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由汉族---其实自古以来不断的血统融合，所谓汉族只不过是个相对的定义罢了---将蒙古人驱逐回北方，在前后276年的时间里统治了中国全域。

"灭元之权取而代之"成为至上的命题，开国时的统治形态自然是皇帝的独裁。而且帝王疑心重重，随之而来的还有血腥的清洗运动。

由于元末滥发纸币造成经济崩溃，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货币经济都无法恢复元气，成为经济史上一段迥乎寻常的时代。

这波经济的停滞，最终因西欧用从新大陆攫取的金银，大肆购入大明的丝绸、瓷器才得以克服。

虽然并未见到史料证实当时的这种经济变化，但银两在社会上逐渐流通，无疑有效刺激了经济活动。

不过，仅此并不足以推动明朝经济发生欧洲工业革命那般质的飞跃。因为以机器代替手工业进行大量生产的转型动力并未出现。

明朝初期在拥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的带领下走向繁盛，但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皇族、官僚、宦官、外戚等各种权贵深陷其间的内部斗争，还有接二连三的"厌政"皇帝，最终使明朝在1644年走向灭亡。

异族统治的创伤＝超越绝对主义的专制政体

元末暴动、叛乱频发，在掌控着经济心脏地带---华南的各方势力中，朱元璋脱颖而出一统华南（1368年建朝"大明"，定都南京），大军北伐将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赶回漠北，平定全国。这算得上是"汉民族"的复兴王朝，不过其统治方式也不见得比元朝文明多少。

朱元璋称帝年号洪武，或许是出身贫农的叛军指挥的自卑感作祟，他建立的是一个残暴血腥的独裁政权。

洪武帝死后内斗仍未停止。皇位继承人洪武之孙建文帝登基伊始就与洪武帝之子，即建文帝的叔叔们陷入纷争。

其中一人即洪武帝的第四子起兵造反，从建文帝手中篡夺了皇位，是为永乐帝。永乐帝派遣郑和率大型船队下洋出海，为明朝增加了大量的朝贡国。永乐帝与其子洪熙帝、其孙宣徳帝祖孙三代打造了大明的鼎盛时期。正是因为华南地区的经济在元末混乱之中维持依旧，才使这种快速复兴得以实现。

再说回独裁专制。洪武帝肃清一同开创建国大业的功臣，废除了唐朝官制中相当于宰相之位的中书令一职，将其下的"六部"划归皇帝直辖。

不过永乐帝设立了"内阁大学士"的职位以辅佐皇帝，这实际上相当于宰相的职位。

而为了监视精英们的言行，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情报监察机构---前苏联也有类似的。无论是永乐还是洪武，和当今朝鲜的金正恩一样，看不顺眼的部下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处以死罪。
固然如此，大明官员的俸禄却是历代王朝中最低的。结果就是好官清官难得。

这样的体制很容易造成从上到下的严重贪腐。1449年英宗皇帝御驾亲征讨伐卷土重来的蒙古势力，结果却落得个惨败被俘。虽然因为蒙古方面的内讧，英宗不久后即得以被放回国，并将已经登基的弟弟赶下宝座重登皇位，但那以后的皇帝大都老老实实地待在紫禁城里，甚至接连出现不理朝政的"怠政"皇帝。

饶是如此，明朝还是一直延续到了1644年。或许是因为十六世纪新大陆的金银大量流入---为了购买明朝的丝绸和瓷器---带动了经济发展繁荣和社会走向稳定。

地方上共设置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负责行政事务。类似（现代日本的）县级（相当于中国的省级--译者注）行政机关。最高长官为布政使，其下设府、州、县，呈金字塔形状的行政架构。

在此之外，作为皇帝自身的监察机构，还设立了都察院和十三个道监察御史，其主要任务大概包括掌握布政使的动向，并监视分封在全国各皇家领地的皇族的一举一动。

这缘于洪武帝登基后将自己的儿子们分封为"亲王（藩王）"，并在各地设王府以巩固对地方的统治。

这些"藩王"后来渐次被剥夺了兵权，但有些人通过对皇帝赏赐的庄园农民的横征暴敛，逐渐成为雄霸一方的大地主，因为布政使这样的地方行政长官根本无法约束他们。即便如此，这些藩王势力渐增为农民所痛恨，最终成为明末农民起义打击的目标。

皇族逐渐发展成为封建领主分踞全国的局势在明朝以前未有所见，不知是否与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残余旧习有一定关系。

