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亚洲价值观"的神话
　　　　　　　　　　　　　　　　　　　　　　　１９９５，１２
　　　　　　　　　　　　　　　　　　　　　　　　河東哲夫

序论----要有"动态的"观点
正像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的那样，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过去隐藏在美苏对立阴影下的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立成为更加鲜明的问题凸现出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的马赫布巴尼与林格尔的论战也是其中一例，本杂志也予以转载。
围绕价值观的差异展开的此类争论的背后，基本都存在着冷战后世界上围绕政治、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进行的争夺，而价值观的差异或许并不是主要问题。但是，价值观的差异至少会影响国民之间的好恶感情，并对政治、经济交涉的激烈程度给予相当的影响，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但是，围绕价值观的差异、特别是欧美价值观与亚洲价值观的差异展开的大部分讨论，似乎都舍弃了历史的来龙去脉以及地理的多样性，而仅仅从现状出发，停留在"静止"、表面的概念上。
社会及文明绝不会停留在一点上。政治、经济、社会在相互影响中改变着整个的面貌。有时，既得权益的结构固定化，阻碍任何发展。但是，我认为幸运的是亚洲大部分国家的社会并没有如此凝固。那种认为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永劫不变、相互冲突是命中注定的观点，只会产生把对方作为异类抛弃或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毫无益处的选择。
因此，具有历史、地理的充分广阔的视野，并充分考虑到将来变化的可能性的"动态的"观点是必要的。这样，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可能就会产生相互更加宽容的态度。
尽管如此，由于价值观还涉及到难以进行科学分析的民族性，所以恐怕很难做出简洁明快的结论。在这里，我想首先就当今欧美与亚洲的价值观的最为显著的差异开始探讨。

西欧自古以来就奉行个人主义吗？
个人主义问题似乎被人们认为是亚洲与欧美各国价值观的最大差异。这是因为人们认为西方的个人能够比较自由地思考和发表言论，与此相比，在亚洲，人们常常把一个人作为国家或社会一员的作用优先于个人，或者借自己所属组织之威接触他人，这就可能使欧美人感到厌恶，有时还会使他们感到恐怖。
然而，这种差异是命中注定的吗？有人说，欧洲人是狩猎文化，是食肉民族，所以精力充沛，自我主张很强，奉行个人主义；而日本人是农耕文化，所以讲究协调，崇尚集体主义。
的确，与亚洲大部分民族相比照，雅利安人向欧洲迁徙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属于游牧民族。他们形成了部族社会，部族之长"王"的权利受部族会议的制约。
但是，这并不能作为东西方价值观命中注定的差异的依据。例如，阿拉伯人、蒙古人也都是属于游牧民族，自我主张也很强烈。而日本人的祖先的一支也许就是西伯利亚蒙古系游牧民族。另一方面，被称为西欧文明来源之一的罗马帝国，在经济上与其说是依靠游牧或畜牧业，不如说是依靠农业；而且，在历代帝王之中，很多人也表现出了"亚洲式"的无视人权和残暴。
总之，这种"因为是亚洲所以是集体主义；因为是欧洲所以是个人主义"的宿命论的分类方式，缺乏广阔的历史、地理的视野。（我们最多只能说，）在个体经济自我完结性较高的游牧、狩猎社会以及近代城市社会中，个人主义因素比较强，而在对共同体的经济依存度较高的农村社会中，集体主义因素则比较强。
欧洲人往往自认为他们从希腊、罗马时代以来就一贯奉行以个人主义为首的现行价值观。但这种看法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一种一厢情愿。灭亡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民族以拜占庭和阿拉伯文明作媒介，重新发现了希腊和罗马文明。而曾经振兴了学术、商业，并在宗教上比较宽容的阿拉伯文明，在被西欧夺走了东方贸易之后则停滞下来，而今还被当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温床受到西欧的警戒，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西欧的中世纪与日本的江户时代一样，生产率提高，商业发达，而且一部分知识精英发展了神学，也就是当时的人文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世纪也不像过去人们所说的那样是黑暗时代。但尽管如此，西欧中世纪的农村似乎依然是共同体或邻居干预较强的社会，男女混浴、家族混睡都很普遍，也没有什么私生活的概念。
