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哈佛

4月，外务省研修开始。8月我们被分配到各科实习。我通过外交官考试时，提出了将来想专攻俄语的愿望，得到认可，因此，我被分配到了苏联科。大学时期，我亲眼目睹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生运动，对共产主义以及苏联很关心，还很幼稚地想到，如果促进日苏经济关系，就有可能缓解日本过分的对美依存。苏联与美国将世界一分为二，是一个大国。以苏联为专业，意味着将来有可能在外务省升迁到相当高的职位，因此竞争很激烈。不过，虽说如此，也就5个人提出了志愿，竞争仅有的2个名额。

苏联科受命负责苏联驻东京大使馆人员定额问题。冷战时期，苏联大使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制定了限制了其人数的制度。我的工作就是管理签证的发放，以防止超过定额。但是，这种细致的公务不适合我，在我负责期间，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外交官员时常超过人员定额。他们注意到这一点，或许以为这里可以找出某些日本发送的信息，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工作失误而已。就是说，历史的进程常常不是有意策划好的，类似工作失误这种偶发因素，也有可能改变历史。

习惯了工作，产生了兴趣之后，也就是进入外务省1年零3个月时，我们这25名外交官的苗子，同时踏上了海外留学的旅程。欧洲各国的外交部采用外语好的现成人才，而日本外语好的人才非常少，即使有，其他能力欠缺的话，也不能采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拼命地从英文书本上学习技术或法律，在英语读写方面，能力很强，但在听说方面，能力几乎等于零。日本社会是一个基本上完全不用外语的社会（欧美的很多书籍都翻译成日语出版了，大学也只用日语就行了），如果只呆在日本，外语的听说能力是不会提高的。

因此，不去外国留学，外语的口语能力是几乎不可能提高的。所以，日本外务省要让刚进外务省的所有外交官的苗子去外国留学2年。俄语、中文、阿拉伯语、韩语比较难，留学期间为3年。学俄语的人，要先到美国或英国留学2年，不仅要学习俄语，还要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最后1年去莫斯科留学。

按规定，我最初2年是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因为那里有在美国也是最好的苏联研究中心（现更名为Davis中心）。虽然我的ＴＯＥＦＬ分数不够，但是，哈佛大学似乎因为我是日本政府派去的留学生，破例接受了我。

在此之前，我没有出过国，坐飞机也只是第2次。在太平洋上空，当我透过飞机的舷窗看到日出时，感到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实际上，外国留学就是一个新的开端。外国与日本是根据不同的思想范畴运作的----在美国，人们比日本更自由、开放----与日本相比，我感到更加广阔的前景展现在眼前。

那年，包括我在内，共有7名外交官伙伴去美国各个不同的大学留学。最初的1个月左右，我们在美国中西部偏僻乡镇Carbondale的一所大学里参加夏季英语讲座。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心里有些打鼓，不过，我们7人中有一位了解美国，使我们增强了信心。另外，在Carbondale，我们7个人总是一起活动，成天打麻将，没怎么学英语。

夏季讲座结束后，我买了一辆二手车，装上全部行李，独自一人驶向东海岸的波士顿。孤身一人，面向地平线的远方，奔驰在美国的大平原上，真可谓自由奔放！

在国外，本来就脱离了国内烦杂的人事关系，所以，美国的自由常常被看成是一种过度的夸张。实际上，在美国也有背地里说坏话的，也有勾心斗角的，很多事情不是通过公开讨论决定，而是暗地里事先谈判决定。但是，1971年，当时美国还处于嬉皮士的全盛时期，美国白人中，把"实现自我"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价值的自由主义还很盛行。日本外务省是很严格的，能够将根本没有出过国的年轻人单独放飞到异国社会上，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了解美国这种社会的优越和严格的。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很多事情，但是，你要自己个人承担起其结果所带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