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或异族统治

清朝存在于1644～1912年，几乎与德川时代同样，是个拥有近二百七十年历史的长期政权。但与日本不同的是，族称"满洲"，即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女真族"，统治汉民族长达二百七十年之久，自然是非同寻常。当权的皇帝和官僚们想必是大伤脑筋，"如何才能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维持满清的统治"。

但是女真族--满族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与汉族混血融合，且为官从政者中也不乏汉人。所以，想当然地认为清朝属于"满族的异族统治时代"，显然与史实相悖。
不过清朝的多民族属性或可称为异族国家联盟的属性---蒙古、汉人、满人等各地区的权力顶端同为一个满清皇帝，即所谓"共主邦联"---的确与明朝截然不同。

且这种属性也并未使清朝的统治更加僵化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将分裂的女真族团结在一起建立"后金"，其子皇太极自称"大汗"，并于1636年征服明朝北部和漠南蒙古之后，立即继承了相传蒙古所持的元朝玉玺，进而拿到了汉人和蒙古人居住区域名义上的统治权。

女真族曾自称"金"朝，并灭掉了宋朝，但之后不久即为邻族蒙古所破，一度退为陪衬的后景。

因此，再次强势崛起也算是圆了南宋时期未能实现的征服全国之梦。
回到皇太极的话题，他整合蒙古势力称帝并改国号为"大清"，即清太宗。虽然屡次出击明朝疆域，但对于攻占北京一直颇为谨慎，1643年8月，五十一岁的皇太极英年早逝。

1644年，明朝被李自成的起义军攻陷灭亡，但与女真族即大清接壤的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献关降清并引清军攻入北京，李自成所建"大顺"政权短短四十余天即遭荡灭。
大概是觉得在李自成的政权下无法维系自己的地位，也希望保住与女真族之间大量交易的山海关的控制权吧。那就只能投入昔日仇敌女真族的怀抱・・・或许这就是吴三桂真实的想法。

就此，扳倒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大清正式开启入主中原的时代，皇太极之子顺治成为第一代皇帝。
对了，既然皇太极后宫五人都是蒙古族，所以顺治皇帝当属满族与蒙族的混血。就是说，大清皇帝体内都流淌着蒙古人的血。

毋庸置疑，军队在大清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不过颇有意味的是其中也吸纳了不少前明军将士。

后者则带着受基督教传教士启发从欧洲各国入手的大炮铁炮投降了清军。
降清的前明将领可以保持原有的军衔，并被允许拥有私家军队作为家臣。
因此，1644年入京的清军由汉军八旗、蒙古八旗和满洲八旗等多民族军队组成。
虽然八旗--军队大本营中汉军人数占了75%，1648年满洲八旗仅有16%，但地位却是最高的。

正是这支军队，最终剿灭了退守台湾的明朝残余势力。

满汉关系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那么几个朝代，被认为是周边的"蛮夷"以武力征服了汉族，却最终"沉落"在汉民族建立的文明与文化制度中。

这种说法或许可算是基本正确，不过，清朝统治者满人与汉人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错综复杂。
比如在原本汉人统治的"关内"（或"内地""汉地"）地区，或许是为了防止当地人的逆反，满清也为汉人参政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当然，对于抵抗满清的汉族知识分子同时也不惜施以血腥镇压。

至少清初采用的民族政策是泾渭分明巧妙精到的，并没有因为对于汉族文明的自卑心理而在统治方针上迷失方向。
例如满清强迫汉人剃发，据说这是汉人强烈抵触的。看看晚清备受重用的曾国藩或李鸿章等汉臣的照片，他们都戴着类似贝雷帽的帽子，大概那帽子下面遮住的也是剃过的头发。

清初还大搞"文字狱"，有不少批判朝政（或是罗织诽谤朝政的罪名）的汉族知识分子被处以死罪。
不过，被称为"文字狱"的肃清在明初亦有发生，与其说是满清统治的特例，其实不过是专制统治的体现。