有些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在这样的西欧社会中，发生普遍的价值观的变化是在17世纪。L•斯通撰写的《英国家族•性•婚姻》（日译《家族•性•结婚的社会史》劲草书房出版）明确地追溯、论述了1500年到1800年英国社会的变化。其中指出，1550年到1700年之间，发生了血缘关系及共同体的衰退；1640年到1800年之间，在父母与子女、夫妻之间的关系上，自然亲情胜过了支配和从属关系，而且私生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罗贝尔•缪先布莱德在《近代人的发明》（日文版为《近代人的诞生》筑摩书房出版）中追述了15世纪到18世纪法国社会的变化。其中描述了实行混睡、男女混浴甚至还可以看到妖术师的中世纪农村生活受到新崛起的统治阶级城市居民的蔑视、以及今天欧洲式文雅礼节在城市居民中流行开来的过程。
文雅的行为模式在当时的亚洲统治阶级中也可以看到。但是，在西欧发生的这种变化不仅仅限于文雅礼节，还伴随着"个性的完成"这种相当明确的意识形态。文艺复兴、笛卡尔以后的哲学确立了个性与理性的价值，宗教革命则使个人可以不经由教会而直接与神相对，从而解放了个人。
西欧社会的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新兴资产阶级中，其后由于工业化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扩展到大部分城市居民和部分农村居民中，直到现在。如果说亚洲贵族阶层的礼节就像统治阶级秘密俱乐部里的暗语，那么，西欧的变化则具有更大的扩张力。
这些事实表明，使西欧成为今日之西欧的重大契机、特别是使个人主义普及的契机，存在于16世纪开始的经济发展之中。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个人对父母、亲戚、朋友的经济依赖，使个人从地缘和血缘中解放出来。
总之，西欧在发展的初期也有与今不同的文化，而创造今天的西欧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如果强迫人们，似乎"不采用现在的西方模式就不能取得经济发展，必须立即西化"，那么，这种论调就是本末倒置了。

西欧经济发展阴影下的牺牲
而且，如果观察一下16世纪开始的西欧经济发展的契机是什么，就可以发现一种虽是众所周知但却很有趣的现象。
由于土耳其控制了与亚洲的贸易，西欧中世纪的经济遇到了一些障碍。必须打破这些障碍，欧洲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到达了亚洲。这个大航海时代，成为经济繁荣的中心从阿拉伯、亚洲移往西欧的契机。在这一点上，我深感这是一起影响至今的重大事件。据角山荣和川胜平太考证，当时，亚洲在生产和贸易两方面都凌驾于西欧之上，从亚洲流入的陶瓷器、砂糖、棉纺织品、丝绸等大大改变了西欧的生活，促进了替代进口产品的生产，并由此引发了产业革命。
另外，"新大陆的发现"带来了中南美金银的大量流入。有统计估算，自1500年至1650年，西欧持有的金银大约增加了2倍。其结果，工业品、奢侈品涨价，降低了以农村经济为财富来源的封建领主的地位，促进了西欧绝对王权的确立，而绝对王权又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发展了经济。
关于新大陆的金银流入给西欧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这批金银恐怕也不会是英国产业革命的启动资金。但是，西欧人征服"新大陆"的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是靠枪炮的火力和阴谋进行的，金银的掠夺也使当地人沦为奴隶，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此外，英国的产业革命----以纺织品的大幅增产为契机----也是在牺牲印度纺织业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恐怕也是确凿无疑的。
总之，16世纪以后，西欧各国的经济的发展尽管大部分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有些也依赖发明枪炮的偶然因素和殖民地的牺牲，这也是不能否认的。而且，西欧文明是经过了反复革命和流血后才发展到今天这样发达的阶段的。
如果忘记了这些事实，把西方现行的价值观、制度原封不动地强加于发展中国家，那就会被对方认为傲慢，引起对方的反感。而且，无论要把什么制度强加给对方，调整各方利害关系的方式终究还是要符合各国的发展阶段。

多神教与一神教
