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开发与农法创新
　繁荣诸相
　海外贸易
　缺失的通货
　土地到底归谁所有？
　社会的"胶水"
宋朝时代的国家治理＝表面上的皇权绝对化
　国家机构
　科举的完善
　税制
　军事（军队）
　思想・宗教
　士大夫文化
宋眼中的外夷

（本章日文版更为详尽，鉴于其中多为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内容，故对中文版进行精简，聚焦笔者作为日本人关注的部分。）

延续四百多年的汉朝终结，进入长达三百六十年的分裂时代以及结束这个分裂又坚持了三百余年的隋唐之后，中国再次进入53年的分裂期--五代十国--所幸似乎并未沦落到汉以后五胡十六国那样农田变战场的荒芜境地。因而在五代十国，经济依旧得以持续发展，才有了后面大宋的繁荣昌盛。有了唐朝奠定的基础，中国在大宋时期确立起以皇帝为顶点的专制主义统治结构，并在后来融入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直至今日。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皇家独裁体制是如何在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商业与技术发展的加持下逐渐构架起来的。

开发与农法创新
江南开发到宋朝已经完成。这里与近代荷兰的干拓（填海造田）相似，始于对混有盐水的湿地的排水工程。新开发的耕地用于种植稻米，到十一世纪初期，已经可以生产双季稻或一年两熟。
单粒稻种的收获量远高于小麦，同样的耕地面积，可以养活四倍于麦子或小米的人口。北宋为金所灭的1127年，战乱迫使数百万人从北方逃难到南方（《江南的发展》　丸桥充拓），也促进了南方的进一步发展。
宋朝人口日渐稠密，步行一小时的区域内就有"草市"，周围逐渐形成了村落和城市。这与十世纪因铁制农具普及而实现"农业革命"的欧洲颇为相似，令人玩味。当然，宋朝的经济和城市生活水平远远超过当时的西欧。
商业和交通运输发展齐头并进。因商税而财政收入颇沛的政府大概也在积极开展交通建设。运输依然以运河为主，据说北宋国内可经运河通达的区域占到了四分之三（Wikipedia），所以首都开封被建设成为北向的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点。当然，全国的商圈因山川地形而分为华北、华南和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的三大区域，物价和商业习俗也不尽相同。

首都开封后来曾因黄河泛滥而埋于地下，但考古发现城市南北7.6公里，东西7公里，却没有长安那样的城市区划，营商环境相当自由，甚至允许夜市经营。其繁荣景象在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日本有东洋文库的译本）中有着详尽的描述。而描绘当时城市样貌的《清明上河图》，栩栩如生的记录了街道上林立的妓院、饭馆、茶楼等。西欧描绘类似城市景色的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是生活在十六世纪的画家，从这一点来看，当时中国的城市生活可算是领先了西欧五百年。

繁荣诸相
经济方面也远远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欧。Wikipedia显示当时的经济基础产业即冶铁业主要集中在蕴藏煤炭（宋朝早于十八世纪的英国约七百年就开始以煤炭制作焦炭用于炼铁）和铁矿石（资源）的华北地区，年产高达十五万吨前后，比肩十八世纪末的全欧总产量。开封拥有铁产量的一半，位于华北的河东路（同名不过与笔者无关）上，家族经营的小型作坊鳞次栉比。
纺织业也以丝绸为核心不断发展壮大。现在主流的意见是养蚕始于中国，且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历史中垄断着全球的丝织品市场。陶瓷业也在不断发展，崛起于宋朝的景德镇直到清朝都是陶瓷出口的重镇。

饮食也走向多样化---其实宋朝时期的料理并不油腻，据说更类似日餐或朝鲜宫廷料理，颇为清淡---，而当时的首都开封竟然有多达一万以上的酒肆林立，店内贩卖的酒类也由米、粟等各种不同原料酿制而成。酿酒可以使谷物的附加值成倍提升，是实现资本积累的好手段。宋朝时期茶叶进入寻常百姓家，催生了庞大的市场需求。茶果（茶果子）的种类也不胜枚举，前述《东京梦华录》就记录了数页之多。中华料理中有关鱼类的佳肴众多，也显示出渔业的兴旺发达。靠近湖泊的农户自古以来就有养殖鲤鱼等的习惯，南方沿海也一直生活着专门从事捕捞的渔民。