当然，清朝也并非只用镇压一种手段，也有劝服安抚汉人的案例。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雍正皇帝时期大肆宣扬的《大义觉迷录》。

该案中的汉族反清人士曾静被拘讯，这种情况的常规操作是处以极刑，但他竟然因在审讯中对自己的"悖逆罪行供认不讳"而被释放。拘讯中的问答则被编辑成册，刊印全国进行宣讲。
书中所收内容主要是宣扬"中外一体"的原则，即华夏民族汉族和外国、异族拥有同样的价值观：---中国由汉人的"华夏"和其他"蛮夷"组成。只要是有德者，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者，即便是出身"蛮夷"，亦可为承载中华文明的"天下君"。名君大舜就出身"东夷"，文王为"西夷"之人---换言之，曾静所认为的汉族中心华夏主义论调，历代中原王朝因异族而衰退为异族所灭，并无根据；不应以出身地域来判断其优劣，其人性、道德水平和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乾隆皇帝即位后曾静再次被抓并被凌迟处死。或许是牢骚话太多有所触怒？《大义觉迷录》也成了禁书。

话回正题，"关内"的政府机构中虽然也有部分仅允许满人充任的职位，但原则上采取"满汉双轨制"---虽然准确范围不明---，即按照满汉等额设职缺。
隶属满清八旗的汉人受到了特别优待，地方知府以下的职位中也起用了不少汉人。
面向汉人的科举制度得以存续，不过以科举入仕的官僚不再拥有过去那般权势，汉人执掌外族居住地行政的情况更是寥寥无几。

清末太平天国等叛乱的镇压是以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为主力进行的。
清初采取"以满蒙同盟统治汉人，并将藏维纳入保护" 的方针，但列强入侵满清造成统治弱化后，"满汉联合政权"的属性日渐增强。

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汉人也逐渐有了"清=中华"的意识，将清初版图与威势视为同属汉人的成就。
不过到了清末，受命进行新军建设的汉人权贵逐渐发展为军阀。

汉人官僚李鸿章所建新军"淮军"的司令袁世凯在清朝灭亡后变身最具代表性的军阀，后来甚至称帝登基。

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导致地方权贵垄断税收和军权，逐渐走向军阀化或封建领主化，这种现象曾在中国历代王朝和欧亚大陆众多国家反复重演。

清朝经济

清朝是中国自成一体的封建王朝体制发展的巅峰。
以皇帝为顶点的绝对主义、高级官僚们独占耕地的体制框架下，所有必需品都能被生产出来实现自给自足。

不过，既然不再能卖得更多，自然也就不再有积极创业致富的热情。完全没有十八世纪英国那样研发昂贵的炼钢设备推动蒸汽机，致力于大量产销的氛围。
陶瓷生产的核心地区景德镇，康熙时代的记录显示人口多达百万，有窑三千，但其意匠已不再进步。当然有传是因为乾隆皇帝禁止开展（官制以外的）独创实验。

仿佛清朝时期，文化在一个地点停止了变容，只是不断重复精致化的过程。　

通货

纳税和军饷支出等大额支付都使用白银，日常生活则是铜钱，据称清朝铸造精良的铜币广泛普及。
部分资料显示，明代以前采用的银两称重方式，到清朝时期已改用银币（银元），最初使用的或许就是墨西哥银元。

广东造币厂成立并发行名为光绪元宝的银币，已经是清朝末期的事儿了。
至于铜，据说有云南自产和日本进口的。
自古以来中国都出现过铜币不足的问题，大概是因为铜币的铸造对政府来说实在没有多少赚头。清朝时期制作精良的铜币如此普及，反倒颇有些令人费解。

同时，与前朝一样，清朝也大量使用汇票来弥补金属货币的缺口，时称"钱票"，由商铺等发行，作为一种地方货币流通。

对外贸易

清初实施严厉的措施，禁止开展对外贸易。这是出于政治原因。
因为明朝遗臣郑成功依靠海外贸易获得的资金，以台湾为根据地坚持开展抗清斗争。
1661年，对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下达了"迁界令"（强迫居民内迁，不得靠近沿海区域），将沿岸至内陆上百公里范围强行开辟为无人区。

