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河东自己的著作《外交官的工作》草思社）

下克上 梁山泊
外国人看到日本人在上司面前点头哈腰就会以为日本一定是个封建色彩浓厚的自上而下治理的国家。
其实，日本政府机构的微妙之处却是自下而上，并不是自上而下。现在，世界的变动日新月异，在这种生机勃勃的时代，虽然自上而下的事例也越来越多，但是，科长级干部依然还能发挥主导作用。
岂止是科长级干部，精力充沛的青年事务官也常常积极推进策划工作，直至实施。在这一点上，外务省充满了自由的气氛，时常有人善意地、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下克上"。

另外，在日本的政府机构里，各科是"大通间制"，即：各科设在没有隔墙的大通间办公室里。政府机构的定员、预算是规定的自不必说，就连每名事务官办公的标准面积也是一律有规定的，所以，各科只能设在大通间里。办公桌、椅子以及冰冷的金属箱柜摆满了大通间，仅留下了刚刚可以过人的通道，报纸、资料、办公自动化机器充斥了各个角落。

工作繁忙的时候，电话铃声响成一片。大家都是高声对话，整个大通间的气氛就像《水浒》中的梁山泊。
我在外务省大楼里工作的时候，一到傍晚空调就被关闭了，在夏季炎热的夜晚，要准备好国会答辩以及预算资料，苦不堪言。如果开窗户，蚊子就会飞进来。我至今还记得为了驱蚊，夏天窗边总是摆放着震动驱蚊器。

白天，电话不断，无法平静地阅读资料。但是，大通间也有好处，科长想着手做什么，正在考虑什么，身旁的同事正在做什么工作，有什么能力，都了如指掌，坐在那里就可以获得各种信息。
这与欧洲或俄罗斯的外交部门的单间办公室相比，哪种好一些，是难以一概而论的。但毫无疑问，大通间至少对训练年轻人很有利。我在欧洲某个国家工作时，事务官办公室都是单间，文件资料也都集中保管在某个房间的保险柜里。下班时间一到，秘书就回家了，那时就连急需的文件也无法取出了，弄得人哑口无言。

直到最近，外务省还是工作环境狭窄，而且会议室也不够。也许有人认为，外务省就是专搞国际会议和对外谈判的。其实，外务省内部开会以及邀请其他省厅人员前来开会更多一些。而能够召开此类会议的房间也不够，与外国举行会议或谈判的房间就更少了。所以，在计划举行会议或谈判时，首先要确认那一天会议室是否空着----这真是本末倒置了。

国会悲歌

外务省最繁重的工作之一就是有关国会的事务。国会开会的那一天，一大早大家就在外务大臣领导下，开始商讨国会答辩问题。首先由事务官宣读，或由大臣默读大家设定的质疑及其答辩方案，然后大臣询问不明之处、修改答辩方案，商讨就结束了。

但是，在商讨之前，准备答辩方案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前一天傍晚，外务省内广播用命令式的口吻通知全体工作人员："今天■科、□科、○科、●科、△科、▲科留下，制定国会答辩方案。其他各科有关负责人将今天晚上的联络方法通知国会组后可以回家。"

各科的反应有喜有悲。有的科认为"遭报应了"，于是，事务官们无可奈何三三两两地赶紧去吃晚饭。
广播一两个小时后，内阁官房、外务省负责国会的部门以及各科等，就把采访议员或议员秘书的结果作为第二天提出的设定质疑事项，分派给负责相关问题的省和科。
各科再把这些事项分给事务官----资深或专职人员，由他们拟就答辩方案。方案得到科长、局长的批准后，再分发给外务省内有关各局以及各省厅，征求意见，取得批准。如果只是草拟答辩方案还不算费时间，但是，因为要与其他省厅调整意见，所以最后拟定答辩内容要花费很多时间。

在没有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时代，外务省都是用电话向其他省厅宣读答辩方案的，对方作记录。现在省事多了，但是，真正的工作却是在这之后。
如果外务省的答辩方案与其他省厅的方针相左，其他省厅就会提出修改的要求。如果接受这些要求，那就必须再次取得科长、局长的批准，再次传达给其他各省厅。所以，无论哪个省，基本上都试图把其他省的意见拒之门外。

各省的山头意识都很强----如果被削减了权限，下一年度的预算、定员就会被削减----所以抵抗也很顽强。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拟定的答辩方案，就会长时间不予答复。如果你去催促，他们有时就会回答说"科长回家了，定不下来"。
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答辩方案就以"两种意见并列"的形式被提出，这样就容易形成实际做答辩的首相或外相必须当场决定取舍的局面。而把各省意见不一致的方案提交首相，又不作充分说明，仅表示"请自由决定采用哪个省的意见"，那么，这样做也太不负责任了，还会在关键时刻把首相秘书逼入困境。所以要尽量避免"两种意见并列"。

这种拟定国会答辩方案的工作一般都会持续到深夜。有的科负责国会极为关注的问题，会集中碰到十多种质询。为了一一拟定答辩意见，他们经常是第二天早晨六七点才能回家。
另外，外务省还必须通宵达旦向外相秘书官或首相秘书官家里发送答辩方案传真，以便秘书官一早起来就能过目，在上班的汽车中向上司说明问题。

为了尽量简化这项工作，有时会事先做好"国会答辩设想集"。例如：在日本与泰国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上，事务官首先设想各种质询，自己写出答辩草案，收集资料，整理出相关法律问题，并取得外务省内有关各科的同意。这样做就可以在实际提出同样质询时立即与相关省厅进行调整，以节省时间。
外务省与国会的关系还不仅限于此。作了局长级干部的人还要常常亲自站到国会答辩席上，作补充说明。质询涉及细节时，外相或他的秘书官会向你使眼色，你就要立即举手，叫一声"委员长"，要求发言，得到许可后，就走上答辩席去做说明。有的局长感到外相陷入窘境时，就会机智地自己主动举起手来，以扭转局面。
冷战时期，即使是论战，在外交问题上，自然就会取得一定成果。因此，也有打了一夜麻将后，第二天直接走到答辩席上口若悬河、精力过人的官员。
有的局长根本不带助理，也不从公文包中取出文件，就毫无顾忌地走上答辩席，侃侃而谈如行云流水，条理清晰。相反，有的局长因为惧怕在国会被骂得焦头烂额，前一天晚上就把文件一直铺到地板上，三番五次叫来有关负责官员，在办公室里加班到深夜。总之，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在外务省与国会、议员的关系上，日常接触十分重要。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谈判之际，协调国内各方面利益的往往是议员们。

而且，外务省要经常向国会外交委员会委员、各政党领导以及外交部会的议员们说明重要事项。否则，预算案、法案以至条约案都不会在国会获得通过。所以，国会召开会议期间，我经常在国会大厦或议员会馆的走廊中与外务省的同事们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