明朝的官僚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荐举而成。每年中举者仅有300～400人，规模远不及宋朝时期。且据称待遇极低，想必只能靠额外的灰色收入"自力更生"。只有国立学校（"官学"）的学生才拥有科举考试的报考资格。

洪武帝在首都设立了"国子监"，并在各府州县等地方分别设立了官办学校。考试也按照不同等级分别进行，表面看似颇为公平，实态不得而知。

虽然多少有些时过境迁，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前半期旅居中国并致力于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意大利人利玛窦，留下了他对这个时代的"权力"饱含真情实感的记录。他表示（和当时的日本完全不同），如果没有皇帝的首肯不可能在中国传教。在获得机会觐见皇帝之前，他曾不得不辗转于中国各地。中国的地方亦不同于欧洲的诸侯，虽然是皇帝任命的长官负责治理，但这些官员在当地百姓眼中如神灵般令人畏惧，连当地的官吏在他们面前都要屈膝跪地不敢抬头仰视，而这些官员，原本不过是贫农工匠子弟，只是因为勤学苦读而得以出人头地。

税制
支撑国家靠的是税收。洪武帝朱元璋下令进行全国普查，针对人口编制《赋役黄册》，土地则是《鱼鳞册》，并以此为依据按照大唐时期开始的两税法征税---土地为田赋，人口为徭役。

元末以来通货已经完全丧失信用，因而改为以米麦和丝绸等实物纳税的方式。甚至连官吏的俸禄，明朝初期也采用了以谷物支付的方式。
为了更便于征税，还设立了里甲制度。这是以相对富裕的农户为领头户，带领十户为一组称为"里"---十里即为"甲"---以"里"为单位承担差役纳税义务的制度。

建朝伊始规定田赋以米麦等实物缴纳，不过明中期以后白银流通渐增，先是田赋，紧接着是徭役也开始换算成白银折纳，十六世纪后半期开始启用将二者合而为一的一条鞭法。

盐业专营依旧是国库重要的收入来源。要想从衙门那里买进食盐，盐商们必须先交纳谷物---明初是用于军费的谷物---到了中后期改为交纳盐课银来换取用于运销食盐的凭证=盐引，才能买入食盐销往全国各地。盐商中又以徽州和山西商人最为引人瞩目。
大约这些人所在的地域并不适宜务农，促使他们以盐业起家，埋头经营商业活动。

军事
大宋时期逐渐形成的类似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和西欧近代各国那种中央政府直属的"常备军"，即不再依靠封建领主所拥有的兵力，而是某种国有雇佣兵制度，却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被重新打回封建时代。蒙古族长和高官等在全国各地的封地拥有兵力各自为营，一旦有战事就征用当地居民---费用各自负担---来补充兵力的不足。

明朝实质上沿袭了元朝的军事体制。或许是因为缺乏大宋那样以国家经费维持常备军的财力。
中央层级设置了相当于防卫省和总参谋部职能的大都督府。大宋时期的名称为"枢密院"。大都督府下设五军都督府，分领各地军事，类似现在的军管区。

同时明朝还在全国铺开了卫所制度。承担提供兵士义务的农户被指定为"军户"，赐给一定的土地确保自给自足，以此作为基础兵力。

不过到了十六世纪后半期，或许是由于和北方元朝蒙古人残余势力的战斗日趋白热化，军户中穷困潦倒者增多导致逃亡事件频发，宦官和地方官吏的大肆兼并加剧了土地私有化。
明末卫所制度逐渐空心化面临崩溃，各地军官开始募集私兵，形成类似唐末地方节度使藩镇割据的局面。

明末长期旅居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在1584年写给罗马的信件中指出士兵的社会地位极低。并称中国人不了解战争也不好战，本性看起来更像（温柔的）女人。

曾以武力驱逐蒙古人的明朝人，或许真的仿佛后来的《红楼梦》（虽然是清中期的作品，但故事背景设定为明朝）中的登场人物般柔弱不堪。1644年，在叛军的围攻下，众叛亲离的崇祯皇帝甚至无力挥剑反抗，在故宫后的煤山自缢身亡。

明代经济---工业革命前夜？

明朝经济相当耐人寻味。虽然至今仍有不少未解之谜，不过，基本观点认为来自新大陆和日本的大量金银直接或经西欧间接流入，被用于购买大明的丝绸和瓷器，推动了明朝经济走向繁荣。英国工业革命前夜所呈现出来的工场手工业也正在萌芽。