二十世纪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54年主编了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指出宋朝科学技术水平之先进，不仅提到了冶铁、指南针、造纸和火药，还列举了传动带传动链、曲轴和机械钟表等的发明。距离工业革命已可谓仅一步之遥。
他对中国怀有好意同时也反感专制主义。在他看来中国能在专制主义的官僚制度下存续数千年，是因为"东方文化中压抑自我意识，知止有度，懂得要与自然与他人和谐共存"，但也表示，"士农工商的社会里，致富之路在于科举，即人文学，这大概就是中国的科技没能腾飞的原因吧"。

海外贸易
宋朝南方与海外的贸易盛行，推动了造船技术的发展。1090年已经能够建造千吨级的大船（Wikipedia）。
海外贸易盛况空前。由于北方丝绸之路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胁，经由南方的海路贸易显得更加重要。自五代十国的吴越时期杭州、宁波、泉州和广州等地已经成为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宋朝还在这些港口设市舶司（海关机构）管理对外贸易。拥有泉州港的福建地区贸易发展迅猛，在文化方面也培养了开创朱子学说的朱熹等名人，展现出蓬勃进取之势，如今在台湾和海外华侨中占有相当比例的"客家人"当年也多居住于此。

在与南方的贸易中穆斯林商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承担了与阿拉伯、非洲和拜占庭（Byzantine，东罗马帝国）方面的贸易。这条贸易通道如此繁荣，得益于当时阿拉伯的造船技术发展，已经建造出可远渡重洋的阿拉伯帆船（dhow），以及中国研发的带龙骨装置的大型帆船（junk）。据说有的大型帆船载重量可达5000到10000石，乘员多达50人。也正是因为这种远洋航海需求，指南针才会在北宋时期横空出世。

海外贸易处在当局严格的监管下，营商需要许可证，交易对象所在地要申报固定。当然海关历来是权力与贪污的巢窟，任由大量货币流向海外。
到了南宋，南方贸易越发繁盛，市舶司的收入甚至达到北宋时期的四倍以上，占到南宋政府岁入的百分之五（Wikipedia）。而878年的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后大肆屠杀居住于此的胡商等十二万人，导致与穆斯林商人之间的贸易一度陷入衰退。

北宋每年要向北方的辽国进贡银10万两、帛20万匹（世界历史体系《中国史3》山川出版社）。贡银因大多用于购买北宋的商品而回流北宋，丝帛则通过丝绸之路出口到西方以购入其他奢侈品转卖到北宋。说白了，辽国被当作北宋扩大内需的棋子，成了丝路贸易的专属承包商。

缺失的通货
我们来看看大宋繁荣的经济最终达到了怎样的规模。据说当时百姓每人每月食品消费支出为1.8贯左右（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3》山川出版社）。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换算成今天的货币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00元上下? 假设食品支出占收入的80%，普通人的月收入就是125元左右。据估计当时的人口约为1亿人，乘以125元就是125亿元，每年125亿元。再加上豪门的收入，整体的GDP应该相当于今天的2000亿元的样子吧。

有记录显示，十一世纪每年有46万吨谷物经大运河从江南运抵开封（《江南的发展》丸桥充拓））。这是相当庞大的规模了，那么这种交易的结算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北宋时期铜钱的铸造量达到大唐的五十倍之多（Wikipedia）。年平均发行量约为200万贯---到北宋中期更是达到了600万贯。北宋南宋合计的货币发行量据称是历代王朝之最。全国设有多家造币厂，负责生产铜钱或铁钱。

即便如此还是不够。自唐代开始就已经出现的官方机构"便钱务"也延续到了宋朝，将钱存入拿到汇票证明，可以在其他地方的便钱务汇兑。不过这种制度的普及程度尚不可知。
在民间还出现了被称为"交子"的汇票。交子类似于支票，买方将金属货币（铜钱铁钱）存入即可拿到相应面额的交子。购入货品时将交子交给外地的卖方，卖方即可在当地的"代理店（钱庄）"将交子兑换成金属货币。根据需求，交子有时并不用于兑换现金，而是转用于其他交易，发挥着替代性货币的功能。