虽然是否沿海地区真的片瓦无存尚无从得知，但直至郑氏家族最后降清的翌年1683年，该政策前后持续了22年之久，着实惊人。

这期间海上贸易也几近消失。当然根据历史记载，其间往来长崎的中国商船虽然数量有所减少，但一直往来不断，明朝以来租借澳门的葡萄牙人与清朝的贸易或朝贡关系应该一直维持着。

还有一点意味深长的是，明清过渡之际的混乱不堪也造成了中国瓷器出口锐减。日本肥前地区的有田烧借机扩大向全世界的出口。有田烧（伊万里烧）是由丰臣秀吉军队从朝鲜掳回的陶工创始，其后裔至今仍在九州的有田经营窑厂和陶瓷生意。

康熙皇帝1683年废除迁界令后立即来个180度大转弯，颁布了"展海令"，在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设海关开港（1757年关闭其他仅留广东一处。1842年鸦片战争败后签署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是为号令天下推动海外贸易。

虽然没见到详细数据，但清朝后期中央财政总收入中，海关（关税）收入应该是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

不过，外国人并不被允许居住在这些口岸的城内（只允许在指定区域内居住---译者注），所有交易都只能通过中国人的"行（商行）"进行。直到大宋时期，泉州等地均有众多穆斯林商人定居，商业繁荣鼎盛，可见清朝闭关锁国的属性尤为突出。

与此同时，日清两国之间未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明末福建和浙江、江苏等地的居民不惜犯禁---大约就是走私=海盗式的存在---移居博多、三重的津（市）和鹿儿岛的坊津一带，构建起独立的商圈，而作为明朝遗臣坚持抗清斗争的郑成功就继承了这些成果。

随着郑成功的残党被剿灭，1683年颁布的"展海令"开放了中国人与日本的往来与贸易。
就此，普通中国商人加入了一直以来由荷兰和郑成功等把持的对日贸易， 并在其后的整个江户时代发展为长崎最具影响力的集团。

展海令发布前每年到访长崎的中国商船不过二三十艘，发令后的1685年即猛增到85艘，其后不断增加，1688年已经达到194艘（《清朝海禁政策与陶瓷贸易》，野上建纪　金泽大学考古学纪要37；2015年）。

长崎是德川幕府直接统治下的天子领地，一切都处于幕府目之所及。仅是1688年六月，就有4432名中国人渡航此处。
据说当时长崎的日本居民约有四五万人。而常住当地的中国人就达到了数千人---居住在普通民宿---这种状况无论是从治安还是反间防谍上都极其不利。因此，1689年幕府在荷兰人的"出岛"旁边开设了"唐人屋敷（唐人街）"，强制所有旅居的中国人居住于此。

该区域面积有出岛的两倍，约九千四百坪（1坪≈3.3平米），类似于如今的唐人街---虽然大部分房屋毁于火灾，但今天仍不难看出当初的历史印记---围墙将其与外界隔离，出入都在管控和监视之下。

这之前华侨已经遍布东南亚等各地---旅居海外贸易集散地的商人、逃离满清统治的明朝遗臣等等---，在交易的同时他们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汇兑网络。类似地中海地区犹太人的钱庄汇兑网络的那种。

香港自1842年南京条约租借给英国以后，与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携手，发展成为该地区的国际贸易结算中心。

1865年，香港上海银行（HSBC，汇丰银行）创立（由苏格兰实业家设立），自此，香港迈出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第一步。

宗教与思想

"清代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颇有些难度。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自古信奉萨满教（shamanism）---这与汉族皇帝的"天"之信仰截然不同，蒙古王室信奉的是天神---腾格里神，而汉人则延续直至明朝的儒道佛与萨满教的混合体。再加上外来的基督教，真的无法"一言以蔽之"。

