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皇帝为权力顶端的专制统治体制形成并延续直至宋朝的中国，却在元朝时期倒退---军队为地方割据权势所垄断---回到了封建制。长期盘踞北方的契丹、女真，然后是蒙古族的统治覆盖了中国全境。始自五胡十六国时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不断循环拉锯的权力争夺，最终在元朝以后者的全面胜利告一段落，并在其后的清朝再次陷入新的轮回。

有称蒙古起初并无席卷华南的计划，反倒是南宋撕毁盟约摆出一副讨伐蒙古的架势才引来蒙军的大举南下。不过江南没有因战乱而毁于一旦，拔群的经济实力依旧稳固。而蒙古想必也无法真正镇压整个江南，地方的权力结构也由此得以维持。

元朝仅仅持续了九十七年，由于气候变化进入寒冷期引发的饥荒和鼠疫的流行，在1368年被赶回北方老家。叛军正是兴起于江南。

据说俄罗斯也是如此，蒙古的入侵统治导致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迟滞倒退。不过关于俄罗斯的这部分多少有些夸大，蒙古帝国的建立使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更加便捷，也带来了商业的繁荣。

而中国的情况是，虽然战乱频发导致华北地区衰败荒芜，但以农业经济为支柱的江南繁荣依旧，手工业与宋朝时期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其实，元朝末期由于滥发纸币招致恶性通胀摧毁经济，并导致其后的明朝初期纸币发行制度的缺失，（据称这）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显然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危害带来的影响更加深远。

不过，明朝的汉民族统治看起来也算不上"英明"，更像是"掠夺"而不是"价值创造"。把近代中国发展阻滞的责任都算在蒙古头上，或许也有失公允。
后文将对此进行考证。

蒙式统治

欧亚大陆的内陆至今仍属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看似早已吸纳了现代消费文明，但社会中上下关系依旧受到威权主义制约，维持人际关系的则是地缘、血缘和各种利权。宋朝时期的汉族社会，上有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下有民间社会的地主压榨，显得颇为浓墨重彩，但以皇权为顶端的统治机构则严谨完备容不得丝毫的恣意变更。一直延用的律法似乎也维持着功用。

蒙古人把汉人官僚挤到犄角旮旯，将建立在武力与金钱之上肆无忌惮的统治模式带进了中原。从现代蒙古也不难看出，和国家制度框架相比，这里反复上演着基于个体之间的情感与利益的粗放式聚散离合。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游牧民族从没有什么所谓长子继承制原则，讲的是诸子均分，甚至有强悍者不惜兄弟相争，而元朝时期皇后等外戚加入到这种杀伐之中甚至变成了某种常态。

当然传统的汉民族、包括日本人中也常见这种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但在古代蒙古游牧民族这种现象更像是"二六时中（日语为"四六时中"）"，永不落幕。这里的统治呈现的是一种"液体流动状态"。1320～1333年仅仅十三年之间，竟然走马灯般的换了七位皇帝。

南宋时期的汉人官僚被迫沦为官场配角。元朝历代皇帝都是安排成吉思汗时代以来的心腹贵臣（包括蒙古、维吾尔、契丹、汉人和女真人等）的子孙世袭高官，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按照官位高低而是根据集团的远近亲疏来论资排辈。蒙古人的下级官吏也是按照血缘、地缘等门路关系来选拔。选用的南宋汉族官员又称"南人（南家）"，排在蒙古人、色目人（西域波斯和维吾尔等）、汉人（居住在中国北方的汉族、契丹、女真人等）之后的最低一等。
而长期以来用于选拔干部的科举考试，自元帝国建立后中断了四十余年，即使是1315年重启后仍规定（无论多少汉人应试）录取的汉人（加南人）人数均不得超过蒙古和色目人的总和。而且与宋朝时期每科招录数百人相比，元朝的录取名额不过百人。

虽然宋朝以前的汉族官员也并非各个优秀且两袖清风，但元朝官员能力欠缺又沉迷于权力者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元朝财政部门备受重用的色目人（波斯人等），更是多有贪污压榨之举，引得民众怨声载道。缺乏"公共（服务）"精神的污吏，在现代欧亚大陆诸国依旧屡见不鲜。

国家机构与法制

即便如此，国家机构还是存在的。从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时代开始，已经出现"中书省""尚书省"等官僚机构的建置记载，后代皇帝忽必烈沿续唐朝以来的中书省传统并在其下设六部，原则上由其负责统括民政、财政、军事的所有政务。到了1270年，财政部门扩容，心腹近臣波斯人阿合马被任命为长官（平章尚书省事），是为尚书省。