但这样的大量生产为何最终没有发展为工业革命，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或许有着贯通古今的启示意义。

对于明朝经济的讨论，通常以"元末动荡导致的荒废"为开篇叙事。其中华北更是被认为"陷入一片荒凉"。

如前所述，元朝曾从南方招募民众前往因昔日蒙金战乱而荒废的华北进行垦荒，但最终还是陷入荒芜。为了振兴农业，洪武帝朱元璋继续了元朝的方法，不仅实施减税，还加大了"屯田"力度。"屯田"规模一度高达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以上。

由于"重视农业防范商业资本的强盛"，没有建立元末因通胀丧失信用的通货替代结算体制，缴税都采用实物折纳的方式，乃至官员的俸禄都是实物给付，洪武帝因"重农主义造成经济停滞"而饱受批判，但如果环视全国就会发现这样的结论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实际上华南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并未受到战乱的太多影响。江南周边丝织品和棉织品的生产一直在稳步增加。将新大陆的金银财宝收入囊中的西欧各国开始大肆购买中国产品为增长创造了契机。

1543年南美秘鲁（现玻利维亚--译者注）的波托西银矿开挖，1565年西班牙人展开了对菲律宾的征服，以马尼拉为中继点的贸易通道就此形成。

这些史实之间曾经有过怎样的连动尚不得而知，不过明朝政府确实在1567年废除了海禁政策（海禁也是日本闭关锁国制度的模型，即贸易的国家垄断与限制措施）。
白银应该就是自此迅速流入大明。宰相张居正推行的以折银缴纳取代实物缴纳田赋徭役的一条鞭法，亦是始于此时。

究竟有多少白银流入呢？有记录称作为十七世纪初期新大陆对明贸易枢纽的马尼拉，每年运抵的白银高达四百吨。
而日本流向明朝的银两（1527年石见银矿、1542年日本的佐渡银矿开始采掘）在极盛期每年可达近二百吨，如果再算上其他来自新大陆经西欧流入的银两五十吨，意味着每年流入明朝的白银最高可达六百五十吨。

按照岸本美绪的说法，明朝每年要向北方的蒙古进贡四百万两，即相当于一百五十吨白银。
想必走私贸易所占比例也相当可观，所以无法一览全貌，即便果真每年有五百吨白银流入明朝，以当下的汇率换算也不到五百亿日元，算不上什么惊人的金额，但考虑到当时的物价水平较低，对于经济的刺激效果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西欧来说，新大陆巨量金银的流入引发通胀，加速了封建领主的没落，导致王权进一步强化，推动西欧闯入了绝对主义时代；而此时的中国，绝对主义业已形成。

经济实态

美国记者Charles C. Mann（查尔斯·曼恩）在其著作《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中对明朝工业的样貌有着这样的描述。

---长江下游密集分布着丝织品小作坊---每家的规模都差不多，大致为十台织机，每天早上从街上拉来织工---，可以立即复制出欧洲的最新款式（当然这些产品是否专为满足西欧的需求尚不得而知）--- 。

江南的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曾有织机多达1.3万张，南京一带不计其数的陶瓷厂每年出品上百万件瓷器，吹釉法的研发成功让施釉更加均匀光泽。

伴随城市手工业的日益繁荣，农村地区养蚕和棉花生产也水涨船高，农民们自己也开始投身纺织的副业生产。这些都是在中间商和城市商业资本的组织下进行的。农民从其手中借来高利贷---虽然表面看来利息颇高，但农业本就是以一粒种子换来几十倍收益的行业，生产力超乎我们的想象---购买蚕种和桑叶等必要的物资来养蚕，并通过中间商卖出后偿还贷款，或者向中间商赊账购买生丝加工成织物再通过中间商卖出后结算加工费。即使现在，部分中亚国家种植棉花的农民和政府机构之间依然可见这种买卖关系。

明清时期已经显露若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例如在新开辟的山地，利用雇工开展烟草等的大规模商品生产加工。明中期还涌现出活跃在全国的财阀式商业资本。徽州商人和山西商人掌握了盐业国家专营的全国流通生意，并实现了规模化经营。二者直到清朝时期在金融领域亦得以成就大业。

起初政府是将部分农民划为世袭的"匠户"，让他们在官营工厂从事手工业劳作以代替徭役，这是元代制度的沿袭。但到了明朝时期，由于负担过重，匠户们开始出逃，导致制度逐渐解体。因此政府转而利用折银缴纳的赋税来购买自己所需的工业产品。