与个人主义并列，多神教乃至泛神论与一神教的差异也是经常被人们指出的亚洲与欧美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之一。最近，还有很多意见指出了欧美一神教的局限性，标榜了"亚洲式"泛神论的优越性----不承认绝对价值，将价值差异看作是相对的，并在其间寻求妥协。
但是，在这一点上，宿命论也被认为是不正确的。众所周知，雅利安人原本是信仰多神教的，而且，在基督教三位一体论中精灵的存在以及圣诞节等许多基督教习俗的背后，还可以看到西欧古代多神教异教的痕迹。
移居印度的雅利安人的思想当初也是多神论的，在思索的进程中，尽管所谓"宇宙原理"的哲学色彩很强，但还是达到了一神论的认识。这在佛教中也是一样的。例如，日本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多神教国家，但最初的泛神论的性质，在净土真宗里变为一神论宗教。
欧美人有时会忘记自己当初也曾经生活在泛神论的世界里，而且摆出一副傲慢态度，似乎合理主义以及科学精神只能产生在一神论的世界里。
但是，在现代欧美文明的源泉----多神教的古希腊时代，合理精神及逻辑性科学思维也曾得到了发展。正如伊斯兰哲学大师伽扎利所说，逻辑的发展方式基本上是人类共通的。的确，在西欧，唯一神的探讨促进了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为后世的科学发展作了准备，但是，即便是伊斯兰的伽扎利，也在11世纪就已经提出了与笛卡尔的理性论、洛克的认识论相同的思想。由此看来，与其说科学仅在西欧发达是由于人种及价值观的差异，还不如说是由于某些其它的原因。
另外，施本格勒出版《西欧的没落》以来，有人就像马克思主义者70年来预言资本主义灭亡一样不断指出，西欧的合理主义、自然科学已经走投无路。现在，这种论调有时也被当作"亚洲价值观优越"的论据之一。
的确，即便是试图将人的理性提高到神的地位的欧美自然科学的精华----宇宙论、基本粒子论等等，归根结底，也显露出不可知的因素，即使能够推测出宇宙的起源，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原始空间的出现以及为什么发生了大爆炸。基本粒子的存在也没有全部得到证实，而且，也不能保证它就是物质的最小单位。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基督教的衰退，很多欧美人感到了精神的饥渴，于是就开始关注东亚超逻辑的神秘主义思想。如果以此来嘲笑一神论面临穷途末路那是很容易的。不过，逻辑理性的探讨走投无路时，神秘主义就会抬头，这在历史上似乎反复出现，屡见不鲜----伊斯兰教也有这样的历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神教的终结。而且，现在，由于混沌理论、模糊理论的出现，将事物划分为黑白两类，以此发展了理论的西欧科学，仍然显示出它还有阐明复杂现象的余力。

建立"亚洲价值观"是可能的吗？
最近，不仅在日本，在亚洲各国都可以看到颂扬"亚洲价值观"的动向。其动机各式各样：有的要防止经济发展的结果，欧美文化迅速流入，从而丧失本国文化的自主性；有的就像林格尔指出的那样，要抵制欧美为民主、开放提出的要求，保护自身的旣得权益。
但是，在这种动向中，似乎还没有建立所谓"亚洲价值观"的实例。这种价值观能与历经数百年建立的西欧价值体系、哲学相匹敌，既明确又可为大多数国民所接受。那么，"亚洲价值观"究竟能够建立起来吗？在依据佛教、儒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各种各样的萨满教建立的价值观混杂在一起的亚洲，即使勉强尝试，恐怕也只会陷入自闭症式的穷途末路。
例如，有人在谦让、对他人的关爱这类美德中寻求"亚洲的价值观"。但是，这些美德不仅在西欧有，而且还是基督教、西欧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之一。还有人在多元主义、泛神论的传统中寻求"亚洲的价值观"。的确，与容易引起尖锐对立的一神论的欧美社会不同，"自我克制，调和利害冲突"----"和"是一种美德，但是，在这些美德中寻求"亚洲的价值观"恐怕也不会成功。因为模糊对立点、含糊其辞的暂时性解决同样也是欧盟的拿手好戏；而发生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时，青筋暴起，怒不可遏的现象，在亚洲国家也是一样的。
亚洲以"和"为贵，欧美则优先"个人"，这种陈旧的观念恐怕不是十分客观的见解。在亚洲国家日本，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在满员的通勤电车上，究竟有过"和"吗？真正的"和"只有在丰衣足食、居有定所、并有余裕承认他人为个人的时候才能够成立。没有"个"的"和"则隐藏着建立极权主义社会的危险。
还有很多观点认为，不把人与自然看作对立的事物，舍弃"自我"，顺其自然地生活就是"亚洲的价值观"。但是，顺其自然地生活就可以不顾婴儿的死活，放置不管吗？！即使在亚洲，自古以来执政者们就修水渠，筑堤防；人们还烧毁森林，开垦农田等等，不断与自然作斗争。