不过这些部门大多空有名号，并无具体职能和定员的相关规定，担任要职的都是皇家亲信近臣，相关政策也不过是他们之间角力的结果。

元朝和一度控制中国北方的金有所不同，并未采用大唐以来的律令。以皇帝或皇族名义颁行的布告或政令（诏敕）之类就具备法律效力。想必是由于其中大多是特定人员出于自身利益贿赂皇室加盖御玺而成，终究未能累积形成健全的法律体系。现代俄罗斯亦是如此，类似现象在叶利钦时代颇为常见，甚至在部分中亚国家至今依旧"健在"。不过，据说在元朝判例中也有参考以往中原律令的情况，司法实践应该更为错综复杂。

蒙古宫廷直接覆盖的统治范围其实相对有限。中书省直辖权限所及仅为以人称"腹里"的上都、大都为核心的戈壁沙漠以南的蒙古高原（内蒙古）与河北、山东、山西的华北一带。剩下的则被划分为若干区域，各区域为皇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设与中书省同级的"行中书省（行省）"。各行省作为所辖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表面地统领民政、财政、军事所有政务。

高峰时期行省数量曾多达十一个。这个模式有点类似地方（国家）联合体，或者可谓是唐末节度使藩镇割据的重演，但实际上地方并没有太大的权限。行省之下虽设有路、（府）州、县的三级行政区划，但"路"是以蒙古的军事司令为领主，对其下的州县选配自己的属下进行"封堵"，防范统治大权旁落。所以对于行省内部，中央政府的权限难以企及。

就是说原有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被迫易主，取而代之的是"新地主=蒙古贵族和武士"。当然并非华北、华南的所有土地都被圈入这种蒙式封建主义框架，还有部分汉人或契丹人地主残存其间，因而渐次形成了一种马赛克状的复杂版图。

土地所有权实况

那么，作为财富源泉的土地是否还保留在汉族居民手中呢。
可能还是"因地而异"吧。元朝建国之前蒙古与金军的战争使华北地区陷入荒芜，对于这些地方元朝都是利用士兵和战争中掠得的奴隶进行"屯田"开荒，并且从富裕的江南招募移民推动华北地区农场的重建。当然，参考日本战国时代的历史也不难看出，即便是连年征战也并非意味着辽阔的农田都会被彻底荒废。

从北宋时期开始，华北地区先后经历了辽、金等游牧民族的轮番统治，不少汉族农民背井离乡四散逃离，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居故土，在新一轮统治者的版图里继续着农耕生活。
因此，就算统治者换成了蒙古人，想必还是一如从前。虽然我并未看到有关这方面的具体的研究。

另有部分记录显示，此时华北地区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出现大幅下降。金国时期华北粮食平均亩产为1.5石左右，到了元朝暴跌至仅有0.6石前后，当然这个数据是否反应了当时的整体情况尚未可知。

而在江南地区，南宋末期开始官田比例渐增，大大提升了税收效率，之后这些官田被元朝悉数接管，加之从南宋皇族、高官和违法作乱者手中没收而来的耕地都用来"召佃"，驱使农民沦为奴隶从事粮食生产。

就是说在江南地区，"官田"与"投下"领主所拥有的田地曾同时存在。对于元朝来说，江南地区是重要的经济支柱，元末的红巾之乱即起于江南，而镇压江南也成为压垮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税制
对于所有权如此变化的中国大地，元朝又是如何从农民手中征收赋税的呢？
元朝在华北和华南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税制。华北地区的赋税由"税粮"和"科差"组成。税粮是按照各户的人丁数量或耕地面积征收；科差则是向对象各户征收丝料、包银。

这与南宋之前的赋税制度截然不同，南宋时期放弃掌握每户信息，根据地主占有的土地面积征收固定资产税。而元朝是否能够全面把握各户的实际情况，农户又是如何入手银两用以缴税的亦不得而知。

华南地区则直接沿用南宋时期的两税法。依各户的财产情况夏季以棉花（制品），秋季以谷物等按相应的额度缴税。

两税法始自唐朝，由于按照人丁向对象农户征收人头税过于繁琐，因而改为按照耕地面积向地主和自耕农每年征税两次的方式。

不过这些税收基本上仅用于元朝的地方政府机构，中央政府对专营和商税等收入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其他朝代。按照商税税率3.3%计算据说可高达中央财政收入的10～30%，但并不清楚具体是如何征收的；有称在州府之间移动或买卖成立之际缴税，但税吏也不大可能全程参与所有交易。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央财政收入的80%还是源自盐业专营。