科学技术

明朝时期科技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该时期出现了诸如农书《农政全书》、草药药学等方面的《本草纲目》等众多实用性书籍。还有一个不应被遗忘的，就是明代技术的集大成之作《天工开物》也编纂于同一时期。日本也有薮内清的译本，由东洋文库出版。幕府末期，平贺源内等也曾参考借鉴过。

不过这些书籍主要聚焦于实用性技术，在科学领域此时已经逐渐显露出落后于西方的征兆。而《天工开物》中介绍的各种经验和技术，也多停留在中世纪经济的延长线上。

宋朝时期已经使用焦炭冶铁等技术，似乎有了可以比肩十八世纪英格兰的重大突破，但《天工开物》所展示的冶铁技术还是停留在小规模和相对落后的阶段。《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描述"凡倭夷刀剑，有百炼精纯、置日光檐下则满室辉曜者...又名此钢为下乘云"。

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旅居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笔下，除了医药学领域，欧洲技术显得更具优越性。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件中曾要求送来"简单易懂展示欧洲文明水平，能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实用仪器工具（practical instruments）"。他对中国出版业的极度繁荣和知识分子的水平评价很高，但也觉得人们因期冀（以科举成名）立身出世，而更看重人文领域的知识，造成科学未受重视。

科学并非科举的考试科目，当时也并没有注重科技利用的企业。充其量不过是将另类造物进献给皇帝获取犒赏，自然无法推动科学不断前行。正是当时的这种国体与权力架构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货币
明中期，大量白银的流入创造了经济繁荣盛景，但货币体制一直相对薄弱。据说明初由于元末滥发纸币和货币信用丧失的拖累，华北地区甚至出现以物易物的经济倒退。不过，经济并未因战乱而崩溃且地处经济活动核心地带的华南和江南，这种以物易物的模式必然无法维持正常运行，应该会有货币或支票类的交易媒介存在其间。而实际情况如何，至今未见相应的研究成果。

可以想见交易中会出现类似于唐朝经常使用的支票，亦或直接将食盐类作为价格标准。
而进入明中期，海外流入大量白银，赋税也改为以白银折纳，白银由此成为实质上的通货。
不过政府并没有直接发行白银货币，而是以两为单位的马蹄形、粒形等形状各异的白银作为通货进入流通市场。

墨西哥等地铸造的"西班牙银币"也流入市场，因其圆形设计而被称为"银元"，这就是现在汉语中人民币的"元"和美国货币="美元"、日本货币="日元"名称的出处。

1583年，利玛窦发自澳门的信件中曾经这样描述。当然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此时他初到中国不久，尚未领略全境实况。

--"中国拥有大量的金矿，中国人并没有将其用于货币，而是作为商品使用。因为没有通用的货币，所有的买卖都是以白银称重（按白银的重量）进行交易。总而言之商品极为丰富。--
到了明朝末期，白银流入减少导致经济转向通缩，农产品价格下跌使农民饱受赋税之苦（白银折纳导致农民负担加重）。

这是因为新大陆和日本等开始强化白银出口管控，甚至禁止出口。这当属形成明朝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原因之一。

贸易

明初在宁波、泉州和广州的三大港设市舶司（海关），对私营贸易进行管理，但1371年洪武帝宣布开始实施"海禁"，将贸易纳入国家垄断的范畴。1374年三大港的市舶司亦被废止。对于实施该措施的动机，包括严防倭寇以及防范元朝残存势力与海盗勾结不断渗透等各种说法。

无论如何，海禁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后，以福建为核心一直以对外贸易为生的民众中，与移居海外的"华侨"先驱者或日本的倭寇等勾结从事走私贸易者络绎不绝。舟山群岛的双屿港和漳州的月港成为其活动的据点。

而南宋时期作为贸易港繁盛一时的福建泉州，则由于海岸线的变化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地位。
继洪武帝以这样的方式取缔走私贸易之后，第三代永乐帝在1405年派遣郑和率领的大型舰队远航南方、中东、非洲。

这堪称百年之后西方各国"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亦可算是现代中国一带一路的"永乐版"。
截止到1433年，郑和共奉旨远航七次。下西洋的目的应该包括平定与东南亚、印度、中东、拜占庭之间的航路---明朝时期，受到盘踞蒙古与中亚地区的帖木儿帝国的威胁，丝绸之路无法再作为连结东西方物流的通道---并与各国缔结维持朝贡关系，获取更多贸易垄断利益。

