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异质价值观的夹缝之间

对于上世纪70年代初留学美国或欧洲的我们这一代外交官来说，留学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并不是因为生活水平与日本大不相同，的确，我们曾为美国大学食堂的冰激凌、沙拉的量大而感叹，但汽车、家电产品的质量与日本没有什么差别（即便如此，那个时代，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无论你怎样踩日本车的油门，时速也超不过120公里）。

给我们造成巨大冲击的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和日本大不一样。看来，他们不是遵循集体主义或前辈后辈死板拘谨的从属关系，而是生活在个人这种个体十分坚实、贯穿着合理主义的社会之中。

美国的大学里有一种留学生接待制度，称之为"接待留学生的家庭"。只要留学生向校方申请，校方就会给你介绍一家特定的家庭。这家庭会隔3个月招待你到他家去一次。在日本，外国留学生到日本人家里来时，日本人会做很多美味佳肴，举家欢迎。美国不会这样做，只是准备些蔬菜肉汤和意大利面条之类的。此外就是平时经常出入这家庭的年轻人们像往常一样进进出出吃面条。并不因为这是"接待留学生的家庭"，就让人对这家的夫妇叫爸爸、妈妈，不能做这种不自然的事。如果你不能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自己进入交谈的圈内，那就没有人理睬你。

那时，一到夏天，美国大学的布告牌上就会贴出很多寻求旅伴的告示。有一年夏季俄语学习班结束后，我决定开车到科罗拉多去（在科罗拉多山里苦练俄语2周）。我就是通过告示找到了旅伴，3天3夜吃睡都在车里，直到科罗拉多。

我的旅伴是要到科罗拉多去上大学，想找一种便宜的旅行方式，而我则希望找一个能替换开车并分担一半汽油钱的旅伴。这种能够自己承担责任公开招募伙伴的行为是当时美国社会生机勃勃的体现。但后来犯罪案件越来越多，到了现在，甚至连路边搭便车旅行的人也已经很少看到了。

今天，美元贬值，到外国旅游也很容易了。但是，仅仅乘坐旅游大巴，匆匆忙忙四处转几天，那就和在家里翻看风景明信片差不多了。如果不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住在当地，与当地人交谈，那么就根本不能了解这个国家的任何事情；而死抱着在日本时的价值观，仅看到表面现象，就认为"啊，还是日本好"，那么，也就只能是一无所获，无功而返了。

外交官面临的危险恰恰与此相反，那就是过分受到某国价值观的影响，忘记了在日本社会中如何待人处世的那种危险。我们去外国留学，之后又在国外工作了几年，在这期间，其他政府部门的同龄人中，有的人已经在地方税务署或警察署担任领导职务，领导着数百名部下了。他们在地方或东京工作的过程中，已经对宴会开始时的祝酒、结束时的击掌齐唱等日本独特的习惯谙熟于心了。与他们相比，外交官是两手空空的一个人，而国内工作的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组织中身负众望的领军人物了。外交官是利用外语这个武器，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与外国人谈判、搜集信息的人，习惯于单枪匹马作战；而他们则擅长于发动部下，组织团队作战。本来我们外交官倒是想依靠组织作战，但是，能够在国外工作的人才不多，不足以建立起一个组织。

日本的外交官容易陷入价值观的矛盾烦恼之中。中东和近东或印度的外交官在开展工作时完全体现了本国的传统，而日本的外交官则不能照此行事。因为在当今世界上还是欧美国家拥有支配力量，如果始终突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就不会理睬你。

日本的传统文化在世界上也是可以引以为豪的，但是，如果对欧美人强行劝酒或以前辈自居，自高自大，盛气凌人，那么，对方就不会把你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人，就不会理睬你。我并不是说必须按照欧美的价值观行事，而是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从各种各样的羁绊藩篱中获得了解放，成为个人主义的个体，因此，为了建设生机勃勃的社会和经济，日本人也因该主动改变自我。

如果日本社会总是一成不变，她的外交官也就会不断在矛盾中烦恼下去，因为每当他们出入日本和各国时，就必须改换他们头脑中的"线路"。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像变色龙那样，变成一个不守节操的变节者。既然是人，就应该在心中坚守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完全没有必要在外国人面前演戏，隐瞒自己的价值观。

对我来说，作为外交官，我面临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外国自上而下的快速决策与日本墨守共识做出的缓慢决定之间的矛盾。另外，我来到国外，会受到日本人的期待，他们希望我提供像日本市政厅那样细致入微的服务，而同时我还必须做好面向出使国家的政府和舆论的工作，我背负着很大的负担。还有就像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时，被夹在日本与出使国家的舆论夹缝里，使人感到很大的压力。我觉得，面对这些矛盾、负担、压力的同时，能够不迷失日本标准国民的生活感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能够为追求自由的社会而生活，那才是理想的状态。
Copyright ©０８・１０　河東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