另外，印度哲学、密教中争取以"悟"感知"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也只能拯救一部分知识精英个人，而普通大众是根本无法追随的。神秘主义的价值观根本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亚洲还有一种佛教思想认为，在如来之前，没有"人知----人的知性"。这种思想也存在于基督教中。如果这种思想形成不可知主义，招致思想的停滞，就会阻止科学的进步，妨碍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即便是鼓吹不可知论的人，在地球毁灭的那一天，恐怕也会涌向人类知性的产物----宇宙飞船，试图逃往其他星球。有鉴于此，这种思想也不可能作为"亚洲的价值观"加以采用。
由此看来，试图追溯亚洲的古代，重新确立价值观的尝试也是无济于事的。亚洲社会不断变化，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似乎正在寻求其他的事物。当前，在亚洲，与400年前的西欧相同，经济发展带来的每个人的经济实力的提高，正在不断把人们从依附于社会、家庭的过度的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其结果产生的个人主义化倾向，与其说是来源于亚洲理论家们所说的"欧美文明的邪恶影响"，不如说是来源于人的本性，这是不能用人为的手段加以制止的。
在亚洲各国，有人指责"欧美个人主义的邪恶影响"是由于只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否定的一面。大多数欧美青年一到20岁就在精神上，而且还常常也在经济上独立，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去生活。他们学会了礼节，成为有教养的人。另外，在欧美社会中，个人主义的反面----对他人的关爱----博爱精神也因为基督教而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这些都被某些人忽视了。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欧美志愿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丽莎女士等等正是西欧文明的结晶。
欧美的个人主义并不像在亚洲被人指责的那样孕育了枯燥、堕落的社会。只要进入欧美的朋友圈就会感到，充满如此亲情的社会也是弥足珍贵的。在亚洲一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一种见解，即：针对欧美的"个人"，应该在亚洲突出家族。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与中国的宗族相比，在日本，父子两代人同居的家族是主流。因此在亚洲，"家族"的概念也是各种各样的。另外，在欧美的家族关系中，虽然没有孝顺父母、祖父母的习惯，但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非常自然、细腻，甚至超过亚洲的家庭。在亚洲，欧美电影等作品中的性、暴力的泛滥成为问题，但实际的欧美社会基本上是健全、质朴的。
正像青木保等人指出的那样，亚洲的新兴中产阶级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及文化，而且自我主张十分清晰明快。实际上，在外国的机场里，也很难从旅客的服装、言行上判断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人的出身。不过，人们认为，这种新的倾向基本上停留在风俗的层次上，新一代还没有自己的哲学和思想的脊柱。正因为如此，老一代人担心他们的自我主张容易沦为单纯的放纵与堕落。
在这种情况下，亚洲今天需要的不是紧紧抓住传统的价值观不放，人为地阻止社会的变化----如果这样做，只会引起新兴中产阶级以及青年的反抗----，而是需要寻求社会发展前景中应有的事物，即新的理想。这是因为失去传统的价值观、又没有理想的社会，在经济发展中就像是赌博集团，只会被赚钱搞得神魂颠倒，从而丧失人的尊严。

什么是可能的？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最近在自传中说："如果'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意味着：促进社会的多样化与个人选择的自由，对熟练的技能和勤奋的劳动提供正当的利益与回报，对国家过分的权力保持有效的制约，并且把私有财产广泛分配给每个人，那么这正是我所要维护的。"（日本经济新闻《我的履历书》）
这就是西欧近代市民社会的理想。这一理想在欧美也没有完全实现，而且，在知识精英以及不久以前的嬉皮士们看来，它是令人窒息的平等主义，散发着伪善的气味，从而遭到了反对。但是，在为绝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幸福这一点上，作为今天亚洲产业化社会应该争取实现的目标，也是足以值得追求的。