据考证郑和所乘旗舰（"宝船"）长约100～150米，宽50～60米，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仍可谓一艘"巨舰"。采用双层船壳和水密舱结构，配备防锈钉和机械式舱底水泵，所率船队共有六十多艘船舰，总人数达到了近两万名。

这是堪比登陆日本的佩里舰队、甚至现代美国海军航母舰队的军事力量，各国自然只有俯首听命。

历经明朝（数次）海禁政策逐步放宽，福建开始出现进口南美农作物的商人。进口的农作物包括番薯、玉米、花生、烟草、辣椒、菠萝、腰果、木薯等，中国人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开始引入这些作物，并最终助力清朝实现人口爆炸式增长。

大众面临的境遇
　
借着新大陆流入的大量金银，十七世纪前后西欧类似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开始增多。
他们开始意识到自身拥有的权利，并在十八世纪以后推动近代民主主义社会逐渐成形。那么，同属城市居民生活水节节攀升的明朝，情况又是如何呢。

首先是农民的地位，实态不得而知，也未见相应的研究。毕竟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可能因地域和时代而千差万别形态各异。
作为土地支配者的蒙古贵族已销声匿迹，和宋代一样，以那些通过科举选拔的高官为核心的有权之势和富商们占有了更多的土地。

他们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想必也是因地而异，或从属或契约关系。农民的地位与权利意识，与同时代的西欧各国应无大异。
地主之中亦出现了如宋朝士大夫一般，或积极投资修建灌溉设施，或思考国家整体利益的文化人士。
其中的权威之士被称为"乡绅"，他们的存在与英格兰的"绅士"颇为相似。

城市居民日渐增加，明朝中期白银大量流入推动商业活力迸发，物流通道沿途林立着众多中小城市"市镇"。
中层以上的居民阶层显示出较高的意识水平，涌现出更多独立思考者，王阳明的"王学"传播甚广。
正如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所概括的，这是基于个体理性的思维理念。

打破僵化儒家思想的朱子学说，曾经推动宋朝时期匹敌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发展；不过到了明朝，被奉为国学的朱子学说再次陷入僵化，社会需要王阳明等人掀起的这种新思潮。
也是在明朝，商业和勤勉的道德观念得以确立，并在其后的江户时代传至日本，发展为石门心学。

中国自古就推崇勤勉的道德观。例如处于北宋至南宋转换期的全真教（道教的一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道就为禅宗所吸纳。
禅宗有偈语称"挑水砍柴，无非妙道"，将勤勉视为自我修行的工具；而全真教则将勤勉视为侍奉父与君的方法。

宋代士大夫之中也有人认为"要拥有独立人格，先决条件是建立必要的经济基础"，而毅然投身商业。
元代，商业几乎皆为粟特人等所把持；但到了明朝，商业得以重回汉民族手中。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逐步提升，（效仿文人、权贵）留下墓志铭的人激增。

而以"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求善之心，逐利不污其心（后面这两句找不到对应的中文，所以摘出来了。。）等话语为代表的"心学"思潮就此形成。
商业书籍大量出现，和大众(通俗)文学一起，在世俗形式的包装下，融入大量勤勉的道德伦理观念，同时也颂扬将获取的利益回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精神。

当然，这些教诲想必只能影响到部分群众---明代类似日本平民教育机构寺子屋的私塾也十分发达---所谓公共精神，自然还是以儒家上下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因而这种自我意识的提升，最终未能像西欧那样推动近代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
相同的结论也可以套用在传承明代这种勤勉精神的江户时代日本身上。
西欧英格兰市民革命（Puritan Revolution）和法国大革命消灭了王权，推动了议会民主制的诞生。

明代文化基础不断拓展，催生了一种大众文化兴隆的现象。
或许是试图扫清元朝精英的影响，初代洪武皇帝对文人也进行了镇压；而第三代永乐皇帝以科举为核心，开展了全国教育体系的建设。他推动在全国建立了下至州县的国立学校，实施相当于科举预考的"乡试"，全面扩大了科举的报考对象范畴。

他指示开展《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二者都是对儒家四书五经进行注释的教材）、《性理大全》（朱子学、阳明学等宋代以后儒家新思潮文章的合集）的编纂，作为科举考试的官定教科书之一，并颁行至全国的官学。