由于清朝满蒙联盟的属性，也有某些皇帝表现出虔诚的喇嘛教（藏传佛教）信仰。
前文谈到过的第一代入关的顺治皇帝就在故宫后门附近修建了永安寺和白塔，还有北京最大的喇嘛教寺院雍和宫等。

雍和宫是雍正皇帝亲王时代的府邸，乾隆时期改为寺庙。位于前庭的四体碑亭以蒙、藏、满、汉四种文字，刻有乾隆皇帝御笔的碑文介绍藏传佛教的由来（"喇嘛说"）。

虽然满清政府一直严厉打击"反清思想"，但1851年还是发生了宣扬基督教思潮的太平天国运动。不过，与其说是宗教信仰引发的运动，其实更像是借助教义号召贫民参与而已。

走向"近代化"的苦旅
　
饱受列强蹂躏后满清尝试的"近代化"的局限性，其实也与现代面临的问题互通互联，下面是针对中国社会对于近代化的"排异反应"的一些思考。

这里所探讨的是要打破一个在数千年历史中建立起来的体制是何等艰难，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普罗大众，对此抵触者甚多。

首先是支撑国家的思想体系要走向何方。作为废除皇权的近代"国民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国是"，国家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从西欧来看，在以革命的方式去除皇权之后，自由与民主历经数百年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传统。美国将西欧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写入宪法，建立了近代世界史上首个共和制国家。走进明治时期的日本，宪法上标榜着议会制与民主立宪制，实际却在宪法公布的翌年即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中，明确以天皇为核心的绝对主义官僚制为"国是"。

清朝（末年）直面国家近代化转型的艰难抉择。因为不破除满族统治的固有架构，就不可能实现政治上的近代化。

更准确的说是不打破已经存在了一千五百年的皇权专制架构和老百姓的传统思维，就不可能迎来真正的近代化。

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朝曾经出现过效仿日本进行体制改革的"变法论"。
1898年，光绪皇帝在汉人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下开始推行包括建立君主立宪制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进行了全面的政治改革。

但是同年，西太后在守旧势力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光绪皇帝（光绪并非西太后之子）被幽禁，康有为等改革派逃亡日本。其后，苦于义和团事件的西太后也曾默许光绪再次推行"新政"，但未待有所成就，他就在1908年驾崩了。

后来证明其是被毒杀身亡，但何人下手不得而知。西太后也几乎在同一时间离世。当时的实力派是袁世凯，他以李鸿章一手建立的淮军、后来的新陆军为基础成功上位，清朝灭亡后成为中国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旋即却建立了所谓"中华帝国"并自称洪宪皇帝。

在这个过程中，"近代化"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幌子，政治的根本终未挣脱出绵延两千余年的宫廷势力斗争桎梏。西太后掌权时期甚至重演了宦官当道的历史。
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在中国还是被视为某种异己思想，最终停留在对于该接受还是不该接受这些思想的无休止的争论中。

1872年，清朝选派30名学生赴美留学，但留学计划仅维持了四年（留学幼童，四批共120名---译者注）就终止了。其理由据说是因为归国留学生不再以谦卑的态度对待政府要员，违背了传统礼法。
当时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内含矛盾重重。

从清朝崩溃到党领导国家的建设

清朝崩坏后，陈独秀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认为"自由、平等、独立"是西欧的精神，急切地敦促国民迅速接受这一理念。

这种观点无视了中国的历史、经济和财产状况，如果实施，中国将陷入混乱。

这里存在着一种普遍存在于各国的知识分子特有的傲慢态度，他们倾向于"智者专政"，声称要"为国家着想"（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试图以非自由、非民主的方式强制推行自由和民主。

对于权力一方来说，解决这种矛盾的有效方法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汇，他们能够保持古来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威主义。

此外，1923年中国新政权的访苏代表团对苏联式的"党主导国家"产生了兴趣，这也成为了现代中国国家的支柱。

这是指共产党实质上兼任行政机构的国家形态。党在各部门上设立相应的部门，决定重要的行政事务。

同时，在行政机构和国有企业中设立共产党组织，严格按照党的指导进行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