不过后来在四川---这里属于铁钱流通的区域，由于铁钱过于沉重等诸多不便而多用"交子"---出现了交子发行者无法兑换的情况，即由于没有准备足够的铁钱而无法将交子兑换成现金（铁钱）。

官方由此接手交子的"专卖"，垄断了发行权，并通过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获利颇丰。单凭每期36万贯（铁钱）的准备金就可发行最高面额125万贯的交子（Wikipedia）。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官方兑换纸币（不兑现纸币为最早由瑞典央行发行）。但在庞大的军费开支等经济压力下，政府开始滥发交子，到北宋末期的徽宗时期，每年发行的交子面额竟高达2600万贯。最终导致其沦为废纸。

北宋偏安南方成为南宋之后，失去了煤炭产区，铜钱发行量也大幅缩水，年均仅剩十几万贯。政府无奈开始超发会子以取代交子，不过很快就在1168年再次出现币值大跌无法兑换的情况。1246年会子发行额甚至达到6.5亿贯，引发严重的恶性通胀（Wikipedia）。

土地到底归谁所有？

那么，创造当时最大财富的基础产业农业，以及农业生产率的决定性要因---土地，到底是属于谁的呢。
如果停留在大地主奴役农奴和贫农的体制，生产力不可能出现大幅飞跃，还是需要拥有适度规模耕地的自耕农和相应的税制与流通体制，才能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伴随耕地的扩大，中国农业社会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包括自然形成的自耕农、通过均田制从政府手中拿到新垦耕地的农民、被大地主或大庄园夺去大部分收获的佃农等等。

而其样貌也随区域与时代的不同而变化。唐朝时期庄园扩张愈演愈烈，到了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内乱时期，这些庄园的主人---获得世袭高官被称为"贵族"的势力---被时代所淘汰。
不过其后大宋时期的主流体制还是回归了庄园制。庄园主是地方权贵，一旦家族中有人科举高中即身价倍增，成为手握当地经济大权的集团。他们大多被称为"士大夫"。

说起"士大夫"，通常让人想到南画（文人画）等精致唯美且无欲无求的文化，不过事实的真相其实是这些人作为新兴精英阶层，曾经极尽"贿赂公行"之事。

宋朝农户的户籍被分为主户和客户。前者为自耕农，需要全额缴纳赋税，而后者则是佃农，只需承担少量税赋。南宋时主户占所有农户的约70~80%（《江南的发展》），但户数仅有20%的"上（等）户"=富农，却占据了八成的耕地（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3》）。

因此，虽然主户是自耕农，但在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由秦国宰相商鞅创立，目的是强行瓦解大家族制和宗族制，扩大纳税人口）下，他们仅仅拥有部分细碎化的耕地，如果不作为佃农去租种大地主的耕地就无法维持生计。在江南地区，新的开发自然离不开资本，这也是大地主制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想见有很多农户只能作为佃农过活，户籍上却维持着自耕农=主户的身分。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地主刻意瞒报自己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以此减少两税法（唐朝开始实行的固定资产税）规定的纳税额。

社会的"胶水"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成为其凝聚力量的黏合剂，即维系这个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俗论有西欧的个人主义、日本的集体主义和中国的血缘宗族主义之说，那么宋朝的普罗大众如何生存于这样人世间呢。

通常认为中国具有强烈的血缘和地缘意识。人际交往时喜欢"称兄道弟"，甚至国与国的关系也容易陷入"亲子关系"，西欧式个体独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则相对少见。

西欧不仅重视自身的自由与权利，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与权利---当然并非从中世纪开始就是如此---，这里的"他人"是作为集合体的"公（共）"(public)。

个体与"公共"的关系，如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定义的那样，是平等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由一种默认的"契约"---法律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决定。

中国并不存在类似这种"社会契约"的认识。虽然这是否由于秦国宰相商鞅瓦解了宗族制所引发尚不得而知，人们各自为营，人际关系大多依靠"拉帮结伙"，即"门路"、"道义"、"准兄弟关系"来约束维系。

如果没有与自身平等的"公共"的意识，他人的权利往往更容易被忽视。

现代北欧人认为遵守法律与规则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在中国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则比较常见。

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中国的"公（共）"所指并不包括自己，占有或被占有的另一方而已。所以才会有后来孙中山所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
当然大宋时期也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部分地区，宗族制依旧是土崩瓦解的状态。

