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

  • 特朗普的世界：旧秩序正在崩塌吗？

    ——全球动荡中的自由、法治与未来 （本文将刊载于3月17日发行的《Newsweek Japan》上） 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分析人士一直在指出：由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可能正在走向终结。如今，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面临被封锁的风险，全球股市、油价以及其他经济指标剧烈波动。整个气氛几乎带有一种末日般的不安。 · 历史上，既有的安全与经济稳定体系突然崩溃的时刻并不罕见。罗马帝国的崩溃，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伴随大英帝国衰落而出现的巨大动荡，都是典型例子。关键的问题始终相同：混乱会持续下去，还是最终会形成某种新的秩序？ · 当前动荡的根源，在于美国经济的空心化以及对政府公债日益加深的依赖。特朗普总统把控制财政赤字、避免国债市场崩溃视为最优先目标。为此，他曾自豪地提高关税，但在最高法院裁定这些措施违法之后，这一政策以失败告终。 他的第二个目标——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取胜——原本计划通过结束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来提升支持率。然而，这一努力同样未能实现。 如今，在事实上放弃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幻想之后，他反而推动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地的军事干预。 · 在这样的时代，北约中的欧洲成员国——长期以来自由与民主思想传统的守护者——本应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角色，帮助美国回到更加负责任的道路上。然而现实却是，它们自身正陷于经济停滞和国内再分配诉求之中，并日益受到民粹主义政治的困扰。 以色列方面则坚持追求绝对安全，而几乎不考虑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继续推行强硬政策，但从中看不出清晰的长期战略。 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经济问题。中国经济为了维持其庞大规模，不断注入公共资金，反而加剧了矛盾。政府通过补贴维持企业运转，同时试图通过扩大出口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这种做法正越来越多地在世界各地引发不满。 · 在这样的全球混乱之中，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现代文明中关于自由、民主与法治的价值，还剩下多少仍然完好无损？ 美国本身提供了一个答案。即使是特朗普，也未能推翻深植于美国宪政体系中的法治原则。今年1月，最高法院——尽管其中部分法官由特朗普任命——仍裁定他的关税措施违法，并要求向企业退款。 同月，在密尔沃基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当3000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被部署以加强对无证移民的搜捕行动时，两名抗议行动的市民被枪击身亡，引发了大规模公众抗议。市政府随后推动立法，对ICE的活动设定限制，而负责监督ICE的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最终被特朗普撤职。联邦政府与州、地方政府之间权力关系的清晰界定，很可能防止了局势演变成类似内战的冲突。 · 在国际组织方面，特朗普暂停了美国对联合国的财政拨款。然而，鉴于联合国总预算不足40亿美元，这笔款项仅略高于8亿美元，绝非巨额资金，因此相关各方应该能够制定出充分的应对措施。此外，特朗普试图建立一个名为“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的替代性机构，但未能获得欧洲各国政府的支持。 · 美元很可能仍将维持其在全球支付与储备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它依然是海外使用最广泛的货币，而且在实际操作上极为便利。近年来出现的稳定币（stablecoin）的作用也值得关注。不过，由于多种原因，美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很可能会对其他货币逐渐贬值——历史上也曾发生过类似情况，例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 全球贸易体系——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机构为代表——也将继续存在，因为多数国家的关税结构仍然以WTO规则为基础。航运、航空以及电信等领域的国际制度同样会持续运作。制造业中的全球分工体系，也就是所谓的供应链，其基本结构也将保持，从而推动企业在低工资国家投资，并提升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 · 唯一真正巨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人工智能：它将如何重塑世界。人工智能会服务于人类，还是人类最终会反过来服务于人工智能？ · 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中，日本必须始终把握进步的真正意义：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扩大人类的基本权利。 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稳步推进社会的现代化与理性化。但这一任务仍未完成。今天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政治家和官僚的素质正在出现令人担忧的下降。国家决策不应沦为民粹主义式、道德自以为是的多数统治，而必须通过审慎的思考与理性的辩论来形成。

