活动家们，一只手拿着扩音器，拉长声调，高声发表演说，说什么“美国～～企图统治亚洲～～，日本人民～～绝不答应～～～！”云云。 . 我在高中时曾加入过铜管乐队吹奏单簧管，因为喜欢古典音乐，所以我加入了大学的交响乐队。后来大学4年给我留下的印象便是在图书馆里饱览自己喜欢的书籍、交响乐的练习、还有听有关莫扎特的课程（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论，但我属于一个新成立的系——教养学系，课程自由开放，莫扎特的音乐课也可以拿学分）。也就是说，由于考进了名牌大学，人生的成功就有了保障，所以在大学里，学生们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还可以打工。 . 大学时期，有效利用时间的人和没有目标盲目荒废光阴的人之间，差距是很大的。 而在大学里几乎没有学习也可以进入大企业的现象，大大降低了日本人的文化水平。一个人即便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声讨美帝国主义”，但一旦进入企业，也要和客户或同伴，用公司的钱喝酒到天亮。他们只能极为普通的——到欧美国家出差也不会讲英语，文化水平很低——作为公司职员度过一生。 . 植木等演唱的《苏达拉调》是1960年代日本流行的著名歌曲。植木等是 “疯狂的猫们（crazy cats）” 乐队成员、喜剧演员。当时，经济高速发展，工资不断提高。这是一首愉快的歌曲。 youtube,スーダラ節 – 検索 歌词大意是：公司职员摆出猛干的架势，晚上就用公司的钱去酒吧，一家接一家地喝酒，末班车都没有了也不回家，睡在车站的长椅上。即使明白这样对身体不好，他们也觉得非常好玩，不忍善罢甘休。植木等自称是“日本第一不负责任的男人”，真是一点不假，很快就把刚刚结束不久的战争忘得一干二净，挥霍公司的钱大吃大喝，毫不负责任。 . 在工资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个时期，人们只考虑享受快乐的生活，不讲意识形态，也不讲价值观。不少日本人家庭里，老爹深夜不归。就是回来了，家里狭窄，也没地方好好休息。他们很晚回到家，洗洗就睡了，清早起来又马上去公司上班。 家里“父亲不在”成了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少与父亲接触的孩子们，缺乏父亲的阳刚性，长大成人后，总是有点办事不牢靠，常常缺乏自立精神。孩子们没有从父亲的口中听到有关实际社会的结构、动向的讲解，所以经常采取从缺乏实际生活经验的学校教师们那里听到的，反政府的抽象见解。 · 由于没有教孩子们了解政府、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孩子们长大后，有的一切都过分依赖政府，有的则相反，过分与政府对立。这样，在战败后的日本，支撑社会的意识形态缺失，社会的凝聚力是依靠“增加收入”维持的（注：这是2000年左右以前的现象，此后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如今，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追求进入大企业的倾向也略有减弱，我感觉拥有自立精神的年轻人正在增加）。

在战前的日本教育中，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这使日本实现了很高的识字率，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当时高中和大学的数量有限，能够升入高中、大学的人非常少。 毕业之后，他们往往成为高级官僚、大企业的管理人员等，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不过，正如后面还会谈到的那样，他们所接受的并不是军国主义教育，而是遵循西方知识传统的自由主义教育。 . 相比之下，战后日本推广了美国式的“民主主义”，平等受到高度重视，大学的数量也迅速增加。 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日教组，即日本教师工会，一直对此进行抵制）， 除此之外，学校也没有特别灌输什么可以称为某种“主义”的思想。 .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当时存在一种“主义”，那大概就是“平等主义”。 我本人并不喜欢日本社会这种“大家必须都一样”的气氛（直到今天，大学生一到三年级左右，无论男女，都会穿上一模一样的黑色正装去企业求职，参加所谓的“就职活动”）。不过，这种平等主义也有好的一面。 . 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上完课以后，大家一起打扫教室。我们先把课桌搬开，然后趴在地上，用湿抹布擦地板。到了冬天，我们会用从井里抽上来的水浸湿抹布，因为井水比自来水暖和一些。 . 中午则有学校提供的午餐。大家一起到学校厨房去，把装在大桶里的饭菜抬回教室，然后大家一起分餐，一起吃。说起来，我还隐约记得，吃饭的时候，教室里的扬声器会播放从“广播室”传来的“广播节目”，由老师和同学们自己主持。 还有一种牛奶，是用美国“送给”战败国日本人的陈旧奶粉冲出来的，味道很怪。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成了一种令人怀念的记忆。 像打扫卫生、分发午餐这样的集体劳动，我觉得非常好。无论是像我这样的优等生，还是像某某同学那样成绩不太好的孩子，在这些事情上都没有任何区别。这种经验后来也形成了日本企业中平等主义的好的一面：公司社长也会到工厂现场去，同工人们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 . 平等的背后，是激烈的竞争 后面我还会谈到日本“民主主义”的特点。“民主主义”其实包含很多不同的方面。除了平等，自由也是民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民主主义在原则上，就是自由的个人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而自由，也必然带来竞争。 . 即使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全国许多母亲最大的愿望仍然是“让儿子进入大企业，得到终身雇用”。因为大企业工资高，待遇也好，比如还会提供公司住宅。 为了让孩子进入大企业，就必须让他从“名牌大学”毕业。因为企业的人事部门为了省去逐一筛选求职者的麻烦，实际上会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预留几乎不需要经过正式考试就可以录用的“名额”。 . 而要考进名牌大学，就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因此首先要进入一所高水平的高中。要进入这样的名牌高中，又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高中入学考试，因此最好先进入一所高水平的初中。就这样，我们这一代出生于战后不久、人数特别多的人，是在一路参加升学考试、不断竞争的过程中长大成人的。 . 我的小学位于东京郊外的边缘地带，所以那里的气氛还比较悠闲。 不过，在母亲的要求下，大约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每个周末都要到市中心的一家“升学补习班”上课。