综上所述，虽然截至宋朝，政府将大部分税收收归己用的中央集权制业已形成，但进入元朝以后，实质上重新转入大量税收被"诸侯"瓜分，带有浓郁封建主义色彩的体制。

军事

说起蒙古"铁骑"，以千人或百人为单位的矩阵早已闻名遐迩。不过细想之下不难发现，这里似乎并没有解除封建领主的武装集结成中央兵力的大规模常备军，即所谓"国家军队"的踪影。

中国是直到宋朝才解除地方武装勉强形成了皇帝直属的常备军体制---几乎花光了所有财政收入---，而采取这种无常备军方式，或许是因为蒙古一直以来都凭借集结兄弟、亲属和盟友手中的兵力实现对外扩张。无论华北还是华南，皇亲国戚和将军们以分封的土地为生，一旦有事则各自领兵与皇家军队一起出征，就像是重回两千年前的周朝。前述地方行政区划的"封土"正是源自这种历史背景。

不过，华北华南的地方统治体制依旧不乏各种形态的共存，如马赛克般斑斓，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迁。总而言之，蒙古人擅攻而不长于守，缺乏足够的人手去统治如此辽阔的国土。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俄国受到"蒙古统治"之后。和现代大企业并购之后保留员工空降高管的情形如出一辙。

据说蒙古司令官中还有人坚守游牧生活，而司令官们也兼管当地的司法。其中虽然也有以公正无私著称于史者，但士兵随军出征的费用都是个人负担，导致农民大多陷于穷困，甚至有人不得不卖妻鬻子，失地农民和背井离乡者更是屡见不鲜。

可见蒙古军队并非近代国家的常备军，而是封建制国家的军队。

蒙古统治时代的经济

对于蒙古统治时代的经济，一直存在正负两极分化的评价。一方面认为正是由于蒙古打通了一条自东向西无关税的商业通道，才创造了全球性经济繁荣盛况，并为西欧实现文艺复兴奠定了经济基础。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蒙古重商轻农，重用波斯人掌管经济财政，造成一攫千金的思想意识在社会上不断蔓延。这也间接导致了滥发纸币，最终摧毁了经济。

上述都不是全局而是基于一隅之见。首先看农业，有人认为"农民陷入近似于奴隶的境地；这造成生产率大幅下降，直至明中期才勉强恢复到宋朝的水平"。
这确实符合华北地区直至元朝建国前因战乱而陷入荒芜的境况。不过华南，特别是被称为谷仓地带的江南，一直与宋朝时期相差无几。

手工业方面，和中世纪德国"工匠师傅"(Meister)那种由工匠主导的模式不同，存在着一种由当局开设作坊强制工人劳作---有时甚至是无报酬---的匠户制度或匠籍制度。

当时的手工业者一律被编入匠籍，由工部统一管辖，且子孙世代强制相袭。当然这种管理应该并未涵盖所有农村地区的冶铁和纺织作坊。手工业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如果确如上述所记采用半奴隶制的经营方式，生产率的下降不难想象。这种制度一直沿袭至明朝，工人挺身而出进行抗争才最终逐渐获得自由身份，这也推动了明朝造纸行业的持续活跃发展。

元朝经济值得称赞的是商业的振兴，尤其是为此而开展的通道建设。常为人所提及的就是新首都"大都"---在一直以来的交通和行政中心城市燕京郊外建设的全新城市，即如今的北京---的河运工程。

位于如今故宫后侧的西海等就是当年被称为积水潭的人工湖，与大运河相连。这个时期大运河的中转中心不再是开封，而是天津，并且在天津还开设了海港。因此，来自江南的丰富物资经海路和大运河的双通道大量汇集至积水潭，而湖边的草原上，就放牧着元朝军事力量源泉的马匹。

这种局面与当年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完全依赖从南方行省埃及运到奥斯提亚港（Ostia）的小麦可谓如出一辙。
据说吞并江南地区以后，元朝的财政收入猛增二十倍之多。而江南还不仅仅是"粮仓"，占财政收入一半以上的盐业专营所涉及的盐以及茶叶也都产自江南。人口方面亦是如此，前朝南宋的都城杭州，人口规模一直远超元大都
。
经由西侧的丝绸之路，贸易走向历史巅峰。东南向的海上通道虽然不及宋朝时代的辉煌（为许可制），亦可谓繁荣依旧。