城镇地区类似后来日本"寺子屋"那种教授读写和计算的民间私立学校"社学"发展壮大，识字和知识由此得以逐步在百姓中普及。

十六世纪以后，明代书籍的出版数量飞速增加，百姓识字率的提升使小说日渐盛行。《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金瓶梅》都成书于明朝，戏曲也得到长足发展。

至于宗族制度的变迁，至今仍有不少未解之谜。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宗族制度在周朝业已形成。为了扩大纳税主体的规模，秦国宰相商鞅对这种大家族制进行了分割，而其后却不知所以。从后来的历史不难看到某些宗族制重回强势的案例，或许是新兴地主为了让子孙更便于继承自己的地位，还有如今福建省依然大量保留着的"土楼"，就采用了聚族而居以抵御外敌的建筑方式。

与周边的关系

明朝第三位皇帝永乐帝以彻底推倒前朝蒙古族统治之势，不断向周边扩张。制服了蒙古，也平定了女真。在南方则再次征服曾于十世纪前半期独立的越南北部，将其纳入疆土，并派出郑和的大型舰队远航南下。

不过越南的属地化仅仅持续了二十余年，大型舰队的远航也在永乐死后不久即宣告结束。
而自明朝建国初期倭寇就一直威胁着沿海地区的安全，丝绸之路方面则由于蒙古势力和中亚帖木儿帝国而受到阻隔。

贸易（朝贡）利益驱使曾一度趋于怀柔的北方游牧民族也逐渐纠集在女真族的旗帜下，并于十六世纪自称满洲族，最终推倒明朝建立大清。

明朝初代皇帝洪武帝时期就开启了与日本足利义满之间的"堪合贸易"（又称"贡舶贸易"）。朝廷、大名和商人也驳杂其间成为初创者。由于日本不愿与明朝建立"朝贡册封关系"，所谓"堪合贸易"难免性质模糊，但不可否认其实质上的公认遣明使地位。这种贸易为日本方面带来巨大的利益（贸易顺差），大量铜钱流入日本，促进了日本的货币经济发展。

十六世纪，葡萄牙也渗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交易圈。葡萄牙人在1557年获得澳门的居住权，取代当时由于海禁无法与日本开展贸易的明朝商人将日本产量激增的白银运往中国，攫取了巨额利益。

西班牙则以马尼拉为据点，用从中南美大陆运来的白银购入中国商品，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明朝末期，落后一步入场的荷兰于1624年在明朝鞭长莫及的台湾南部建起热兰遮城（Zeelandia，即安平古堡）作为贸易转口基地。

就这样，到明朝末期，西欧殖民主义势力已经渗透周边，但直至1850年的鸦片战争之前，他们还在按照中国的国家主权行事。

不过这种创造出巨额利益的海上贸易特权，也催生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徽州（现安徽省）出身的商人王直（又名汪直--译者注），十六世纪后半期以宁波附近的舟山群岛为根据地---至今依旧林立着不少中世纪日式建筑---，把持着与日本五岛列岛以及其后与平户之间的走私贸易，手握巨大的权力。被称为"后期倭寇"的势力，其实大多是类似王直这样的中国人。

十七世纪前半期，郑芝龙等人控制了该地区的海运贸易。郑芝龙与王直一样，曾留居日本平户，并与当地士族之女成婚。

二人之子即是后来被称为"国姓爷"、甚至成为歌舞伎剧目主人公的郑成功。其父郑芝龙后来归顺大清---之后清廷命其讨伐其子郑成功而不从，并终为清廷所杀---，而其子郑成功则坚持以明朝遗臣身份抗清。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手中收复台湾热兰遮城---从海上围困十一个月之久---，将其作为抗清根据地。收复台湾之后不久，郑成功即病死，后其子投降清军。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至今仍视郑成功为民族英雄。

即便是在灭国后，明朝残余势力依旧以南明的名号在华南地区活动，并向德川幕府提出借兵和援助物资的要求，应该就是利用了郑芝龙等人建立的人脉关系。幕府则回报以默许郑氏在长崎的贸易算作某种支持。

德川家康曾表示愿以朱印船贸易的方式继续与清廷合作，但郑成功抗清的前车之鉴记忆犹新，清廷延续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德川幕府也自德川家光时期加强了锁国政策。堪合贸易没能复活，遣清使也未能出现。

不过，长崎的出岛旁边建起了"唐人屋敷（唐人街）"，约2000名中国人曾定居于此。日清之间并未确立外交关系，但中国商人的船只出入长崎，且贸易规模远超荷兰商人，这都获得了幕府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