  • 日本的“国家”特征

    （自博客恢复以来，针对中国读者应撰写的内容尚未明确。由于中国及周边局势瞬息万变，实在抽不出时间撰写系统性文章。因此今日决定发布一篇早于2008年的旧文。这篇写于2008年9月雷曼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文章，中国在此次危机后加速迈向大国的进程。） 包括江户时代（1603～1868）在内，日本一直生存在中国投射的巨大的影子中，尽管其国家体制当初是模仿中国的律令制，但是，它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西欧，是一种独特的国家体制。 如前所述，中国经过长达273年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建立了隋、唐大国，为适应这种形势，日本随之加强了中央集权，公元701年制定大宝律令，引进了中国的律令国家体制，即法治体制，在经济方面则采用了班田制。 但是，即便在唐代，虽说实行了律令制，朝廷中贵族势力还是远远超过科举官僚势力，地方上，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经过五代十国的大乱后，贵族势力衰弱，到了宋代，科举官僚才取而代之，确立了国家精英的地位。 日本的平城、平安时期（710～1185）也是如此，与其说是法治国家，不如说是贵族制。班田制实际上也不是把农田所有权交给农民，不如说它更接近俄国的农奴制，是一种强制性地把农民束缚在耕地上收取“年贡”的手段。不过，这种制度的实施取得了什么效果，还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中国也是如此，班田制几乎仅限于北魏。 其后，日本经过平安、鎌仓、南北朝时期，“公家”与武士之间围绕土地支配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形成战国时代（1467～1573）的历史背景。 ・ 结束了土地所有权之争的是丰臣秀吉，他通过禁刀令和检地，打开了日本专制时期的大门。通过检地，他没收了大名和武士的土地所有权，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虚拟所有权”——因为原则上禁止买卖土地直到明治时期修改地租为止，所以实际上，与其说是所有权，不如说是使用权。另外，丰臣秀吉的检地究竟是确立了农民的权利，还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课以租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待，笔者尚未明了。但是，长子继承已经法制化，土地成为特定农户世世代代的“担当”，所以，这里自然会产生出类似于对所有权的感情。 大名、武士被“任命”到“知行地”这一点，在专制体制下，或与古代国家的“代官”没有区别，但是，农民上交的年贡可据为己有了。他们经过江户时代，惧怕倾家荡产，改变身份。江户时代是“君主与诸侯签约，君主承认诸侯的领地所有权，作为交换，诸侯立誓承担出兵的义务”。这不是西欧式的封建制，毋宁说是更接近专制政体，否则，日本转变为近代国民国家不会是那么容易的。 另外，武士当初与其说是与外国作战的军人，不如说是保护贵族领地的侍卫。这种武装势力的伦理观在支配立法、行政、司法权这一点上与中国大不一样。或许中国经过了春秋、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动乱时期后，整顿了利权和土地所有权，很早就确立了专制主义。 ・ 权力的相对性 ・ 经过这些时期，日本国家的特点是：国家体制上经常（但信长、秀吉时期除外）附着有一种模糊感，权力的形态、行使的方式使人感到就像阿米巴变形虫，不断变化。 真正的权力并不一定总是在天皇、关白、将军等公职方面。而真正的实权派如果不与法定当权派站在一起，也会失去权威的依据，因此，他们很难大权独揽，专横跋扈。 这就是外国学者也曾作为权力的双重性指出的日本国家的特征。它不会产生类似于中国或西欧那样以独一无二的绝对价值观为前提的强大领导能力，而是一种像泰国那样“宽松”的、兼顾四方、寻求共识的国家体制。 ・ 到了明治时期（1868～1912），日本为了避免沦为殖民地，向建设西欧式的近代国民国家挺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1873年宣布实行可称为国民国家三大神器的①义务教育（灌输国民、国家的意识形态）、②征兵、③修改地租。 ・ 大正时期（1912～1926）确立了民主的政党政治，但是，宪法中缺少了关于总理大臣的规定，导致了军部的专横跋扈。军方一部分人极力推出超国家主义皇国史观，将其作为唯一绝对的价值观念，并以天皇的权威作后盾，掌握了国家的实权。至此，日本未能控制住国民国家这部强大的战争机器，走上了失败的道路。日本原本是寻求共识的国家，是不习惯于选择绝对价值观的，而一旦硬要选择，就会陷入狂热，再加上日本不善于观察国际形势，因而引发了太平洋战争这场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