那里教的是怎样快速心算、怎样在考试中拿高分，以及各种应试技巧。 那时我才11岁，每个星期都要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和电车到市中心去，单程就要一个小时。我特别喜欢站在中央线电车驾驶室的正后方，看司机怎样驾驶列车。不管是电车、汽车，还是国家，我都喜欢“驾驶”。直到今天，这条线路上所有车站的名字，以及哪里有弯道，我还全都记得。 . 在这家升学补习班里，我有一次考试取得了全国第二名。我们是人数特别多的“团块世代”（战后婴儿潮一代），能拿到全国第二名，还是相当了不起的，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骄傲——当然，也只有那么一次。 .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有些大意了。入学考试的前一天，我竟然和朋友们跑出去玩，结果正式考试时漂亮地考砸了，没能考进那所学费便宜的国立初中。 最后，我还是考进了一所入学难度差不多的私立初中。不过私立学校的学费很高，让父母颇为头疼。 学校里有很多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我自己有时也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来。比如，朋友们每天带到学校来的便当，就比我的便当豪华得多。 (还将继续)

我的父母属于所谓的知识阶层。父亲毕业于东京大学，母亲是一位著名考古学家的女儿，毕业于津田塾大学——当时日本最好的女子大学之一。我一方面对此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从小就仿佛有一种强迫观念：自己一定要考进东京大学。 . 我上小学是在1954年至1960年间。那是东京郊外的一所市立小学，班里的学生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 家长的职业五花八门，有公司职员、铁匠、木匠、鱼店老板，也有医生。市里有一片朝鲜族居民比较集中的地区，所以那里也有很多孩子来我们学校上学。他们的父辈是在战前朝鲜半岛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时来到日本的，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并不稳定。但当时的我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而且大家长相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我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属于另一个民族。 . 日本为了打破封建制度，自1873年建立义务教育制度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直到今天，日本的住宅区虽然十分拥挤，但小学和初中的校园往往仍然相当宽敞。 战争结束后，大批士兵复员回国，因此从1947年开始的几年里，新生儿数量猛增，形成了所谓的“婴儿潮”。 这一代人后来被称为“团块世代”，对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我就读的小学也是为了容纳突然增加的儿童而匆忙新建的。操场很大，但只有两栋木结构的校舍。现在这所学校早已改建成钢筋混凝土建筑，听说屋顶上甚至还有室内游泳池。但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每到夏天，上游泳课都要走上20分钟，到市营游泳池去，在冰凉的水里游泳。 . 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 关于战后日本教育，当然应该已经有许多专门的研究著作，所以我这里只想谈谈自己亲身经历中注意到的一些事情。 首先，当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刚刚结束不久的那场战争，学校也几乎什么都不教。不过，偶尔会有左翼活动人士来到学校，让我们唱一些诸如“反对原子弹之歌”之类的歌曲。我觉得那种略带悲壮色彩的旋律很美，于是就跟着唱“决不允许原子弹”之类的歌词，却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 歌词并没有直接谴责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的美国，而是写得仿佛原子弹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不过，在当时的气氛中，却隐隐传达出一种没有明说的意思：归根结底，一切都是日本政府的错。 . 战争刚一结束，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活动就非常活跃（有时还得到苏联的支持），特别是在小学和初中的教师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当时，作为教师工会组织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成立，并与文部省展开对抗。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前文所述的情况。 . 不过，我们这些学生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学校里照样会升日本国旗“日之丸”，我们也会唱国歌《君之代》。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称作“爱国主义教育”的东西。 . 对于一个战败国来说，这大概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国家刚刚战败，要人民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不容易；同时，也不可能公开地仇视战胜国美国。 . 而且，战后占领日本、直至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美国占领当局，也向日本国民灌输了一种观念：战争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这种做法通过对出版物和电影等进行“指导”——实际上就是审查——而得到贯彻。与此同时，左翼政治家和社会活动人士也不断宣传一种观点：总而言之，日本政府就是坏的。 . 战后的日本就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1947年2月，左翼各政党曾策划发动一次总罢工，即全国规模的大罢工。如果当时没有被美国占领当局制止，日本甚至有可能发生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 而日本左翼后来之所以逐渐沦为一种类似“永远的在野党”的少数政治力量，是因为从1955年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急速增长，广大国民的收入水平也随之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