宋朝的国家治理＝表面上的皇权绝对化

那么大宋皇帝又是如何统治这个社会的呢。其实开局颇有些"懒散懈怠"的味道。
在中国长期存续的王朝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战争中扳倒竞争者的人最终执掌大权。而960年宋朝的建国，却是时任五代十国北方后周（皇宫警备）禁卫军长官的赵匡胤，被担心在幼弱的后周恭帝统治下不敌辽国的属下"拥立"而成为宋太祖的。赵匡胤凭借豪爽好饮的独特风格，某日突然召集地方节度使等高级将领，得以杯酒"释兵权"。

这里当然颇有"戏说"的意味，但兵不血刃完成建国大业却也是不争的史实。
可就是这位赵匡胤，最终为其弟所杀，弟弟赵光义成为宋太宗君临天下。皇权由此成为至高无上的极权。

汉唐时代外戚宦官专权，两朝盛世最终都败在皇后或其他外戚手中。而宋朝在这方面始于白纸，正是得益于唐朝权贵势力=贵族在五代十国的混乱局势下式微消亡。

宋太宗采取的是"文治主义"。有点类似于如今的文官统治（civilian control），鉴于五代十国时期军队篡权时有发生，地方节度使的兵力被编入中央近卫军（禁卫军），指挥权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而政务则交给文官负责。

为此宋太祖之时就已经开启了自产官僚=科举官僚的选培制度。
不过，皇权专制并非就此稳固。北宋中期，太宗之子真宗死后，接二连三的几代皇帝或幼或病，太后等外戚干政屡见不鲜，待到北宋末期，徽宗与宰相蔡京双双惑溺于所谓文人文化，（汴京）被北方的金军攻破后，徽宗也被掳北上。这个绚烂耀眼的混乱时代，正是《水浒传》演绎的舞台。

而南宋时代，有的皇帝甚至成了摆设，任凭宰相专权。
但不管怎么说，依靠选拔出来的官僚来治理整个国家，类似近代西欧绝对主义王国的政治架构，在早于西欧近六百年的大宋时代就已经确立完成了。
这种由以皇权为顶点的官僚机构一手管理立法、行政、军队、司法的体制，一直延续。

国家统治机构

大宋的国家统治机构以唐朝为基础，还有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新增的若干官职设置，由于未加有效整理，颇为复杂。
据称正是在宋朝，司法制度得以确立。公正的司法与裁判制度，对于疏解社会的不满不可或缺。宋朝时期，负责逮捕罪犯的警察、审理的检察和做出判决的法院三大司法职能已经明确分工（各机关分别有正式名称），并禁止三者间兼任职务，且规定非中央级别和上级法院无权做出重刑判决。

宋朝皇权逐渐稳固，但也并非支配了百姓生活的所有方方面面。与利用特定的意识形态进行全民洗脑，鼓励人们互相告密的德国纳粹或前苏联完全不同。丸桥充拓在其著作《江南的发展》中曾概括宋朝社会"专制与放任并存"，所言甚妙。

在一个"官方"不介入生活细节的社会，维持人际关系靠的是"帮"。原本没有亲属、宗族关系的无缘之人，以一种"准"父子、兄弟和亲属的关系，或者侠义观念维系在一起。

科举的完善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但当时因科举而入职的官僚并不多见，要职也多由出身名门的"贵族"世袭。宋太宗时期开始推出科举改革，把"自己选拔"的科举人才部署到各种重要岗位。
以科举入仕的人数也因此从不到200人一举增至超过4000人。据说到了南宋，科举考试每三年进行一次，每次报名规模都超过万人（《梦梁录》）。

已经霸占大部分农田的地主阶级和地方商贾们，为了能有科举"进士"给家族脸上贴金，不惜让一族中的"秀才"长年累月的读书备考。

不过中举获得的地位无法世袭，也难得见到连续几代中举的先例。即便是谋得一官半职积累些财富，卸任后成为一方地主，按照当时诸子均分的继承原则，家产还是会被析产分割，维持不了"富过五代"的地位。另外，由于科举官僚不得在故乡任职，一旦赴任他乡甚至连语言都说不通，只能听凭地方权势的摆布，具体业务也要依赖当地的下级小官--胥吏。而胥吏本就是一种徭役，基本是零薪酬或薪资微薄的岗位，只能靠着贪污受贿来填饱肚子。就这样形成了科举入仕的官员、当地权势和胥吏三位一体的权力统治模式。据说南宋时期，福州十五个"官僚"手下就有"胥吏"466人为其所用。

