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以后，今日中国版图周边的诸多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华夏陷入长达四百年分裂与聚散离合的动乱之中。而意味深长的是，这与西罗马帝国瓦解直至卡尔大帝统一西欧的时代颇为接近，虽然并不能由此发现什么同样的因果律。

东汉灭亡于公元220年。经历其后的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动荡分裂，公元589年，杨坚以武力一统全国建立隋朝，即隋文帝。他从当时政权的中心---北部中原地区发兵南下平陈，得以达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关于杨家的血统，一直有汉族和实为与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混血的两种说法，目前貌似是后者占上风。从这个鲜卑族混血说不难看出，此时"汉民族"其实已经具备浓厚的多民族融合特性。当然这没有什么可惊讶的，西罗马帝国末期甚至有出身非洲的摩尔黑人登上皇帝宝座。
隋朝仅仅延续隋文帝及其子隋炀帝两代就走向灭亡。隋文帝可以说是为隋朝之后奠定大唐帝国根基的人物，他建立了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制度，将地方设置为州县两级，并将地方僚佐的任免权从地方长官手中收归中央，以防止地方长官（形成割据势力）篡夺军事指挥权。

当时最大产业的农业采用的是沿袭自北魏时期的均田制，税收方面则是租庸调制。当然，没有强硬的国家权力支持不可能维持的均田制到底普及到何种程度依旧存疑。

与均田制互为表里的是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耕种均田的男子（每六户出一人）作为"府兵"要在战时从军打仗。"府兵"可免除租庸调和劳役，但士兵作战所需的马匹粮草武器和衣装由六家共同负担。不过，征民为兵难以为继---还会影响税收---，因而最终在唐朝停废。而均田制本身在贵族庄园的土地兼并下彻底崩溃，也使原本以其为基础的府兵制走向瓦解。

所以唐朝政府开始建立常备军"行军"制度。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征战，全部使用政府招募的士兵。当然实际上是由那些侵吞税收的地方节度使雇佣的。
隋文帝还组织开凿了从长江直至中部淮河地区的大运河。与其说是为了物流，其实主要目的是从富庶的江南向北方运输军需物资。其子隋炀帝又进一步将其向北延伸与黄河相连，同样，与其说是贯通南北物流，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确保军需给养和满足皇帝自己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吧。

唐朝巩固了隋朝未竟的天下再统一大业，虽然途中遭遇安史之乱，但从618年-907年一直维持着巩固的长期政权，影响力甚至覆盖到中亚，形成了至此为止中国史上最大的版图。
不过，其后国家经济和政权再受重创，唐朝灭亡后又一次迎来五代十国七十余年的乱世局面。

大唐荣华

既然是经济史著作，下面就总结一下唐朝的经济特点。
此时，通过经商积累财富，囤积小农土地的新晋富商和大地主阶层开始引人瞩目。唐中期，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打压贵族势力，厚待商界并将其作为扶持自己权力的根基，为商人创造了巨大的机遇。待到后来的宋朝，他们不再仅仅依靠土地，甚至可以通过科举走上仕途。

唐朝时期，由于贵族庄园的扩张均田制日渐瓦解，租庸调制也越发难以为继。德宗780年推出"两税法"，实行以所有资产计税的固定资产税制度，以取代租庸调制。一年征收两次（夏秋两季）---起初（地税是按亩）征收谷物---，因而又被称为"两税"，并一直延用到明朝中期。

当时的农民具体属于什么身份，并无历史定论。想必也会随着地域和时代的不同，有着从奴隶到佃农、自耕农的变迁吧。当然无论身份高低，老百姓都处于某种户籍制度的管理下，人员流动也相应的受到限制。不过，唐朝后期所谓"流氓""无赖"之徒渐增，大抵以因人口增加无法继承土地的农家次子三子居多吧。

（唐朝的产业发展）
借助长江三角洲的低湿地开发实现快速发展的江南地区与北方的消费市场在大运河的贯通下连成一体，大大促进了南北双方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丝绸、瓷器、造纸、茶叶和盐、铁等成为主要的贸易产品。隋唐时期中国就已经打造出近代国民经济的雏形。

以长安为枢纽的交通网络日渐发达，遍及全国的路网中建设了超过1600个驿站（驿舍）。838年从日本来到大唐的学僧圆仁，曾经历长途旅行走遍大半个中国也安然无恙。
唐朝交通采用河流运河（水路）与陆路相结合的方式，二者的主要节点城市包括洛阳、扬州和成都等。洛阳是大运河与首都长安之间的中转站，据说鼎盛时期最多有万艘船只停泊其间。

758年唐朝开始实行盐铁官营制度，依靠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可是由于税率过高---竟高达零售价格的十倍以上---私盐贩卖活动猖獗，甚至发展组织化私贩，领头的黄巢后来成为唐末黄巢之乱的首谋。

由于唐朝没有实行禁酒令，所以酒业也十分发达。酿酒可以给廉价的谷物带来几十倍的高附加值，无论哪个国家，涉足酿酒产业者也必将掌握巨大的资本。

而后来成为欧洲工业革命明星产业的纺织，在唐朝就已经形成组织化生产。皇宫拥有专属的丝绸织物工匠，而农民亦可以丝绸作为实物赋税上缴。到大唐中期，城市地区甚至出现了大型私营纺织作坊（当然并不使用机器）。这意味着西欧在工业革命前才出现的手工制造业（Manufacture）模式，在中国要早近九百年。不过从事这类"制造业"的工匠，大多是奴婢出身，不曾像欧洲中世纪城市工匠那样成长为具有权利意识的阶层。

（币制与货币）

中国经济史中有趣的一点是，虽然产品和服务不断发展，但为其提供支撑的货币和币制一直相对薄弱。大概是由于中国缺乏满足庞大货币需求的（贵）金属，而且即便是有足够的原材料，作为朝廷只需铸造自己需要的货币即可，大量的货币生产对于朝廷来说其实无利可图。
隋朝建立之初曾试图推行以五铢钱为核心的货币体系，但到了隋炀帝时代局势日益陷入混乱，包括私铸货币在内货币体系也走向四分五裂。

唐朝曾在641年发行"开元通宝"铜钱，那以后直至五代十国时代都承担了主要货币的角色。据说年平均发行量达到十五万贯，但具体相当于多大金额不得而知。780年两税法实行后不久，经济作物相关贸易日渐兴盛，以货币形式纳税的情况逐渐增多。政府也开始推行直接以货币计税。

即便如此，在农村地区以物易物还是会占较大比重，而在城市地区，大规模交易催生出花样繁多的变通之计。比如，不同类型的交易可集中在一家店铺中进行结算，将现金交易控制在最小限度的"柜坊"或者相当于汇兑业务的"飞钱"等，再加上官僚和富商之间使用金银，也使其利用区域不断扩大。

（贸易）

和明清相比，唐朝的对外贸易更加开放。主要港口有广州、扬州、泉州、明州（即后来的宁波）和杭州，波斯人、阿拉伯人、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商船频繁出入，也有人定居于此。鼎盛时期有多个城市的人口达到了百万级。

而在西域地区，部署新疆的唐朝军队的物资是由粟特人运输的，他们的驼队贸易日渐兴旺。丝绸之路的全面"开通"或许正是在这个时期。

不过驼队的运输能力比起海上贸易还是相差甚远，所以主要集中在轻盈而昂贵的丝织品、宝石、茶叶、纸张和香料等。唐中期以后，这条与西域之间的贸易通道受到吐蕃（西藏）的侵扰威胁，使得海路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但唐末黄巢之乱中，广州有大量的外国人惨遭屠戮，一度繁荣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