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日本的农业合作社拥有巨大的政治能量。根据《农业合作社法》，"全国农业合作社中央会"在各地设有地方合作社（总称JA），全国职员总数大约22万，几乎与全国警察定员25万相同。地方JA组织在当地农村调整各家农户的稻米耕作面积。

JA通过限制耕作面积，维持大米的较高价格，使二战后的日本农村富裕了起来。大米生产得到了控制，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政府就要按照高价收购全部大米（超过市场销售价格收购，也就是说，对稻米种植实质上支付了补助费），由此，财富从城市转向了农村。

上世纪70年代之前，每逢农闲时期，农民们就到大城市去打工，从事建筑等行业的体力劳动，用挣来的钱购买农业机械。城市里的劳动环境恶劣，农民工与留在农村里的妻子之间也发生过不少家庭悲剧。现在，农民们已经不再到城里去打工了。日本的农村富裕起来了，道路等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建全完善（虽然年轻人逐年离开农村，出现了农村"过疏化"的问题）。

JA就像是自行核算的农业官僚机构。稻米是农村财富的源泉。利用法律授予的权限，控制这一财源，就是JA的基本业务。他们除了有偿进行稻米的聚集与发货、化肥、农业机械的流通与销售等之外，还为农民办理银行、保险业务。JA经营的"JA银行"，储蓄额巨大，位居日本第二位。银行与保险业务是JA最大的收入来源。

JA的职员还支援当地出身的国会议员、地方议员的竞选活动。日本农村人口稀少，却占有相对较多的国会议员名额，正因为如此，执政党和在野党都为获得农民的选票争红了眼。JA职员常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志愿者支援竞选，他们更多的是支援保守政党的议员。

就是说，稻米和农业合作社构成了日本农村、日本政治的基础之一，因此，稻米进口的自由化总是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因为一旦实行进口自由化，外国的低价大米就会充斥日本的国内市场，大米价格就会下降。这一来，以大米高价为基础建立的日本政治、经济构造，就不得不进行巨大的变革。所以，JA总是强烈反对大米进口的自由化。最后，JA很不情愿地勉强承认了实行有限度的自由化，但很多场合是从政府手里获取到高额补偿费。1993年，在WTO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日本同意了分阶段实行大米进口自由化（极为有限的）。当时，日本政府约定为农村补偿6万亿日元，虽然其中大部分不过是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在既定预算中冠以"补偿"之名的项目。

就这样，日本社会上存在着各个行业的强大的施压集团。他们不断对国会及中央政府各省厅施加压力，要求制定对其有利的规章，获得补助费，减免税金。这些团体不少与执政党结下了紧密的关系，因此，执政党更迭后就会招致恐慌。2009年，民主党取得政权后，日本医师会就发生了内讧，在选举中改选了会长（由于日本医疗费每年大约高达40万亿日元，所以，代管这笔资金的医生以及他们组成的医师会拥有很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