这样说，或许会被人们指责为那是在模仿欧美的价值观。但是，如果认为独立的个人自律地建立相互和谐、便于居住的社会是市民社会的理想，那么，这就与"鼓腹击壤"等东亚的价值观相差无几。另外，在平等主义的色彩很强这一点上，甚至可以说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的发展方式超过了欧美的市民社会模式。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发达国家方面往往不说自明地要求发展中国家首先采用近代价值观和制度，然后再开始发展经济。这种采取性急的发展程序的是非也是有必要再次商榷的。即使在西欧，为了普及普选权，从17世纪开始发展经济以来，实际上也花费了300多年的漫长岁月。在美国，直到最近，公民权问题还是一个很大的争议点。而价值观、制度的急剧转变则有可能加剧社会的不稳定。
我们要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立将逐步得到缓解，价值观也会随之改变，社会制度也会分阶段地获得改革。反之，经济的崩溃，将会激化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的对立，激化原教旨主义的活动。这在俄罗斯、南斯拉夫以及中近东的部分事例中是很明显的。为此，发达国家方面应该提出经验和智慧，避免近代西欧在长达400年的发展史中发生的纠纷与流血在其他地区重演，推进现代化。
如果把现阶段价值观的差异看作是永久性的，并据此制定外交政策，那么对立将永久不能消除。在协助后发展国家发展经济的同时，为了创造条件，也应该切实解决资源、能源、环境、人口等问题，这也许就是一条现实的道路。
另外，亚洲方面也必须充分注意防止过去的"反对欧美统治"转化为过分的自信。亚洲的经济发展依然包含着一些脆弱的因素，为了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稳定发展，还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此外，有些国家还没有解决国内结构性的收入差距及各阶层之间的贫富悬殊问题。我看与其高喊"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等情绪性的口号，不如争取实现自主性改革和建立全球性开放的合作关系。
目前，在欧美各国，很多20世纪建立的行之有效的价值观开始动摇。民族国家在经济无国境化与地区自治动向加强的趋势中，政党政治在社会多样化中，市民社会的小资产阶级的美好风俗的价值观在离婚增加、同性恋运动等感性的解放中，各自的有效性都遭到了质疑。
有趣的是，这种变化的一端在产业化开始仅仅不到120年的日本也出现了。后发展国家的变化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话，今后亚洲国家也逐渐会有可能与欧美发达国家一起亲身体验发展的同时，探讨在经济发展的彼岸出现的21世纪社会的形态。
例如，西欧的民主制度今后或许会因为社会的多样化、民间组织的发展、互联网等通信手段的发达而向直接民主制的方向转变。那时，亚洲各国也许会在民主制方面跨越19世纪和20世纪，一举实行21世纪的新制度。
这样做的结果，世界是否会失去多样性，缩编为单一的"21世纪后产业化社会"呢？的确，经济发展与丧失文化自主性特色的危险是一种二律背反，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充分尝够了它的味道。正像山崎正和指出的那样，实际上，这数百年来西欧发展的历史也就是那些扎根于农村社会和原始宗教文化中的自主性丧失的历史。
但是，即使观察一下人们常说的所谓"同一化"的西欧，也可以看到英、法、德所有的发展过程、以及现行的自由民主方式，实际上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1990年出版的E•托德的《新欧洲大全（日译名）》（藤原书店）指出，由于西欧传统家族关系的人类学类型不同，接受新教的程度以及自由与平等概念的内涵也存在着差异，这是饶有趣味的。即使看一看西欧所谓普遍的合理主义，也可以看出它在德国带有唯心论色彩，在法国具有合理唯物论特色，而在英国则是经验论色彩较浓，各具特色。
总而言之，即使经过了产业化，扎根于历史和风土人情中的民族特色也必然会在政治手法、艺术等方面遗留下来。迄今为止，在围绕"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中，可以看到人们对殖民地时期以来白人占优势的世界抱有反感。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应该具有更多的自信和余裕，为建设市民社会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点，社会是能够自行找到的，而不应该是当局强制的问题。

外务省文化交流部审议官 河东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