说起科举，或许会有以诗词才情取胜的成见，而宋朝，特别是到王安石执政时期，科举考的是经义策论（罢诗赋代之以经义）。要是按照日本来看就是法学部最有竞争力。
而科举官僚要想上位唯有获得皇帝的赏识，为此争风吃醋、朋党之争不断，也成为扰乱北宋南宋政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税制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财政支出几乎都被官僚（近4万人）的俸禄和百万大军的费用败光了。政府依靠两税（固定资产税）和间接税（专营、商税、酒税、对外贸易等）维持这些开支，不过和唐朝时期不同的是比重逐渐向后者倾斜。想必是由于唐朝的财富来自农业，而宋朝则源自商业。

专营的对象包括盐茶酒和染色用的明矾、外国产的香料和药物等，其中最为暴利的是盐和酒。南宋盐业专营的收入占到了财政收入的近四成。

盐业经营也催生出不少经典戏码。《水浒传》里私盐贩卖是水泊梁山重要的资金来源。农村地区所谓"隐田"的资产瞒报和逃税横行。这正是前述科举官僚与地方胥吏、地主商人一体化权力结构导致的结果，有推测称南宋初期偷逃的税赋甚至多达近五成（wikipedia）。
农村地区拥有土地的"主户"农户还必须承担"职役"。起初这只是一种徭役，后来又开始增收役钱。无论哪种形式对于百姓都是沉重的负担。

军事

中国王朝的诞生，大多依靠军事力量的支撑，甚至可以说是无一例外。因此，夺取政权后的皇帝们，都面临着一个相互矛盾的课题--把握军权避免相关势力反噬自己，但为了击退外敌又不得不维持一定的军事力量。而历史上也并没有哪个王朝真正解决了这个难题。

宋朝军队并非采用强迫农民负担徭役的征兵制，而是采用了支付报酬的募兵制（职业军人）。但实际上一旦有事就强制性地招募农村年轻人的情况时有发生。结果就是宋朝财政支出的一大半都花在了军费（人事成本）上。

思想・宗教
宋朝高层在科举制度四书五经的熏陶下信奉"儒教"。对，宋朝时期儒教继续延续其在中国的统治思想地位---。
要是这么断言大概并不符合彼时的社会现实。如前所述，儒教并非信仰神祗的宗教。位于权力顶端的是皇帝，皇帝是"天子"，普通百姓服从天子而不是听天由命。儒教正是对这种上下秩序、国家与百姓的关系做出规定的戒律集，如同当今的宪法。科举就像日本的公考，考的就是其戒律，即法律相关的知识。

不过到了宋朝，儒教发展成为一种思想，戒律化身为哲学。就是从既往被灌输的东西变成了自我思考的理论。
这就是朱子学说。生于今天的江西省（祖籍），逝于南宋时代（1200年）的朱熹---这位出身官吏世家，因科举而成功入仕的学者---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与当时世间流行的禅佛教虚无观点相对，肯定现世并赋予其以秩序观。

其实在儒教=儒家学说中对这些学说亦有探索和尝试，朱熹和他的同道们对儒家学说进行了统合整理，其中也吸纳了佛教和道教的宇宙观、哲学性的影响，树立起一整套逻辑清晰的思想体系。这个被称为"朱子学"或"道学""理学"的哲学思想，探索的内容上至宇宙原理下至人类本性，还包括其在政治中的实践方法。

按照朱熹的理论，万物之本源在于"太极"。由此派生出万物皆有"理"。而事物之源本为"善"，人只有不断修身养性，才能避免自身的邪恶之"气"侵犯"天理"。
朱子学颠覆了一直以来儒家理论的传统解释，是远离权力核心的知识分子之间自由开放的切磋与琢磨的成果。但其原则还是肯定现状、解释现状的哲学，并未达到西欧文艺复兴时期探索摆脱教会束缚追求自由，建立现代个人主义理论的境界。

