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末尾的下划线部分于 4 月 18 日添加。)
日本采取的新冠病毒防控措施，显示出典型的日本特色。
截至4月1日（这可不是愚人节玩笑），日本累计确诊人数达到2617人（另有美国公司旗下"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712人），死亡63人（不含邮轮的死亡患者11人）。其中东京都为689人，死亡16人。

数据中的死亡人数应该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但实际的感染人数想必是远超确诊人数。因为日本实施的检测数量低于其他国家。根本原因在于感染者可用的隔离病床数量太少，迄今为止也没有必要。日本传染病的相关法律规定，被认定为"传染病"的患者必须收治在隔离病房。而从新冠病毒疫情来看，如果将轻症患者都收进隔离病房，其后出现的重症患者将无法得到及时救治。因此现在的方针是要求症状较轻的患者留在家中，症状无改善才能接受检测。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体推动了若干可绕过法律规定采取的"要求"（即政府不启动补偿机制，请国民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应对）措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2月底安倍首相要求全国中小学停课，3月底东京都小池知事等多个地方自治体的知事要求酒吧和夜总会等停业，呼吁市民周末避免外出和控制大城市之间的人员流动等。

虽然这样的"要求"并非所有人都会照做（没有惩罚措施，也没有警察监管，当然也没有那么多警力来监管），但周末电车的利用率下降了80%，大城市的音乐会、体育赛事和大型活动等接连取消，连相扑比赛也改为无观众的"闭门"形式，职业棒球赛季整体延期。研讨会等科技交流活动也几乎全部宣布停办。

市民相对自制，但大多数人继续上班（有不少企业采用在家办公＝telework的方式），但直到3月底，确诊人数依旧持续攀升（4月2日新增97人），媒体和市民希望"政府尽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呼声不断高涨。因为一旦首相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各地方知事即可强行征用当地的相关设施作为隔离病房（当然会提供补贴），但安倍首相仍断言目前尚未达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程度。

日本经历二战的战败，国家权力受到极大的削减，内务省被废至今正是这一现象的象征。而共产党、社会党等曾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在野党则每每反对国家和警察权力的扩张，不断阻止国会通过相关法案。因此，战后的日本在美军的保护下（对美国来说重中之重是守护在日美军基地），一直以来持续着中国古语中"鼓腹击壤"式的生活。

政府沦为（必须）为国民提供年金（养老金）、医保和失业保险的无害奉献者，哪怕稍有一点想要增税的小动作都会招致强烈的反抗。因为这意味着很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丧失执政党的地位。

所以，通常老百姓根本没把政府放在心上，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马上就会怒喝"政府怎么搞的！"要求采取对策。数年前有违反国家抗震标准的建筑商被曝光，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一鼓作气推动了相关法规的升级改造，以至于建筑设计事务所要完成的文件堆积起来竟然有一米之高。这种做法对建筑行业来说只是平添了无谓的负担,加大了成本而已。法规完善之前的建筑物在那之后严重的地震中依旧安然无恙。

这次的新冠疫情亦是如此。如果放任政府过度行使权力，将给市民的权利和经济活动造成不必要的影响，找准问题所在精准打击才是更现实的解决办法。比如（现在东京都正在研究）租用客流骤降的酒店当作临时的隔离病房，并由国家负担部分经费，为没了食客面临破产的餐饮企业提供周转资金的无息贷款（放款审核是难题，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家插手结果难免走偏）等等。

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开会时保持参会人员之间安全的防疫距离，市民应该自觉践行。这才是一个成熟社会理想的样貌。

(随后，安倍总理宣布了进入紧急状态。 然而，这并不太改变了过去的情况，人们继续在拥挤的火车上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