蒙古统治阶层入手大量白银后，将其投入合资贸易组织"斡鲁脱克"（ortogh）用于经商 [4]。直至十四世纪末爆发瘟疫前，西欧经济空前繁荣并掀起了文艺复兴的第一代浪潮，这也为其与元朝的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当然，瘟疫黑死病也正是沿着这样的贸易通道从元朝一路传播至此。

有称元朝"财政和金融政策被波斯人操控，一开始还比较顺利，但后期大规模增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胀，成为终结元朝的原因之一。"
这是否就是历史真相呢。诚然，蒙古帝国第五代大汗忽必烈提拔了中亚商人阿合马为平章政事---出生在现在塔什干近郊的伊朗语系族裔，这是相当于财政部长的要职。
而这恰恰与忽必烈南下征宋同时，元朝财政收入（短期内）增加数倍，这也被认为是阿合马手腕不凡的印证。

不过阿合马任人唯亲，安插相同地缘血缘同乡（即所谓"色目人"）为税吏，他们强征苛捐杂税大肆搜刮民财，朝野上下怨声四起。
财政大权在握的阿合马越发有恃无恐，甚至和忽必烈的皇太子抗衡，令蒙古和汉人等有权之势深恶痛绝，并最终在1282年遭人以铜锤击顶暗杀身亡，一众党羽也被肃清。
就是说阿合马与"色目人"在元朝初期短暂的时间里寄生于江南（积累的财富），成于此也败于此。

纸币在宋朝就已经开始使用，金国和蒙古时期也有所发行。元朝 "交钞"发行初期曾规定必须确保其与金银货币相互兑换，但吞并南宋之后开始大量增发纸币---从原本每年350万贯骤增至近二十倍的6000万贯 ---造成钞值一贬再贬终致崩溃。

这样的决策想必离不开阿合马的参与，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绝不是"阿合马灵光乍现推出不兑现纸币的创意，并由此毁掉了元朝经济"之类的逻辑可以解释的。

倒不如说，发行保障与金银相互兑换的"交钞"纸币的功劳，本可以算在阿合马头上。
而西欧最早出现的类似不兑现纸币，要等到十七世纪的瑞典。

元朝时代的社会与人

在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那些一直以来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又过得如何呢。
元朝在管理户籍时进行了"军户""战户""匠户""儒户""民户"等多达数十种的不同职业划分（"户计"），各职业按户世代强制相袭[1]。不过不同地区想必执行程度也深浅不一，说是世袭，挣脱束缚迁移他处者难免一二。

国家、居民的宗教信仰，与大宋时期并无太大的不同。虽然天神=Tngri（腾格里）是蒙古王室的"官方宗教"---这种方式与汉族王朝统治别无二致---但并不妨碍百姓信奉其他宗教。元朝即将建国时，北方金国信奉道教的全真教教团与大军西征中的成吉思汗在撒马尔罕（Samarkand）会面，获得了统领华北一带宗教的特权。全真教一时间风头无两，但在佛教各教派的反抗下，最终落败失去了垄断地位。

元朝之前，佛教中禅宗地位更高。1240年成吉思汗之孙孛儿只斤·阔端打算派军远征西藏时，曾私淑当时的西藏高僧萨迦班智达，形成类似"寺庙与檀家"之盟，自那以后藏传佛教深受蒙古人以及后来建立清王朝的女真贵族的尊奉。忽必烈甚至将佛教列为国教[2]。当然背后真相无人知晓。

诸般宗教的此消彼长，多伴随着资产争夺战。类似冲突在西欧天主教与新教教派的纷争中亦不难一见。
上述全真教的教团甚至还和华北金国的精英相互勾结，强占佛教寺院的资产[3]。

元朝退场之际的"天变地异"

罗马帝国和其他强权也曾因"天变地异"和瘟疫而加速灭亡。据说310～322年的大瘟疫使罗马帝国城市地区人口消失了50～70%。

在中国，汉朝灭亡后周边异族入侵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气候寒冷化趋势显著。而元朝末期则不仅是气候变冷，还出现了瘟疫大流行。

历史记录显示，1334年杭州因前一年的大旱与饥荒导致卫生和营养状况全面恶化，疑似鼠疫的大疫爆发造成五百万人死亡，中国人口减半[4]。

而这大疫又被传到了西欧。欧亚大陆毕竟是联通一体的，鼠疫的爆发几乎在同一时期横扫大陆两端的欧洲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