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第三要素----以信誉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以及自发性的顾及"公事"

就这样，日本形成了农村以自耕农为中心、城市以商人为中心的社会。有人说，江户时代身份（与中国同为"士农工商"）等级森严，但实际上，自耕农及商人的财产都没有受到政府的侵犯，因此，社会上应该是建立起了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尤其是在农村，独立、平等的自耕农，时常汇集一堂，决定村中事项。所以，人们认为，至今仍然是日本的组织特征的、按照"共识（通过说服达成全体一致意见）"决定事项的方式，就是在这时扎下了根的。

村里成员经常需要共同进行田间作业，因此要求大家都要勤奋。如果有一个人消极怠工，就会降低整体的效益，所以懒汉会被村里人疏远。反过来说，就是日本树立了崇尚勤劳的道德，即："诚实、勤奋工作的人就会得到周围（社会）的承认"。而被上层强制劳动的奴隶，只会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在树立了勤劳道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会自觉地工作，每个人都会对工作的结果负责，因此，制作出来的产品切实可靠。所以，牢固树立"勤劳道德"，对于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来到日本的欧洲人，看到日本人尽管并不皈依某种特定的宗教，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却很遵守道德，相互信赖，感到很吃惊。的确，日本人在家里设有神道的"神龛"，也设有佛教的佛坛，每天都向双方祈祷。虽然并没有很明确地意识，但大体上是向神龛祈祷太阳神等保佑，向佛坛祈祷祖先之灵。另外还有不少人哪方神灵也不信。

所以，在日本，依据某种宗教的生活规范是很宽松的。但尽管如此，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成文的规矩，如：骗人的家伙第二天就没有人理他了。这来源于何处呢？大概是来自农村生活吧。欺骗他人的村民，村里就没有人认他为乡亲了（这叫"全村绝交"），这个人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大家都很守信用。

"规规矩矩"----勤奋、不骗人----这正是日本人的基本道德观。由于具有这样的道德观，所以，在日本，不依靠宗教，就能够维护类似于西欧公民社会的自发的规范。而且，在日本，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日本人一般是不只考虑到自己，还会考虑到整个组织、整个社会。他们认为，只顾自己是不道德的。这大概也是起源于农村生活吧。不过，江户时代，儒教（其中，朱子学）被公认为武士应该遵从的学养（至今，东京中心还遗留着当年相当于东京大学的"汤岛之圣堂"，矗立着孔子的塑像），因此，儒教的秩序概念也是"规规矩矩"这种道德的构成要素。

另外，在"日本人考虑国家整体"时，战前的军人们把它与效忠天皇联系在一起。但同样是战前受过自由主义教育的学生们（战后他们很多人成了企业经营者），在"考虑国家整体"时，我看，就是一种从"维持本公司职员及其家属的生活"开始，"为改善全体日本人生活做贡献"的感觉。这是一种没有受到任何人强迫、自然、自发的心情。

关于欧洲人的勤劳道德，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04年写过一本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部）》。书中指出，通过勤奋、诚实的工作得到上帝承认的新教教义，成了资本主义的勤劳道德。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北欧各国、德国北半部、英国一带以及美国东北部，即：在新教扩展的地区，质朴、勤奋的人的确很多。

在这里，如果假定"为了得到上帝的承认而勤奋工作"是西欧的勤劳道德，那么，日本也有与此类似的勤劳道德。但是，这不是为了得到上帝的承认，而是为了得到"世间"的承认，勤奋工作。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中国也形成了同样的勤劳道德，而且远比西欧和日本更早，即：16世纪阳明学就指出："四民平等，其心同，此为求善之心。逐利者，其心亦未污（大意）。"也就是说，勤奋工作的人，不论身份如何，都是可贵的。这被称之为"心学"。由此200年后，日本也形成了以儒教、佛教（禅）为基础的"心学"。由于其倡导者是一位名叫石田梅岩的学者，所以被称为"石门心学"。其作为一种老百姓也很容易理解的规范，在当时日本社会上很普及。自18世纪到19世纪，日本社会上推广儿童识字教育。有人认为，在群众水平的识字率方面，日本成年男性为50%强，大大超过了西欧各国。当时，还没有小学校，但是孩子们都在村里或镇上文人开办的私塾"寺子屋"里上学，学习中国的四书五经、珠算以及石门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