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让我们将明治以来的日本经济发展与英国产业革命的过程做一比较。后者有几点特征性因素，即：法制、尊重私有权、经商自由、技术传统。这些要素在江户时代（相当于清朝时期）已经出现，而且以儒教、佛教为基础的"勤劳道德（天道酬勤）"也已经普及。明治以后，株式会社制（股份公司制）也得到了普及，经济规模飞速扩大。另一方面，明治时期的日本与今天的中国不同，外资引进很少，而且几乎也没有日本人对外投资。
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在防止被西欧变为殖民地的同时，日本自己也创建了"国民国家"，以对外扩张作为国家目标。为此，国家和政府受到国民的尊重，但是，政府几乎没有直接干预企业活动。大部分日本企业并不是依靠政府或官员，而是依靠独自奋斗、出类拔萃的人才来经营的。在进行日中经济比较时，这是重大差异之一。
下面，我想分析一下日本经济发展的几个特点，验证一下日本经济与其说是按照所谓"东亚模式"，不如说是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而发展过来的这一论断。如果日本经济是像美国或苏联的日本专家言过其实断言的那样，是"政府主导"型经济，那么，日本的GDP会远比现在小得多。

（在精神层面，日本、中国、西欧的价值观混合，但私有权牢固）
日本的企业家各种各样，不拘一格。自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企业家们认为，他们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员工和他们的家属"经营公司的，这种奉公的意识是很强烈的。这是基于江户时代作为幕府的学术引进的儒教（朱子学）吧。另一方面，在培养精英的旧制高中学校、帝国大学里，西欧式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扎下了根。关于后者，外国完全没有认识到。
16世纪，日本丰臣秀吉剥夺了大名的土地所有权，把土地交给了实际耕田种地的农民（虽是这么说，实际上是为了让他们上税）。据认为，自那以来，私人所有权就很强韧了。为此，50多年无法修筑所需公路，此类的实例不胜枚举。如果过分保护私有权，就会阻碍经济发展，但总体来说，保护私有权在日本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日本是权威主义社会吗？）
日本的公司职员看起来有时对上司绝对服从，近乎卑躬屈膝。不少外国人因此就认为日本是权威主义社会。其实，日本社会实际上充满了相互矛盾的因素。公司职员在表面上表示服从上级，但不要忘记，政府部门或企业中的很多决定，是从下面，即：在基层骨干级别进行讨论、准备的。这有时被称为"下克上"，并由此，保持了组织的活力。另一方面，常常缺乏能够强有力地调整各部门要求和提案的领导人。
二战后，美国占领军标榜的"民主主义"，被偷换为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重视一致和过分重视平等、重视分配的集体主义观念。日本社会就是这样充满诸多相互矛盾的因素，这是无法用"东亚模式"一言以蔽之的。

（经济计划与产业政策）
二战后有一个时期，日本政府曾经公布过"五年计划"或"七年计划"。苏联将此歪曲为"计划经济"，并赞扬日本经济说"这是证明计划经济也可以获得发展的证据"。而今俄罗斯保守势力又在重复同样的误解。
但是，在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中，根本没有规定"哪些企业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以什么价格销售给谁、又从谁那里以什么价格购入多少原材料和零件、从哪家银行贷款多少"等等企业活动的各项指标。业务计划由企业依靠独自判断制定，并根据景气变化，即便在年度内，也会灵活修改应变。另一方面，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主要是有关增长率预想的内容，是用于制定国家预算中岁入和岁出的估算的。而且，计划与实际结果总是不同的。
在美国或苏联，曾有人断言，日本企业的技术开发是政府全面扶植的，这完全是言过其实。日本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预算支出是很大的，但是，企业的实用技术则是各企业背着竞争对手独自研发的。正如丹尼尔•冲本教授在其名著《通产省与高技术产业----孕育日本竞争力的机制》中指出的那样，政府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现在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另外，在二战结束后10年左右的期间里，日本政府实行了相当强硬的产业政策。当时，外汇全部集中在政府手里，只允许在企业进口先进机械设备时使用。对于这种进口设备，允许加速偿还。此外，当初还采取了预算资金集中用于煤炭、冶金部门的"向生产倾斜"的方式，促进了这两个部门的迅速恢复。不过，这种政策2年就停止了。

（许可、认可、限制、规范----行政部门的力量）
日本的企业按照不同领域接受政府金融厅（银行）、经济产业省（工矿业）、总务省（通信）、国土交通省（建设、运输）、厚生劳动省（药品、医疗）的指导。虽说是"指导"，但如上所述，并不是政府直接指挥企业的业务。各政府部门利用许可、认可、限制、规范等手段，引导企业向理想的方向发展。
在世界许多大企业竞争激烈、拥挤不堪的制造业领域，经济产业省（原通产省）的话语权逐年减少，有一个时期，人们甚至质疑它存在的意义。但是，在日本经济空洞化倾向增强、日本企业受到韩国和中国企业的巨大挑战的今天，经济产业省展示了日本经济的未来蓝图，正要承担起司令部的作用，以调整政策，引导日本企业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即便如此，政府部门可动用的手段还是很有限的。

（金融）
在发展中国家里，银行系统，特别是长期资本供给体制，往往比较薄弱。这也是造成1997年亚洲危机的背景之一。
二战前，日本的银行也很薄弱。战后，大藏省将银行与其它金融业务完全分离，并进一步以政府担保特别认可发行低息债券的几家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开发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等）为首，制定了城市银行、地方银行、面向中小企业的信用金库等的等级制度，在这些机构之间设置屏障，使其经营运作得以稳定。依靠这一措施，国民储蓄回流企业投资，从金融方面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城市银行可以多次更新短期融资，实质上很多都等于是长期贷款。另外，由于银行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所以贷款利率是很低的。就这样，日本企业得到了比必须分红的股份公司发行股份更为有利的银行融资，满足了它们的资金需求。
在英美国家，也是由于银行利率较高，往往是"直接金融"等于发行股票，筹集资金。他们也曾经迫使日本企业依赖发行股票，但那恐怕是出于希望增加投资日本股票、获得分红的机会等动机，因此，并不是英美方面的要求正确。德国的企业对银行融资的依存度也应该是很高的。

（与美国的共生关系）
如开篇所述，关于"东亚模式"、"市场经济模式"、"华盛顿协议"、"北京协议"的议论，是从侧面加强中美之间围绕人民币升值的是非和时期的争论的一种渲染。根据英国和日本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因素基本上是全世界共同的。中国政府也应该是知道这一点的。问题不是"东亚模式"正确与否，而是提高汇率的时机、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速度的问题。
日本自从对美贸易盈余急剧增加的1960年代后期开始，就受到提高日元汇率的压力，1971年缔结《史密森协定》，1985年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但是，在因《广场协议》彻底失去出口竞争力之前的长达20多年里，日本避开了迫使日元升值的压力。
美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利害冲突的漩涡。从中国进口给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了损害，但另一方面，也从通货膨胀中拯救了美国，滋润了进口企业。而且，美国企业本身在工会组织薄弱的中国进行生产，对本国"出口"，所以中国政府是容易避开美国的压力的。
东亚各国不能毫无意义的与美国对立。包括日本在内，东亚各国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在战后长达60多年的岁月中维护了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其本国市场也对东亚各国开放。东亚各国与美国处于紧密的"共生"关系之中，贸易摩擦必须通过相互让步来解决。