其后的明朝时期，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背景下阳明学兴起盛行。其与西欧文艺复兴颇有些相似，强调对个体的推崇，但始终未能成为社会主流。其实后来在日本，与朱子学相异的荻生徂徕等引进并发展了阳明学传统，孕育出推翻江户幕府的思想家哲学家谱系。

中国的宗教与欧洲的基督教和东方的伊斯兰教不同，鲜见政教一体的局面。"皇帝"直通"天"意是为"天子"，并不需要借助其他宗教的权威---这甚至可能变成某种阻挠。皇帝只需礼敬天地，虽然某个皇帝或为道教、儒教、佛教---均有别于中东或欧洲的一神教---中的某一种所倾倒，但并未上升为所谓的"国教"。连僧侣（寺院）也不能享有免税特权（除个别时代）。

宋朝时期，以科举官僚为核心，人称"士大夫"的富裕知识分子阶层渐增，他们如朱熹一样，有着探索求知精神和旺盛的好奇心，对于宗教也报有浓厚的兴趣，主动接纳。佛教也顺应着这种倾向，禅宗日益盛行。而在普通百姓之间流行的则是称念如来祈求普济的净土宗。禅宗在日本平安时代末期传入日本，备受类似"士大夫"的日本武士和知识阶层推崇，而净土宗则发展为面向普罗大众"持诵南无阿弥陀佛即可成佛"的宗教。
对中国的百姓来说，宗教是萨满、祖先与英雄崇拜交织的聚合体，阴阳五行、道教也有机地融合其中。其样貌在描绘南宋都城临安生活的《梦粱录》中亦有展现。

士大夫文化
宋朝时期，不再依靠自身的武力与资力，而是作为以皇帝为顶点的权力结构中的一员维持其社会地位和财力的人多了起来。以科举成功上岸者为核心，形成了被称为"士大夫"的阶层。其中包括手握地方特权或商权者、因科举入仕并小有积蓄后成功退隐的地主---各类人等。
和西欧十七世纪前后开始逐渐引发注目、人称资产阶级（bourgeois）的阶层相仿，但宋朝的士大夫更依赖于皇权，基本上属于一种寄生于农业经济的存在。

如前所述，士大夫中多有独具探索求知精神者，他们的出现将宋朝的学术与文化推向前所未有的巅峰。出版技术的提升，推动了以南方为中心的出版量激增。唐朝以前的抄本逐渐销声匿迹，书籍的装订从卷轴过渡到了册叶形式。朱子学的代表朱熹居住在彼时出版业核心地区福建，使得其著作流传到了全国各地。这造就了一批能够领悟朱子学的宇宙观、国家观，拥有一种作为地方名士的使命感的士大夫，明清时期这些人又被称为"乡绅"。类似英语中"绅士（gentry）"的一种存在。

大众（通俗）文化也得到长足发展。人称"瓦子"的娱乐场所开始在城市内外涌现，戏曲、音乐、说书、剪影皮影戏、杂耍等在其间轮番上演。其实当时百姓具体的生活水准和状况尚不得而知，虽然《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城镇街道的热闹景象，但也有人指出，和日本同类描绘城市生活的画作相比，其中几乎见不到女性和儿童的身影。

宋朝的佛像等雕刻作品线条流畅形象潇洒飘逸，而且这个时期的料理据说也与后来因蒙古文化影响变得相对厚重的现代中国菜有所不同，更为清淡雅致。在南方地区鱼生曾颇受追捧，而日本的盆栽、禅宗、净土宗、寺院书院建筑、水墨画、雕刻、庭园、饮茶、壁龛、濑户烧、博多织、馒头等也都传承自宋朝。

不过宋朝文化和那个时代的审美一度在中国消失殆尽，日本则被认为传承了汉民族和士大夫文化的正统并加以发扬光大。比如在中国，牧溪画作的评价并不高，反倒是在日本备受青睐，并保存至今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牧溪的水墨画擅长将自我主张"藏拙"，以融入自然的诗情和感性为主角的意象表达恰好契合了日本人所尊崇的感性。

要按上面的归纳，士大夫看起来简直就是圣人君子，不过和现代社会一样，人间并没有几个圣贤。普通的士大夫大多是以压榨小农、逃税漏税为日常，非法占有山水湖泊且不以为耻的存在。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北宋中期的宰相王安石曾强推变法，对此发动强烈抵制并将其赶下台的也正是这股士大夫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